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美國：8月23日RFK Jr在亞利桑那州背書川普總統。甘迺迪家族的家國情懷在小甘迺迪身上得到傳承，這又將是一位會被歷史銘記，在關鍵時刻救美國的甘迺迪。「我背叛自己從記事時候就開始效忠的民主黨」，「暫停競選，正式背書川普總統」。他將從10個搖擺州的選票上撤下名字，只在非搖擺州保持競選。跟川普總統攜手，打造治療美國兒童、成年人慢性病的政治遺產，是他決定背書川普的最重要考慮，其他加上俄烏戰爭和反審查機器。
對應字幕翻譯：
對不起，讓大家久等了。16個月前，也就是在2023年4月，我宣布競選美國總統。我作為一名民主黨人開始了這段旅程，民主黨是我父親和我叔叔的政黨，是我在尚未到法定投票年齡時就已經宣誓效忠的政黨。我在1960年六歲時參加了我的第一次民主黨大會，當時的民主黨是憲法和民權的捍衛者，民主黨反對威權主義、反對審查制度、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不公正的戰爭。我們是勞動階級的政黨，是透明政府的政黨，是環境保護的倡導者。我們的政黨是對抗大金主和企業權力的堡壘，名副其實地是民主的政黨。
正如你們所知，我在十月份離開了這個政黨，因為它已經與我成長時的核心價值觀背道而馳，變成了戰爭、審查、腐敗、大藥廠、大科技、大銀行和大金錢的政黨。當民主黨通過取消初選來掩蓋現任總統的認知能力衰退，從而背棄了民主時，我決定作為一名獨立候選人競選總統。美國主流政治和新聞界嘲笑我的決定，傳統經驗認為，作為獨立候選人甚至連獲得選票的機會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州都有一堆難以克服的規則來阻止收集簽名。我需要超過一百萬個簽名，這是歷史上任何總統候選人都未曾實現過的目標。此外，我還需要一個由律師組成的團隊和數百萬美元來應對來自民主黨的所有法律挑戰。批評者告訴我們，我們是在攀登一座不可征服的「玻璃山」。
因此，我首先要告訴你們的是，我們證明了他們的錯誤。我們成功了，因為在主串流媒體的視野之外，我們激發了一場龐大的獨立政治運動，超過10萬名志願者迅速行動起來，希望能夠扭轉我們國家的衰退。許多人每天工作10小時，有時在暴風雪和酷暑中，他們犧牲了家庭時間、個人承諾和睡眠，一月又一月地被共同願景所激勵，這個願景就是讓我們國家擺脫分裂。他們在教堂和農貿市場設置了攤位，在猶他州和新罕布夏州的志願者們甚至在暴風雪中收集簽名，勸說每個支持者在寒冷的天氣中停下來摘下手套並簽上清晰的名字。在內華達州的熱浪中，我遇到了一位高大健壯的志願者，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在117華氏度（約47.2攝氏度）的高溫下收集簽名，體重減輕了25磅。為了資助這一努力，年輕的美國人捐出了他們的午餐錢，老年人放棄了部分社會保障金。我們在50個州的組織收集了數百萬個簽名，甚至更多。在美國政治歷史上，沒有任何總統競選活動做到過這一點。
所以，我要感謝所有那些敬業的志願者，並祝賀協調這次巨大後勤工作的競選團隊。你們的成就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你們把我帶上了那座「玻璃山」，你們創造了一個奇蹟，你們實現了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我對你們深表感激，而且永遠不會忘記你們，不僅是因為你們為我的競選所做的一切，還因為你們為了熱愛我們的國家所做出的犧牲。你們向所有人展示了，民主在這裡仍然是可能的，它仍然在被忽視的帷幕下，在官方和機構腐敗的陰影中繼續生存，在理想主義者的能量中茁壯成長。今天，我在這裡告訴你們，我絕不會讓你們的努力白費。我在這裡告訴你們，我將利用你們的巨大成就來服務於我們共同的理想，和平、繁榮、自由、健康的理想，這些都是激勵我競選的理想。我今天在這裡描述了你們通過你們的承諾和辛勤勞動所開啟的前進道路。
我相信在一個誠實的制度中，我本應贏得選舉。在一個我父親和叔叔們茁壯成長的制度中，一個有公開辯論、公平初選、定期安排的辯論、公平初選和真正獨立媒體的制度中，一個沒有政府宣傳和審查的獨立媒體的制度中，一個非黨派的法院和選舉委員會的制度中，一切都會有所不同。畢竟，民調一直顯示我在支持率上領先於其他候選人，並且在對決中也領先於他們。但我很遺憾地說，儘管民主在基層可能仍然活著，但它在我們的政治機構、我們的媒體和我們的政府中幾乎已成為一個口號，最讓我難過的是，在我心目中，民主黨也不再是真正的民主黨。
