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張放逃亡之前留影
張放，女，原名張瑛華，浙江上虞人，1928年3月5日出生於上海。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開除出共產黨並從機關下放工廠勞動，1963年3月起在北京二龍路中學任教，是英語教師。1966年文革初期和當年九月份遭到紅衛兵毒打。1968年5月為逃避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殘酷迫害，逃到河南新鄉市她的學生李雪麗家避難。不料在新鄉受到了更加令人髮指的摧殘，於5月19日自殺，年僅40歲。
文革前張放在政治運動中遭到的迫害
文革中張放受到殘酷迫害與「四清」運動的工作組向師生公布她的個人履歷有直接關係。1964年11月「四清」工作組進駐二龍路中學，張放向工作組陳述了自己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黨籍的經過，申訴蒙受的冤屈，希望能得到幫助。可是工作組認為她搞翻案活動，竟把她的個人履歷全部透露到師生員工中去了。張放履歷的下面兩個「問題」就成為了文革中她的「罪狀」。
1、在「老三反」運動中替《皖北日報》負責人王維辯護。
1945年6月17日張放在上海大同附中二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年僅17歲。1947年1月她考取了上海光華大學外文系，由於參加「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罷課運動被開除了學籍，又於1947年暑假考入復旦大學外文系，仍是復旦大學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各項運動的積極參加者。1948年，張放服從黨組織的安排放棄了復旦大學的學籍於年底到達皖北解放區宿縣。1949年4月她被分配到華東大學皖北分校工作，同年8月又被調到合肥《皖北日報》，先後擔任助理編輯、記者、編輯等職，在《皖北日報》工作到1952年7月，被調回上海任《華東郵電工人報》代總編輯。同年11月調北京中國郵電工會任國際聯絡部秘書。
在1951年冬到1952年秋的「老三反」運動中，《皖北日報》主要負責人王維被打成「老虎」，張放對這一假案公開表示懷疑。王維的夫人楊琪華1992年在《悠悠寸草心》一文中回憶了「打虎」運動的殘酷：
省委考慮《安徽日報》早在原《皖北日報》基礎上建立的，王維對報社幹部情況比較了解，要王維暫留合肥，幫助報社領導運動。沒料到王維因打不出「老虎」被當作「思想老虎」，靠邊檢查，省委新派來的領導運動的人，搞「逼供信」，逼出一個「以王維為首的大貪污大盜竊集團」。這個大假案牽連了幾十個人，我的弟弟雖已入朝參戰，也被調回後方審查。「打虎」隊到上海搜集材料，向我媽媽誘供逼供，把我媽媽響應政府號召賣金首飾給人民銀行的單據，作為我們販賣黃金的證據。還把我們托人帶到上海的「風雞」，拍了照片，說這是販運鴉片煙的工具。這時，上海的「三反」運動也搞得很緊張，我娘家附近的永安公司一帶，就有人從高樓上跳下自殺。
張放對這一假案公開說出看法，因此被指責為思想右傾受到嚴厲的批判。
2、1958年被開除黨籍。
1957年反右運動初期黨開展整風時，張放找當時的郵電工會主席李景韓談了自己對黨風的意見。李要求她把意見寫成大字報貼出來帶動大家幫助黨整風。張放信以為真，貼出了大字報，結果又為此付出代價，成了「向党進攻」的典型。她被批判、圍攻，做了無數次檢查僅得以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被開除黨籍下放到工廠勞動。
文革中（1966年至1968年）張放遭受的迫害
當時的國家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與張放母校都是上海大同中學，早年在皖北革命根據地時他們也曾是同事。60年代北京的學校需要英文教師，1963年黃辛白就把在工廠勞動的張放介紹到與國家教育部辦公地點一牆之隔的北京二龍路中學擔任了英語教師。1966年6月文革一開始，黃辛白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遭到鬥爭，早已是普通中學教師的張放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在北京的學校里，紅衛兵大搞「紅色恐怖」，各個學校的學生紅衛兵肆無忌憚地打老師。有目擊者告訴筆者，張放在「運動初期被打得很慘」，「浸到鄭王府的水井裡，然後再撈上來。」她的女兒唐津津當時只有12歲，她記得母親的頭髮被紅衛兵和造反派剪掉，一片片露出頭皮，上街時必須用圍巾包住。為了掩蓋這頭髮帶來的恥辱，她曾經偷過鄰家的一條剪掉的發辨，幫助媽媽纏在頭上。2007年說起這件事時她淚流滿面。
