記者：《奇石》裡關於三峽大壩的其中一章中，你說："如果改革持續的時間再長一點，也許人們會抵制並質疑三峽工程。未來，當人們回首往事時，水庫中的死水將成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奇怪結合之時代的紀念碑"。你是在2004年左右寫了這篇文章，此後，改革又持續了20年。但你所預測的"抵制和質疑"並沒有發生。如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你如何重新評估你當年對中國局勢的看法？
何偉：這個時代的產生，是很令人訝異的事情之一。當年在90年代的時候，我們預想也許20年後政治會發生變化，對吧？尤其是教育已經發生巨變的情況下——我在涪陵教書的時候，每十二個適齡青年當中，只有一人能上大學，即8%左右。讀大學是很稀有的事情。現在這個比例超過了50%，也就是說大多數中國年輕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我認為，從來沒有一個社會，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在教育方面有如此迅速的進步。與此同時，物質生活上也獲得巨大提升。
所以自然而然地你會期望這些變化會引發政治上的轉變。但現在真要說轉變的話，那就是習近平治下的政制，在很多方面變得比我以前教書時更嚴密，更壓抑了。所以我認為在這點上是有點令人詫異。作為一個局外人，這是一件很難做判定的事情。我有時自問：這種局勢將會永久持續下去嗎？我是不信的。但同時，我相信無人能真正預測走勢。中國人現在擁有的信息更多、流動性更強、資源更豐富，但政治空間卻被限制，這二者之間的博奕，導致了社會中存在某種緊張態勢。這讓我不禁問道：這樣的局勢能持久嗎？
"我們正和整整一代中國專家失聯"
記者：一方面您的學生使用 VPN——甚至大學也在鼓勵學生翻牆；但另一方面，外在的政治環境卻在不斷收緊。您在書中使用過這個短語，中國社會的"精神分裂性質"：中國人變得越來越自由化，而社會變得越來越極權化。這種"分裂"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何偉：它引致緊張對峙局勢。人們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與外界的聯繫越來越多，在旅行時也與外界有直接交流。然而，他們身處的體系卻越來越嚴苛。一般人的直覺是這種情況無法維持下去，某些事情必須在某個時候改變。但很難看出有什麼改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而且似乎不會馬上出現。但肯定有緊張的跡象。
我看得出來，2019年至2021年我接觸過的年輕人比他們的上一代人更加有覺醒。我的印象是，比起上一代，他們也不那麼地狹隘愛國。我們通常有這樣一種認知，以為年輕的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極端高漲，都是以網絡攻擊而聞名的"小粉紅"。老實說，我覺得這是誇張了。以我親身的教學經歷來看，我沒有察覺到那種極端愛國主義的鋒芒。事實上，這種愛國主義反而是在90年代更甚。我覺得90年代學生的愛國情操更狹隘，他們也更敏感。如果我談論被視為敏感的事情，或者他們覺得不尊重中國的事情，他們會更容易生氣。
所以問題是，這些更加世故和更加有覺悟的年輕人，他們會在這個限制他們表達和限制他們參與政治的體制中快樂多久？
記者：你提到了一些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除了翻牆、小粉紅，你在書中也提過，獨生子女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小皇帝"......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些，多虧有你，有這本書，以及美國志願者組織和平隊的中國項目。但隨著美中關係日趨惡化，兩國脫鉤的討論漸增，我們如何能夠有更多的渠道，讓更多像你這樣的人向雙方展示美國和中國的真實面貌？
何偉：是的，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你知道的，當我在90年代去中國，我是被和平隊(Peace Corps)派去的，和平隊出色地將來自不同背景的美國人帶到了中國。我們當中的不少人茁壯發展，在華建立了關係網，成為長期從事與中國相關事務的人士。當年還有一個富布賴特計劃（Fulbright Program），該計劃派遣年輕和年長的美國人、美國學者去中國和香港進行研究。這兩個項目現在都沒了，取消這兩項目是美國政府的決定，被川普政府取消的。