為了拯救民主，民主黨致力於拆解民主。由於對其候選人能否在公平選舉中獲勝缺乏信心，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對川普總統和我進行了持續的法律戰。每次我們的志願者交上那些用來獲取選票所需的高堆簽名盒時，DNC都會把我們拖入法庭，試圖抹去他們的工作，顛覆那些簽署請願書的選民的意願。DNC利用他們支持的法官將我和其他候選人踢出選票，並試圖將川普總統投入監獄。它進行了一場虛假的初選，目的是防止對拜登總統的任何嚴肅挑戰。隨後，當一場可預見的拙劣辯論表現引發了對拜登總統的宮廷政變時，同樣的DNC幕後操縱者在沒有選舉的情況下任命了他的繼任者。他們任命了一位非常不受選民歡迎的候選人，她在2020年選舉中未能贏得一個代表席位。我的叔叔和父親都喜歡辯論，他們為自己能在思想交鋒中與任何對手針鋒相對而感到自豪，他們會對一位像哈里斯副總統那樣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感到震驚，因為她在35天內沒有出現在任何一次訪談中，也沒有與選民進行一次即興對話。這是極不民主的。人們如何在不了解自己在選擇什麼的情況下做出選擇？這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又會是什麼樣子？我的父親和叔叔都很清楚美國在國外形象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國家在民主的模板、民主進程的典範以及自由世界領袖方面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DNC和其媒體工具通過精心設計的手段，使哈里斯副總統的受歡迎度激增，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空無一物的基礎上。沒有政策，沒有訪談，沒有辯論，只有煙霧彈、鏡花水月和氣球，就像在芝加哥精心製作的一場馬戲表演。在芝加哥，民主黨的演講者在第一天就提到了川普147次。哦，當你有川普可恨時，誰還需要政策呢？相比之下，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拜登總統在四天內只被提及了兩次。我每天都接受採訪，你們中的許多人也採訪過我，任何人提出請求都可以採訪我，有些日子我一天要接受多達十次採訪。事實上，曾獲得提名並贏得選舉的川普總統每天也都接受採訪。
民主黨是如何選擇了一位在整個競選周期中從未接受過一次採訪或辯論的候選人的呢？我們知道答案。他們通過將政府機構武器化實現了這一點，他們通過放棄民主實現了這一點，他們通過起訴反對派和剝奪美國選民的權利實現了這一點。
讓我最擔憂的並不是民主黨如何處理內部事務或管理其候選人，而是他們對審查制度和媒體控制的訴諸，以及對聯邦機構的武器化。當一位美國總統與媒體公司合謀，或直接脅迫它們審查政治言論時，這是對我們最神聖的權利——言論自由的攻擊，而正是這一權利支撐著我們所有其他憲法權利。
拜登總統嘲笑普京在俄羅斯選舉中獲得的88%的壓倒性勝利，指出普京和他的政黨控制了俄羅斯的媒體，並且普京阻止了嚴肅的反對派出現在選票上。但在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也阻止了反對派出現在選票上，我們的電視網絡則暴露了媒體是民主黨的工具。在長達一年多的競選活動中，當我的民調有時達到20%以上時，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聯手主串流媒體網絡對我的採訪幾乎完全封鎖。1992年，在羅斯·佩羅為期10個月的總統競選期間，他在主流網絡上接受了34次採訪。相比之下，自我宣布競選以來的16個月裡，ABC、NBC、CBS、MSNBC和CNN加起來只給了我兩次直播採訪機會。
這些電視新聞網反而持續不斷地播放帶有不準確、惡毒和誹謗性內容的報導。這些網絡媒體中的一些還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合謀，將我排除在辯論舞台之外。這些網絡媒體的代表此刻就在這個房間裡，我只想花一點時間，請你們考慮一下你們的機構在這一神聖責任上的放棄——即自由新聞的職責，去捍衛民主，並時刻挑戰執政黨。你們的機構本應保持對權力的健康懷疑態度，而不是成為政府的喉舌和權力的記錄員。雖然你們並未單獨導致美國民主的衰退，但你們本可以阻止它。
