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欽佩中國，至少中國有這些變革。例如，看看過去50年的中國，你會說，中國的確確提高了婦女的地位，有更多的在職女性。農村人過去看不起女性，但到了2000年代，情況已經大為改觀，因為年輕女性在成功的工廠經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然後你再看看教育，現在受教育的中國人的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埃及沒有實現這樣的改變。所以至少在這一點上是件好事，對吧？
我們觀察中國，有很多事情的確讓我們感到失望。固然，我們期盼看到改變，期盼更多致力於保護基本人權和政治表達權的人士參與政治，而不想要這種習近平治下的壓迫性的環境，但至少中國已經取得了經濟和教育上一定程度的進步。教育很重要，真的是至關重要。這讓我對中國的前途更加樂觀。而在埃及，我很難對未來感到樂觀，因為你根本看不到一個能夠顯著改善人們生活品質的體系。它似乎只是始終如一地維持著低水平發展、低教育水準、低女性參與度和低素質勞動力。中國的變化沒有在埃及發生。
記者：埃及有政治變革，但缺乏社會革命；中國是相反，社會變革很徹底，但缺乏政治變革。你對中國前路樂觀，但政治變革的出路在何方？
何偉：我是謹慎地樂觀。我認為這一時刻大多數人對中國並非樂觀，而是非常悲觀。我則不是那麼悲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與90年代的人保持著緊密聯絡——我們相識25年了——而我與在2019年至2021年認識的人也保持著密切聯繫。就90年代的這群人而言，他們當中我實在想不出有哪一位，思想變得更加封閉，變得更加無知的。恰恰相反，這些年來他們變得更加有覺悟，他們接收的信息變得更可靠。當我們討論觀點時，他們比以往更理性。就這點而言，肯定是讓我對這個國家的好感大增。
而我在2019-21年教過的學生，不僅他們的才能頗為令人驚嘆，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視角觀點和判斷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夠改變這個體制，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體制以各種方式壓倒了最才華橫溢的個體，即使是最敬業、最有遠見的人也會被體制壓垮，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每當我看到這些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才幹、能量和能力時，這確實給我帶來一些謹慎的樂觀。
需要謹記的是，歷史上我們真的找不到像這樣的中國模式。如今的中國不是1976年的中國，也不是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它也不是蘇聯模式，它跟其他任何一種專制制度都不一樣。雖然它有一個非常僵化的專制政治體制，但其經濟和教育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這是史無前例的。再者，大量中國年輕人走出國門看世界，數目之大，嘆為觀止。所以我們真不知道前路會往哪個方向走，我們必須對所有可能性持開放態度。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自以為是，以為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好起來。中國現在正處於艱難時期這是肯定的，但我抱有希望，她會往更好的方向走。
"世代間的觀念轉變令人難以置信"
記者：的確，新書《異鄉之江》提到，你在1990年代的學生和2019級學生的兩代人中做了一個關於對性少數LGBTQ族群態度的問卷調查，兩代之間的差異是驚人的。
何偉：是的。這其實是最重大的熱點之一。有時我會在大學裡做問卷，因為我想在課堂上進行辯論，好讓學生使用英語並提升思辨能力，我想到的一個辯論話題是同性婚姻。中國應有同性婚姻嗎？這應該合法化嗎？我把問卷調查發給學生，以便了解他們的意見，然後計劃就此在課堂進行辯論。我當時還拿捏不准，不知到這是否有點太敏感了。沒想到私下調查結果出來，很驚人，因為超過85%的學生說，"我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一個要辯的問題。所以最後辯論會沒有開成，因為民意太往一邊倒了。
我向1990年代的學生問過同樣的問題，結果幾乎完全相反，超過85%的學生表示反對。他們往往會說"這太噁心了"，"同性婚姻是絕不可能的"。他們對同性戀、性少數問題有非常傳統的、過時的觀念。我四川大學的年輕學生常說，"我常與父母爭論同性婚姻這一議題，他們真的不理解"、"我告訴他們是否同性沒關係。我有公開的同性戀、雙性戀朋友，完全沒問題"、"是不是同性戀，我都不介意。這很正常，並不困擾我"。但他們的父母往往仍然有陳舊的觀念。從中你可以看到代際觀念發生了一個很大的逆轉，相當難以置信。如果時光倒流，你在90年代跟當年的我說，未來的中國新一代會有這樣的價值觀，我是不會信的。
但這只是個人層面的思想變化，與此同時在政策層面，政府確實鎮壓了各種包括性少數的社會活動團體。就像許多其他關注人權或以社會為導向的非政府組織一樣，他們中的許多LGBTQ人士成為了打擊目標。所以政府對這些團體的支持並不多。但至少在個人層面，年輕人是開放的。