當年張放曾向自己年幼的孩子講過受到的迫害，她的兒子唐今陽記得，她說過在1966年打人最厲害的是韓海峰，還有個女生叫魯梅，用針扎她，不讓她睡覺。
張放不堪忍受迫害，曾在1966年文革初期逃往丈夫的家鄉無錫農村，在那裡住了將近兩個月，其間從無錫去過住在上海的哥哥家，希望哥哥收留她。張放的哥哥居住在上海新閘路8號，房屋簡陋不隔音，兄妹的談話隨時可能被別人聽見，這使她的哥哥異常緊張。上海的局勢也很險惡，張放的哥哥只收留了她一個夜晚。張放只得又回到無錫農村。
在張放躲到無錫的日子裡，二龍路中學的紅衛兵在北京抄了張放的家，為首的是高二學生韓海峰。他們問張放跑到哪裡去了，把家翻得亂七八糟，還在門口貼滿了大字報。張放的丈夫唐九旭寫信把抄家的情況告訴了無錫的哥哥，他的哥哥非常害怕，他沒有讓張放看信，只告訴她北京希望她回去，還在恐慌中私下燒毀了張放帶去藏匿的小說手稿《春天的搖籃》，那是她寫的自傳小說。
1966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張放讀後相信黨的政策，於9月19日返回了學校。誰知返回幾小時後，即遭到學校當權一伙人的審訊毒打。他們把張放關在一間屋子裡強迫她跪下，張放和他們的講政策，他們即以帶銅圈的皮帶和電線扭成的鞭子抽打她，直打得她頭臉流血，遍體青紫。這以後，他們把張放編入勞改一隊，強迫她去安定農場勞動改造。在農場裡，她從早到晚被迫進行繁重勞動，多次受到人身侮辱和殘害。她被剃了光頭，被鞭打，被踩在地下，被火燒頭皮，被演習活埋，被拋在化糞池裡。
2006年初，78歲的二龍路中學退休校長徐丕凱在輪椅中接受採訪時，老淚縱橫地回憶了以下的事實：1966年國慶節前夕，作為「牛鬼蛇神」的一批教師由紅衛兵押到京郊安定農場勞改。他們不僅被迫繁重勞動，還被本校紅衛兵和廣州八一中學的紅衛兵任意批鬥、侮辱和毒打。紅衛兵把徐丕凱、張放等人活埋，即埋在坑裡填上土，再挖出來。然後幾個紅衛兵抬著身材瘦小的張放，喊著「一二三」，將張放拋進兩、三米深的大糞坑。張放滿身糞污爬出來後，他們又抬起她喊著「一二三」，再扔回糞坑。徐實在看不下去，說，「她有錯誤，你們可以批判。請不要這樣對待她。」於是紅衛兵怒斥徐包庇牛鬼蛇神，將徐雙手綁上（沒有綁在樹上）當活靶子練刺殺。他們用和真步槍一樣大小的長木槍向徐前胸狠戳猛捅，造成徐數根肋骨骨折。
1966年10月份，張放被押回，在市內治病。她的丈夫唐九旭回憶，「她從安定勞改回來，弄了一身病。我帶她去郵電醫院看病。那時候她這樣的情況看病要找人，我就找了個造反派身份的大夫，因為是我們的郵電系統，我還有一點認識的人。那個大夫說她有了內傷，還開了一周病假。張放和我商量，看看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躲。我就想到了我哥哥在安徽的女兒，她在一個銅礦。」
張放第二次逃亡還是先到無錫老家，由丈夫的哥哥陪同去安徽銅礦的侄女那裡。那一次是在西直門站上車，唐九旭和兩個孩子都去送行。當時她的頭髮是剪光了的。
1967年春天，二龍路中學的學生負責人肖英路遇唐九旭時，告訴他希望張放回校「複課鬧革命」。唐九旭領取了張放逃亡期間的工資。張放回到學校參加了一段時間的「複課鬧革命」。
據說，這段時間教師需要報名，自己選一個教學班去「接受革命小將的教育」。教師們爭先選擇學生比較溫和的班以求安全。張放就在自己的教學班裡「複課」，她和這個班的學生原來關係很好，學生都喜歡她。但是在這「接受革命小將的教育」階段，教師毫無尊嚴可言，處境相當困難。學生不僅對教師直呼姓名，還可以任意給他們改名字。告訴筆者她的學生們「溫和」的那位女老師，當年就被學生擅自改了名字叫「劉為民」，那並不是她的名字，但是學生就用這個名字把她呼來喚去。但比起遭到毆打當然就不算什麼了。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來臨以後，軍宣隊進了校，運動的政策使社會氣氛中瀰漫著新的恐怖。張放感覺到「學校里的人們又都不理她了」。她怕遭到新一輪的迫害，決定再次逃亡。這次她決定去新鄉找她的學生李雪麗。
1967年的李雪麗
援救張放的學生李雪麗
李雪麗，女，1950年生，北京市人，1964年至1966年是北京二龍路中學的初中學生，住在西四羊肉胡同內北錢串胡同，生前曾是新鄉市無線電元件二廠工人。2005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
李雪麗的學習成績不太好，在班裡很不起眼。但她的同學回憶，她對待同學、老師友善，生活能力也很強，愛勞動，很會做家務。
李雪麗的父母離異，按照當年的說法，她的生父「有歷史問題」。李雪麗的姐姐回憶，李雪麗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在學校受到過圍攻，被人叫做「國民黨的狗崽子」，這樣的事情當時非常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