民主黨對社交媒體的審查更是赤裸裸地行使行政權力。本周，聯邦法官特里·多蒂（Terry Dodie）支持我對拜登總統的禁令（injunction），稱白宮的審查項目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第一修正案侵犯」。多蒂之前的155頁判決詳細描述了拜登總統在宣誓就職後僅37小時，他和他的白宮就開通了一個入口網站，並邀請 CIA、FBI、DHS、IRS等其他機構進入，對我和其他在社交媒體上持不同政見的人進行審查。即使到今天，用戶嘗試將我的競選視頻發布到Facebook或YouTube時，仍然會收到消息稱該內容違反了社區標準。就在多蒂法官本周作出裁決的兩天後，Facebook仍然在一份在線請願書上貼上警告標籤，該請願書呼籲ABC將我納入即將舉行的辯論。他們稱這違反了社區標準。
主串流媒體曾經是第一修正案和民主原則的守護者，但如今它也加入了對民主的系統性攻擊。媒體為其審查辯護，理由是打擊錯誤信息。但政府和壓迫者不會審查謊言，他們不害怕謊言，他們害怕真相，這就是他們審查的原因。我不希望這些聽起來像是個人抱怨，因為它不是。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旅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我自願參與的旅程。但我需要作出這些觀察，因為我認為它們對我們作為公民和民主的一部分，評估我們國家現狀以及我們的民主現狀至關重要，並且評估我們在全球作為假設的領導者，以及我們是否仍然是這個國家民主的典範，還是我們已經把它變成了一個笑話。
好消息是，雖然主串流媒體剝奪了我一個重要的平台，但它們並沒有關閉我的思想，特別是在年輕選民和獨立選民中，感謝自媒體，這些思想得到了蓬勃發展。幾個月前，我承諾過，如果我成為「攪局者」，我會退出競選。「攪局者」是指改變選舉結果但沒有獲勝機會的人。在我內心深處，面對這種持續不斷的系統性審查和媒體控制，我不再相信自己有現實的選舉勝利之路。所以，我出於良心不能繼續要求我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長時間工作，或者要求我的捐助者繼續捐款，因為我無法誠實地告訴他們我有真正的通往白宮的道路。
此外，我們的民調數據顯示，如果我繼續在戰場州的選票上，我很可能將選舉交給我在最生死攸關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的民主黨——審查、戰爭和長期疾病。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並沒有終止我的競選活動，我只是暫停它而已，不是結束它。我的名字仍然會出現在大多數州的選票上。如果你住在藍州，你可以投票給我，而不會傷害或幫助川普總統或哈里斯副總統。在紅色州也是如此，我鼓勵你們投票給我。如果足夠多的人投票給我，且沒有一個主要黨派候選人贏得270張選票，這在事實上是可能的。今天我們的民調顯示他們的票數可能會打平，269比269，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會在最後選舉中仍然進入白宮。
但是，在大約10個我可能成為「攪局者」的戰場州，我將撤下我的名字，並且我已經開始了這個過程，呼籲選民不要為我投票。我是懷著勝利的感覺，而不是失敗的感覺，暫停我的競選活動。我們不僅做了不可能的事情，收集了一百萬個簽名，我們還永久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對話——慢性病、言論自由、政府腐敗、擺脫對戰爭的依賴，已經成為政治的中心。我可以對所有在過去一年半里辛勤工作的人說：「謝謝你們，工作完成得很好。」
三個偉大的事業促使我參加這場競選，這些也是說服我離開民主黨、作為獨立候選人競選並現在支持川普總統的主要原因。它們分別是：言論自由、烏克蘭戰爭和對我們孩子的戰爭。我已經描述了我與政府審查工業綜合體的一些個人經歷和鬥爭。現在我想說幾句關於烏克蘭戰爭的話。軍工複合體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熟悉的漫畫式辯解，就像他們對每一場戰爭所做的那樣，這場戰爭是為了阻止超級惡棍弗拉基米爾·普京入侵烏克蘭，並阻止他像希特勒一樣橫掃歐洲。
事實上，烏克蘭是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為實現美國全球霸權而發起的地緣政治鬥爭中的代理人。我並不是為普京入侵烏克蘭辯護，他本可以有其他選擇，但這場戰爭是俄羅斯對美國魯莽的將北約擴展至俄羅斯周圍的新保守主義項目的可預見反應，這是一個敵對行為。媒體很少向美國人解釋，我們單方面退出了與俄羅斯的兩項中程核武器條約，然後在羅馬尼亞和波蘭部署了核飛彈防禦系統，這是一種敵對行為。拜登政府一再拒絕俄羅斯的和平解決戰爭的提議，這場烏克蘭戰爭始於2014年，當時美國機構推翻了烏克蘭的民選政府，並安裝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該政府對烏克蘭的俄羅斯族人發動了致命的內戰。