記者：回到科羅拉多之後，你注意到中美兩國人民的一大區別是，美國人特別喜歡講述故事，對他們自己的人生和社區的介紹滔滔不絕；而中國人更傾向於提問和傾聽，對自己的生活的敘述反而是較為沉默，謙卑。你認為中國政治變革的緩慢有多大程度上是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的？
何偉：這跟個人主義是有關係。傳統個人主義思想在美國是很普遍的。中國以前都是以"公體"為主，重視集體主義，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我在涪陵的時候，我問我的學生關於他們家庭的問題，他們說"父母在家裡很少講往事，如果問關於以前的事情，他們也不會講得很詳細"。那一代人的父母在文革期間或者是大躍進期間經歷了很多不幸的事情，生活很艱苦。這也是中國的一個傳統：以前如果有什麼負面的經歷，你閉口不言。
我在川大的學生，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會說"我小的時候父母會經常講述他們年輕時的經驗"。為什麼？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是流動人口，進城裡，去找工作，去受教育...這些對於他們來說是好的變化，所以這樣正面，愉快的故事他們會說。
何偉："所以問題是，這些更加世故和更加有覺悟的年輕人，他們會在這個限制他們表達和限制他們參與政治的體制中快樂多久"？（伍檫愙攝）
記者：您還有其他離開中國後，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後產生的感悟嗎？
何偉：我太太也是一名記者。我們倆都在90年代和2000年代的中國待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知道那是一個特殊的時刻，一段不尋常的時期。在其他國家待過一段時間後，我更加欣賞珍惜那特殊性。中國正在上演的大步發展，以及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所擁有的那種活力，在歷史上並不常見。你知道，這些速度驚人的大轉身，大規模的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蛻變為城市人口、教育的改觀並不總會發生。我也因此對中國獲得了更好的理解。
我非常欽佩普羅大眾中國人的奉獻精神。社會的各個層面人們都願意努力工作。這聽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並不容易。譬如在美國，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的美國人也能吃苦耐勞，這沒錯。但在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皆是如此。即便是那些沒有受過特別教育的人做著普通的工作，也是非常刻苦，兢兢業業，令我不得不佩服。正是這種人力資源和能量，成就了今天的中國。
但在埃及，情況並非如此。埃及人沒什麼動力，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往往是你工作很久了，但卻無太大進展。反觀過去30年的中國社會中，人們深知只要你投入就會有產出。如果你辛勤工作，你就會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成長，在心理上的回報和滿足感也會更多。
記者：我有點意外的是，你在新書第一章便提到了習近平下的政治環境。您是不是已經沒有計劃在中國出版了？
何偉：我以前的書有三本在中國出版了，只有一本出不了——《甲骨文》是在台灣而不是在大陸出版的。這本新書，在中國當然是出不了的。甚至現在連我有關埃及的書也不能在中國大陸出了。那本書有關中國的東西很少，但是現在中國對所有的東西都特別特別敏感。我在書中描寫了政變——埃及的政變，不是關於中國的。但是中國的一個出版社編輯告訴我，"這本書我出不了。原因是你寫了埃及的政變，我們的政府也怕。他們怕的是這個詞"。2010年我在中國第一次出版的時候，很多東西都可以寫，但是現在是越來越敏感了。
記者：既然不計劃出版，那麼這有沒有令你在創作的時候感到更自由？
何偉：我寫書都一樣。我寫的是英語，不會去管中國的政治環境，不會去想這個問題。我在寫第一本書《江城》的時候——我是在98年99年的時候寫的普通人的生活——我那時就估計中國的老百姓不感興趣。其他書也是一樣。不管中國的政治環境是這樣或那樣，我沒所謂。我要寫自己喜歡的，真實的東西。所以如果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當然是好事，但如果出不來我也無所謂。例如說《甲骨文》在中國大陸看不了，但在台灣，很多中國的讀者也是可以看的。還有盜版的，在網上可以找得到。
記者：下一步怎麼走，會回中國嗎？
何偉：近期可能不會。出於個人原因，因為我的女兒現在正在上高中。你懂的，多數中國人都建議不要去中國念高中，準備高考對我的女兒沒有任何好處。所以她們現在在美國的教育體制里，在美國上高中，我們本身就是一向計劃在她們高中階段返美。但在將來，我預計在某個時候我會重返中國，但那不會是一兩年內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