於我而言，這個決定根本說不通，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我們需要了解中國，即便我們不關心中國好壞，即使你對中國心存警惕和疑慮，我們也需要理解中國，需要獲取有關中國的信息。但現在我們沒有這些我們應有的信息，因為我們正漸漸和整整一代的中國專家失聯。所以我認為這真是一場危機。政府需要想方設法鼓勵美國年輕人去中國。我記得最近好像只有大約一千名美國學生在中國學習，而同時，幾乎有30萬中國學生在美留學。中國人在這裡研究美國，學習融入美國社會，理所應當。同理，美國人也應該到中國去做同樣的事情。所以我們真的需要關注這個問題並找到解決的辦法。政府自打一開始就不應該取消和平隊的中國項目，也不應該取消富布賴特計劃。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應該恢復這些項目。
記者：我們談到了脫鉤。在《中國的巴比松》一文中，你介紹了浙江一位專為外國客戶創作的畫家，對於所畫的異域風情一竅不通，甚至會把美國農場當作經濟開發區；而在地球另一邊，畫作的原型——猶他州——其居民對這位中國畫家的故事絲毫不感興趣......如果全球化"勾連"並未能彌合兩國之間的文化鴻溝，那麼"脫鉤"又真的會對中美溝通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嗎？
何偉：脫鉤是一種幻想。目前中美兩國經濟體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緊密到......我舉一個例子，我住成都那時，我寫過一篇關於一位企業家的文章，他在亞馬遜上賣鞋，非常便宜的跑鞋，在亞馬遜上賣給美國消費者。當川普政府向美國公民發放刺激計劃支票時，你可以立竿見影地看到對跑鞋銷量的影響。
有一次我去拜訪那位企業家，他跟我說："美國政府剛剛又寄出了新一輪的支票"。我說："不對，政府只發了一輪"。企業家回應道："但我的銷售額顯示，美國剛又發了錢"。第二天，我收到通知，說我美國科羅拉多州家中的信箱剛收到一張支票。我這才知道，原來是政府給第一次沒有收到錢的人又寄了一遍。你看，我還不清不楚的時候，這位中國的商家都比我先知道了。他英語寫作還行，但口語不太好，我們總是用中文交流，他也從來沒有去過美國。但因為他的生意與美國緊密連結，美國的政策波動對他的商業活動產生了即時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時置身於一個很詭異的處境，一方面中美兩國在經濟上骨肉相連，但這並不代表中美人民真正互相理解，這就引申出問題所在：我們需要有人與人之間在地的親身接觸，需要兩國的人民相互對話，溝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設法鼓勵美國人赴華學習中文，就像中國人努力赴美學習英文一樣。這點很重要。所謂交流，是要雙向的。
何偉："如果時光倒流，你在90年代跟當年的我說，未來的中國新一代會有這樣的價值觀，我是不會信的"。（伍檫愙攝）
"人們不想要習近平治下的高壓社會"
記者：不僅中美關係相互交織，埃及和中國也是密不可分。在您的《長眠者：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當中，你說"在埃及和中國之間，我更喜歡後者，因為後者是具有體系的威權主義，而埃及是缺乏體系的威權主義"。在經歷了中國疫情和封城封控後，您還認同您當年寫的這段話嗎？
何偉：我想表達的是，埃及的混亂程度有點可怕。我在那裡的時候正值政治不穩定時期，政治暴力事件頻發。這有點令人恐懼。實際上在那段時期，你可以看到人們受傷，有許多記者死亡。所以，這與中國體制相比，風險和挑戰程度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我當然希望看到這兩個國家的體制更加開放。我認為埃及最缺乏的一點——我經常寫的——那就是他們只是表面上有很多政治變化，比如穆巴拉克被趕下台，然後穆爾西上台，然後穆爾西又被趕下台，塞西上台，但這些表面上的政治變動並沒有帶來社會、經濟和教育上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