2019年，美國放棄了一項由歐洲國家促成的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和平協議——明斯克協議。然後在2022年4月，我們希望戰爭繼續。2022年4月，拜登總統派鮑里斯·詹森前往烏克蘭，迫使澤連斯基總統撕毀他與俄羅斯人已經簽署的和平協議，而當時俄羅斯軍隊已經開始從基輔、頓巴斯和盧甘斯克撤退。那項和平協議本可以為該地區帶來和平，並允許頓巴斯繼續成為烏克蘭的一部分。拜登總統當月表示，他在戰爭中的目標是改變俄羅斯政權。他的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同時解釋說，美國在戰爭中的目的是消耗俄羅斯軍隊，使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戰鬥能力減弱。這些目標當然與他們告訴美國人保護烏克蘭主權無關。烏克蘭在這場戰爭中是受害者，是西方的受害者。自那以後，隨著協議被撕毀、迫使澤連斯基撕毀協議以來，我們和俄羅斯、西方國家都在浪費烏克蘭年輕人的生命，多達60萬烏克蘭青年以及10多萬俄羅斯青年，他們都應該得到我們的哀悼，如今卻已逝去。烏克蘭的基礎設施也被摧毀，這場戰爭對我們的國家也是一場災難，我們已經浪費了近2000億美元，這些錢原本可以用於我們全國各地正在受苦的社區。
北溪管道的破壞和制裁摧毀了歐洲的工業基礎，而這一基礎曾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支柱。一個強大的、擁有強大工業的德國對俄羅斯是一個更強大的威懾力量，而一個去工業化的德國則只是美國軍事基地的延伸。
我們把俄羅斯推向了與中國和伊朗的災難性聯盟。我們比1962年以來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核衝突的邊緣，而白宮的新保守派們似乎對此毫不關心。我們的道德權威和經濟都已搖搖欲墜，而這場戰爭引發了金磚國家的崛起，現在金磚國家威脅著要取代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對於我們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場一等一的災難。
根據昨晚在芝加哥的好戰演講，我們可以推測哈里斯總統將成為這一以及其他新保守主義軍事冒險的熱情倡導者。而川普總統表示，他將重新開啟與普京總統的談判，並在他上任後立即結束這場戰爭，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讓我支持他的競選活動。
去年夏天，似乎沒有任何候選人願意通過談判快速結束糧食戰爭，解決慢性病流行問題，保護言論自由和憲法自由，清除政府中的企業影響，或挑戰新保守主義者及其無休止的軍事冒險主義議程。但現在，兩位候選人中的一位已將這些問題作為他自己的議題，甚至邀請我加入他的政府。當然，我指的是唐納德·川普。
在川普總統險些逃過暗殺的兩小時內，CI的M先生就打電話給我。當時我在拉斯維加斯。M先生是食品安全、土壤再生以及結束正在摧毀美國健康並破壞經濟的慢性病流行的首要倡導者。他揭露了FDA、NIH、HHS和USDA內部腐敗導致了流行病。從一開始，M先生就時不時為我的競選提供關於這些問題的建議，而這些問題也是我過去20年來的主要關注點。當那天M先生告訴我他也在為川普總統提供建議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告訴我，川普總統迫切想與我討論慢性病和其他議題，並探索合作的途徑。他問我是否願意接聽總統的電話。幾分鐘後，川普總統給我打了電話，第二天我就與他見了面。幾周後，我又在佛羅里達州與川普總統、他的家庭成員和最親密的顧問們進行了一系列長時間的深入討論。在這些會議中，我驚訝地發現我們在許多關鍵問題上意見一致。
在這些會議中，他提議我們作為聯合的黨派合作。我們談論了亞伯拉罕·林肯的「對手團隊」。這種安排將允許我們在意見分歧的問題上公開或私下進行激烈爭論，但在我們意見一致的生存問題上共同努力。儘管我對他的第一屆政府期間的許多政策進行了猛烈批評，但我們在其他關鍵問題上是一致的，比如結束永遠的戰爭，結束兒童疾病流行，保護邊界，保護言論自由，解開公司對我們監管機構的控制，讓美國情報機構不再從事宣傳、審查、監視美國人以及干涉我們的選舉。
