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王藥雨，1904年生於天津桃源沽，國人熟知的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爺爺是中醫。父親自幼跟爺爺學醫，後經人推薦，入南開大學任職，並半工半讀選學中醫藥，曾隨美國植物考察團在中國境內考察中草藥物的分布情況。1928年又師從中醫學泰斗張錫純。張是中西醫學匯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醫結合，有巨著《醫學折衷參西錄》行世，曾列名當時的中國四大名醫。其間，父親還結識了北京名醫孔伯華、施今墨等國手。
1930年，父親應恩師孔伯華之邀，到北京北國醫學院任教，1932年轉入施今墨的華北國醫學院任教，主講《傷寒論》，同時主編《明日醫藥》雜誌。該雜誌力倡中西醫結合，名噪一時，影響海內外。抗戰爆發，國府遷都重慶，父親到陪都羅家垻籌辦藥廠，專門研製中成藥。其中健胃靈最為成功，深受軍民好評。不久，藥廠成為日本飛機攻擊的目標，被炸彈夷為平地。父親一身是債，跑到昆明去當坐堂郎中。雲南是中國最大的中草藥生產地和集散地，父親研製的許多著名中成藥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1954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請施今墨主持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父親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親自批條，在安定門內前肖家胡同三號撥出三間北房，作為父親的住宅。
父親無論何時都注重儀表，中式上衣配西褲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頗有紳士風度。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內和小朋友玩彈球，父親腋下夾著一卷草黃色宣紙向我走來，說道：「虎兒，快回家幫我做點事！」回到家中，父親把宣紙攤在桌上，備好筆墨，吩咐說：「替你老爸寫份大字報。」父親書法極好，一手飄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己為什麼不寫？我有些納悶兒。十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張大字報的背景。反右來了，單位領導要父親給共產黨提意見，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黨委書記因此找到父親談話。由於擔心落下抵制運動的罪名，父親無奈之下決定寫一篇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先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後建議主管業務的領導選拔多少懂點醫學知識或學歷高一些的人來學習中醫。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父親的大字報被指控為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惡毒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年底，父親被打成中右，降三級，發配至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父親所在的農工民主黨也馬上開除了父親的黨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親臨終前，又接到該黨恢復其黨籍的書面通知。
父親醫術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譽為神醫。1960年大饑荒，青海少數民族牧區肝炎、黃膽病、浮腫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授意青海省委書記高鋒進行調查，任務落實到省人民醫院。院黨委書記李子彬掛帥，父親王藥雨為考察團技術顧問，一行幾十人迅速奔赴牧區。
半月之後，考察結束（1961年電影新聞紀錄片有報導）。李子彬讓父親執筆寫考察報告，要如實呈報，不迴避飢餓造成死亡的事實。父親不從，堅持從純醫學角度就事論事，力避使用「飢餓所致」之類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為不滿，大談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說敢為。父親無奈之下說出自己的心裡話：「李書記，我為什麼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黨委書記，你比我更清楚反右鬥爭。我吸取教訓了，不想再犯錯誤。」李子彬書記妥協了，決定同時寫兩份考察報告。一份由他本人執筆，直來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飢餓，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飢餓。父親的那份報告則諱莫如深，只說百姓缺乏營養，全篇不見「飢餓」二字。報告轉呈到蘭州時，兩位來此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看到了，將其捅到北京。
此時正當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各地大批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各單位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留黨查看，貶至黑龍江雙鴨山礦務局當總務處長。父親則因報告避重就輕耍滑頭，得到新任省委書記的賞識和表揚。在舉家遷往東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親到家中吃晚飯。倆人邊喝酒邊傾談，李子彬說：「王醫生，看來我們共產黨是不讓人講真話了！你說真話成了右派分子，我說真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唉，今後誰還敢講真話？這樣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如何得了喲！」父親不接話茬，只是說：「李書記，我們今天只喝酒，不談時事。」從此，一個黨委書記和一個右派知識分子成為終生的莫逆之交。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