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親自主持、依其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制播的影片中，一開頭戴蒙的紐幾內亞朋友就問他：「為什麼白人有這麼多好物，而我們紐幾內亞人這麼少？」
這個問題乍聽之下平淡無奇，但卻很可能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長期經濟成長與發展的來源到底是什麼？一千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準並未有太大的差異，為什麼一千年後，美國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五十倍？而非洲大部分國家每人平均國民所得都不超過一千美元？是因為工業革命嗎？那為什麼它發生在英國而不是中國或非洲？國家要如何才能持續的發展？怎樣的國家會走向衰敗？難怪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曾說：「一旦開始思考經濟成長的起源，你就很難再想別的問題了！」
地理環境決定一切？
戴蒙在他的書中，提供了一個簡潔有力的答案：「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切。」（翻成白話就是：一切都是命！）九千年前，幸運住在肥沃新月的人們，從採集進入了農耕，並且學會了種植與馴化如馬、豬等野生動物，農業生產力增加的結果，讓人類有更多精力發展更複雜的文化、技術與社會結構；而歐亞大陸的橫向連結，有別於美洲或非洲大陸的縱向連結，因不需橫跨不同緯度（因此沒有氣候適應的問題），也讓整個交流（不論是貿易、戰爭、技術或疾病及其抵抗力）與發展相對容易。這個一開始的起點優勢（head start）經過長時期的正向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不斷累積後，到十五世紀，已經足以支持歐亞以槍炮與病菌殖民美洲與非洲，開展五百年的霸權，而這一切都是一開始的地理環境所造成！
這個理論看來非常吸引人，一些學者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沙克斯（Sachs）也持相同的看法，但是有人或許會問：「那為什麼過去五百年來歐洲的發展領先亞洲？而許多地理文化環境幾乎完全相同的地方如南北朝鮮、甚至是美墨邊境上僅一牆之隔的兩個小城鎮，在今天的發展卻如此不同？」
笨蛋！問題在制度！
艾塞默魯和羅賓森以兩人十五年來共同研究的成果，回答了這個問題：不是地理環境，而是制度──是我們如何組織社會來生產並分配資源的制度過程，決定了我們今天是否繁榮昌盛！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決定國家走向興盛或衰敗的最大原因。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則必然走向衰敗。兩人在書中將此二者定義為廣納型（inclusive，或也可譯為涵納）和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作者即以這兩個概念貫穿全書，討論社會科學中最重要也困難的問題之一：什麼原因決定了國家的制度選擇？這個選擇的長期後果又是什麼？
書中列舉出許多歷史實例來反覆闡述這組核心概念。兩人論證「廣納型的經濟制度」會與「民主且重視多元價值的廣納型政治制度」形成良性循環、相互支持。書中以英國光榮革命為例，從以議會為主要政治權力運作場域開始，經過代表社會各個勢力相互制衡的動態政治過程（雖然其中或有你死我活，試圖為自己團體設立掠奪型制度的鬥爭）之後，形成了廣納性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良性循環，也對日後工業革命的誕生及英國的發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反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則會與「榨取型的經濟制度」相互唱和，形成惡性循環，即使短期之內會有經濟成長，但必然無法持續。
另外，這些制度的影響，也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影響深遠。書中也引用兩位皆於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的新秀努恩（Nathan Nunn）與戴爾（Melissa Dell）的研究來支持此一論點。努恩整理四百年前非洲黑奴買賣運送的資料發現，「當年」輸出越多奴隸的地區，「現在」的經濟發展越差。或許有人會問：「說不定此一相關是因為越貧窮地區輸出越多奴隸的緣故。」但是其實正好相反──奴隸輸出是與該地區跟港口的距離有關（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即是以港口距離作為工具變數）。依照他的估計，如果當年沒有奴隸貿易，非洲現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距會縮小百分之七十！另外，由於當時黑奴大部分是被親友或他族拐騙強擄，因此時至今日，對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受到當年奴隸交易的影響！戴爾則是以西班牙殖民秘魯境內時所實行的原住民強迫奴役制度（稱之為米塔﹝mita﹞）為研究對象，發現即使到了今天，在米塔邊界線（此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回歸不連續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兩邊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都仍然有不小的差異！
另外，他們在書中也從許多面向來討論制度是如何形成。其中包括：在國家面臨十字路口時，些微的差異（如十七世紀的英國與西班牙）可能就會導致不同的抉擇。透過蝴蝶效應，數百年後兩國樣貌就會大不相同。而有豐沛自然資源的國家，有時也會受到此一恩賜的詛咒。更重要的是，政治菁英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扮演的是阻力而非助力的角色！這些推論過程與歷史事實的連結，在書中俯拾皆是，展現了兩位作者博覽群書、旁徵博引的功力！我想我就不要再爆雷，把這些閱讀的樂趣留給讀者吧！
而這些論點，其實也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聯合國和其他非營利組織該如何協助貧窮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學者如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抱怨：現在有太多的研究能量花在西方能提供協助的小事上──要發放多少蚊帳來防治瘧疾？發放多少保險套來防範愛滋病？發多少免費課本來增加教育程度？但是對於更重要的大問題研究卻相對稀少。我們或許該問：是什麼樣的制度，讓這個國家走到現在這個地步？哪一些制度改革，可以改變該地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那再多的援助（這也是聯合國目前的標準做法──邀請安潔莉娜裘莉和U2樂團主唱BONO送愛心到非洲）不但無濟於事，也有可能帶來反效果！事實上努恩和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就發現，「糧食援助」反而會使非洲發生內戰的機率增加！
嚴謹學術研究結果支撐的論點
不過，有挑剔習慣或社會科學背景的讀者或許會抱怨，許多例子雖然有趣且引用得宜，但是不免讓人有事後合理化（ex post rationalization）之感：既然廣納是好的，那現在發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結構一定就是廣納型的，也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開始廣納型制度的歷史起始點，反之亦然。會讓人有此感覺是因為這本書主要設定的是一般讀者群，因此將枯燥且複雜的統計結果或數學模型推論直接跳過，但是書中的結論，都是經同儕激烈爭辯、審查後出版的嚴謹學術成果，而這些過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儘可能將作者的循環論證減到最低。我在此就舉兩個例子加以仔細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