在與川普總統的第一次討論後，我試圖與副總統哈里斯進行類似的討論，但未成功。哈里斯副總統拒絕與我會面，甚至不願與我交談。暫停我的競選活動對我來說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但我確信這是結束烏克蘭戰爭，結束慢性病流行，保護言論自由的最佳希望。我感到有道德義務利用這個機會來拯救數百萬美國兒童。
也許有些人還沒有意識到我們兒童健康狀況的嚴峻性和慢性病的普遍性，我建議你們觀看卡爾森博士最近與M先生及其姐姐凱西·M博士的採訪，她是斯坦福醫學院的優秀畢業生。這是一個比任何文化戰爭問題更直接、更緊迫地影響我們的議題，也是我們痴迷且正在撕裂國家的所有其他問題中最重要的議題，因此它有可能將我們團結起來。
讓我分享一些我認為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緊迫的原因。我們在醫療保健上的支出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是歐洲支出的兩倍，但我們的健康結果卻是世界上最差的。我們在健康結果上排在第79位，落後於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和蒙古等國家。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一樣背負著如此沉重的慢性病負擔，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的死亡人數是世界上最高的。我們占全球新冠死亡人數的16%，但我們只占全球人口的4.2%。CDC表示，這是因為我們是地球上最多病的國家，我們的慢性病率是地球上最高的，平均每個死於新冠的美國人都有3.8種慢性病。所以這些人都是免疫系統崩潰、線粒體功能失調的人，沒有其他國家有這樣的情況。
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和兒童患有慢性健康問題，而50年前這個數字還不到1%。我們已經從1%上升到66%，現在74%的美國人超重或肥胖，50%的孩子也是如此。120年前，當有人肥胖時，他們會被送到馬戲團，甚至會有案例報告他們。肥胖在日本幾乎是未知的，兒童肥胖率為3%，而在美國則為50%。一半的美國人患有糖尿病前期或2型糖尿病。當我叔叔是總統時，我還是個孩子，青少年糖尿病幾乎不存在。一個典型的兒科醫生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可能只見過一個糖尿病病例，而現在，每三個走進他辦公室的孩子中就有一個是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患者。導致糖尿病的線粒體疾病也會導致阿爾茨海默病，而阿爾茨海默病現在被分類為糖尿病，這每年給這個國家帶來的成本已經超過了我們的軍事預算。
我們正在經歷一種我小時候從未見過的神經系統疾病爆發：注意力缺陷障礙（AD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言語延遲、語言延遲、妥瑞氏綜合症、自閉症譜系障礙（ASD）、阿斯伯格症候群等等。2000年，自閉症的發生率是1/1500，而根據CDC的數據，現在孩子中的自閉症發生率已經達到1/36。在加州，每22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患有自閉症。這是一場危機，77%的孩子由於殘疾而無法參軍。我們的國家到底怎麼了，為什麼這些問題沒有每天占據頭條新聞？
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正在經歷這樣的危機，這隻發生在美國。約18%的美國青少年現在患有脂肪肝疾病——這意味著每五個青少年中就有一個。小時候，這種疾病只會影響那些晚期的老年酗酒者。癌症的發病率正在急劇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年輕人的癌症發病率上升了79%。四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正在服用抗抑鬱藥，40%的青少年有心理健康診斷，15%的高中生正在服用阿德拉爾，50萬兒童正在服用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痛苦？我可以指出兩個罪魁禍首。首先，也是最糟糕的，是超加工食品。大約70%的美國兒童飲食是超加工食品，這意味著這些食品是由工廠工業化製造的。這些食品主要由加工糖、超加工穀物和種子油組成。許多以前為香菸行業工作的實驗室科學家——香菸行業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收購了所有大食品公司——研究出了使這些食品更具成癮性的化學物質。這些成分在100年前並不存在，人類在生物學上也沒有適應食用這些成分。如今，歐洲已禁止使用數百種這樣的化學物質，但它們在美國的加工食品中卻無處不在。
第二個罪魁禍首是我們食物、藥品和環境中的有毒化學物質。農藥、食品添加劑、藥物和有毒廢物滲透到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中。對我們孩子細胞和激素的攻擊是無情的。僅舉一個問題，許多這些化學物質會增加雌激素水平。由於孩子們攝入了大量的激素干擾物，美國的青春期開始年齡已經提前到10到13歲，比1900年女孩開始青春期的時間提前了六年。我們國家現在是地球上青春期開始最早的國家，這並不是因為營養改善——這並不正常。乳腺癌也是一種與雌激素有關的疾病，現在每八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患上乳腺癌。我們正在大規模地毒害所有的孩子和成年人。
考慮到這種慢性疾病流行所造成的嚴重人類代價，提及它對經濟的損害幾乎顯得粗魯，但我必須說，它正在嚴重削弱國家的財力。當我叔叔擔任總統時，政府在慢性疾病上的花費為零。今天，政府在醫療保健上的支出幾乎全部用於慢性疾病，且其金額是軍事預算的兩倍，這是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慢性疾病對整個經濟的成本至少是4萬億美元——相當於我們軍事預算的五倍，這是對我們所有行動和願望的20%的拖累。
少數族裔社區所受的影響尤為嚴重。那些關心多樣性、公平性、包容性或任何形式偏見的人應該知道，這種影響遠遠超越了其他任何問題。我們正在系統性地毒害這個國家的貧困人口和少數族裔。行業遊說者確保食品券和學校午餐計劃中的大部分食品——約70%——都是加工食品。這些食品中沒有蔬菜，根本不是你願意吃的東西。我們正在毒害我們貧窮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慢性病負擔是我們國家中任何群體中最高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同樣的食品行業遊說者確保幾乎所有的農業補貼都流向了為加工食品行業提供原料的商品作物。這些政策正在摧毀小農場並破壞我們的土壤。我們給菸草的補貼大約是水果和蔬菜的八倍。如果我們想要一個健康的國家，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好消息是，我們可以迅速改變這一切。美國可以再次變得健康。為此，我們需要做三件事：
我們需要根除我們衛生機構中的腐敗。
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中的激勵措施。
我們需要激勵美國人再次追求健康。
80%的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項目都涉及利益衝突。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喬·拜登剛剛任命到NIH新小組決定食品建議的人，都是來自加工食品行業的。他們是決定美國人聽到什麼是健康，什麼進入我們的學校午餐計劃、婦女嬰兒兒童計劃（WIC）和食品券計劃的人。這些機構——FDA、USDA和CDC——都被巨大的營利性公司所控制。75%的FDA資金不來自納稅人，而是來自製藥公司。製藥公司的高管、顧問和遊說者在這些機構之間來回流動。
在川普總統的支持下，我將改變這一切。我們將用誠實的科學家和醫生來填補這些機構，他們將不再受制於行業資金。我們將確保消費者、醫生和患者的決策由無偏見的科學來指導。對製藥行業來說，一個生病的孩子是最好的事情。當美國的孩子或成年人患上慢性病時，他們會被終身使用藥物。想像一下，當醫療保險開始支付每月1,500美元的OIC藥物費用時會發生什麼，而這種藥物現在被推薦給年僅六歲的兒童，用於治療一種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肥胖症，而100年前幾乎不存在這種疾病。現在74%的美國人都肥胖，如果他們都服用這種藥物，每年的成本將達到3萬億美元。
這是一個由歐洲最大的公司諾華諾德生產的藥物。這是一家丹麥公司，而丹麥政府並不推薦使用這種藥物，而是推薦通過改變飲食和鍛鍊來治療肥胖症。而在我們國家，現在的建議是讓六歲的孩子使用OIC。諾華諾德是歐洲最大的公司，其幾乎全部價值都基於其在美國銷售這種藥物的預期。而食品遊說者現在在國會面前提交了一項法案，由白宮、副總統哈里斯和總統拜登支持，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這是一個將使我們國家破產的3萬億美元的成本。
我們可以用一小部分的資金為每個美國家庭購買有機食品，每天三餐，並徹底消除糖尿病。我們將把健康食品帶回學校午餐中，停止用我們的農業補貼來資助最差的食品，我們將把有毒化學物質從我們的食品中清除出去，我們將改革整個食品系統。為此，我們需要華盛頓的新領導層，因為不幸的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與大食品生產商、大製藥公司和大農業企業勾結在一起，這些企業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要捐助者之一。副總統哈里斯對解決這一問題毫無興趣，民主黨再執政四年將完成企業和新保守勢力的整合，而我們的孩子將是最受苦的群體。
20年前，我並不是因為選擇或願意才參與慢性病問題的，而是這個問題幾乎是強加給我的。這本該是環保運動的核心問題，當時我是其中的核心領導者，但所有機構，包括國家地理協會（NGS），都忽視了這個問題，他們本該保護我們的孩子免受毒素的侵害。這是一個被遺棄的問題，而孤兒是我的一種弱點。我看著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越來越病態。我有11個兄弟姐妹，自己也有7個孩子，我意識到他們的課堂上和他們朋友身上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看到這些生病的孩子，這一代的孩子幾乎都受到了傷害，而掌權者似乎沒有人關心或注意到。
19年來，我每天早晨祈禱，希望上帝能把我放在一個能夠結束這場災難的位置上。慢性病危機是我參選總統的主要原因之一，與結束審查制度和烏克蘭戰爭一起。這也是我做出暫停競選並支持川普總統的痛苦決定的原因。這一決定對我來說是痛苦的，因為它給我的妻子、孩子和朋友帶來了困難，但我確信這是我註定要做的事情，這種確信讓我在風暴中也能保持內心的平靜。
如果我有機會解決慢性病危機並改革我們的食品生產，我承諾在兩年內我們將看到慢性病負擔顯著減輕，我們將讓美國人再次健康起來。在四年內，美國將成為一個健康的國家，我們將更強大、更有韌性、更樂觀、更幸福。我不會在這方面失敗。
最終，無論結果如何，未來都在上帝的手中，也在美國選民和川普總統的手中。如果川普總統當選並履行他的諾言，現今讓國家士氣低落並導致破產的巨大慢性病負擔將會消失。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精神之旅。我通過深刻的祈禱和嚴謹的邏輯做出了這個決定。我問自己，必須做出哪些選擇才能最大化我拯救美國孩子並恢復國家健康的機會？我感覺如果我拒絕這個機會，我將無法面對自己，因為我知道我本可以挽救無數孩子的生命，並扭轉這個國家的慢性病流行。
我已經70歲了，也許還有十年能夠發揮作用。我無法想像哈里斯總統會允許我或其他任何人解決這些問題。再過八年的哈里斯總統，任何解決問題的機會都將永遠從我手中溜走。川普總統告訴我，他希望這成為他的政治遺產。我選擇相信這次他會履行諾言。他的兒子、他最大的捐助者和最親密的朋友都支持這一目標。
加入川普競選團隊對我的妻子和孩子來說將是一個艱難的犧牲，但如果有哪怕一絲挽救這些孩子的機會，這也是值得的。最終，唯一能拯救我們的國家和孩子的是我們選擇愛我們的孩子勝過彼此的仇恨。這就是我發起競選以團結美國的原因。
我的父親和叔叔之所以在國家的性格上留下了如此持久的印記，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們推行了哪些具體政策，而是因為他們能夠激發人們對國家的深刻熱愛，並強化我們作為一個由理想維繫的國家共同體的自我認知。他們能夠將他們的愛融入普通美國人的意圖和心靈中，並團結起一個全國性的民粹主義運動，無論是黑人和白人，還是西班牙裔，美國的城市和鄉村人們都被這種情感和愛所激勵，並對未來充滿希望，這種善意的文化從他們的記憶中延續至今。
這是我競選的精神，也是我打算帶入川普總統競選的精神。取代分裂和極化，我將訴諸於團結我們的價值觀，以及如果我們不再彼此攻擊可以共同實現的目標。對所有美國人來說，最具團結意義的主題就是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如果我們現在團結起來圍繞這個問題，我們終於可以給予他們應得的保護、健康和未來。
非常感謝大家。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