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讓我們來細讀兩人在二○○一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這是他們兩人一開始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這一整支文獻的重要起點。在這篇文章中，他們首先問道：
許多學者都已有共識，重視財產權保護、實施較少效率扭曲的政策，以及有較佳政治制度設計的國家，會藉由將資源更有效率地投注在人力資源、實體資本和基礎建設的改善上，持續的推動經濟發展；而直接觀察世界各國的資料，也的確可以發現「財產權保護指標」與「每人平均國民所得」之間的確是有正相關的。看起來理論與資料相互契合，結論也是我們所樂見的，那到底有什麼好擔心的？
然而任何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都會告訴你：「相關不等於因果」，財產權保護與國民所得的正相關「不代表」改善財產權就會增加經濟成長。《蘋果橘子經濟學》中提到「警察越多的地方犯罪率越高」現象的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建立並維繫一個好的財產權制度，是需要投入許多資源的（想像法院、警察以及各種典章制度所需的成本），因此制度與國民所得之間的正向關係，有可能只是富裕國家較有資源負擔較佳的制度而已。另外，也有可能是這些國家在其他條件上的不同（比如說人民較為勤奮正直，或天然資源豐富），同時讓制度變好以及所得增加所致。此即是所謂的反向因果關係（reversed causality）與遺漏變數（omitted variable），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那麼上述的觀察就只是虛假相關而已。
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內生性問題」，而解決之道即是找到一個只會透過改變制度來影響國民所得的「工具變數」。讀者可以想像，上帝站在地球儀前面替每個國家擲銅板，正面就給好制度，反面則反之，這樣的隨機實驗就可以保證觀察到的制度與所得的相關，一定是「因果」！現實世界中的確存在這類似上帝之手的工具變數，但是並不好找。兩位作者最大貢獻在於：他們以「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工具變數，成功的解決了內生性的問題。他們發現，在瘧疾與黃熱病越猖獗之處，由於歐洲人越難在該地移民紮根，因此越容易設計一個榨取式的殖民體系，將重心放在如何將殖民地資源提取為母國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較容易將母國較好的財產保護、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過來。即使是在殖民地獨立後，新興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會因為改變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來在殖民政權下就已經與原來制度發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關係，而直接接收原本制度，這種路徑相依的特性，使得當時設立的制度持續存在，對今天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而這裡所謂的「殖民地死亡率」就是一個絕佳的工具變數！這篇文章十年來已經被引用超過六千次，其影響力可見一般。
同時，另一篇「西方為何讓更多民眾可以投票」（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則是從政治菁英和民眾間的策略性互動，來研究投票權（民主）如何產生，以及其後果為何。這雖然是一篇相對複雜的數學模型論文，但是結論卻是相對直覺：政治菁英之所以願意開啟政治改革釋放權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愛護人民，而是因為害怕社會不滿情緒蔓延，造成動盪甚至革命，進而損及他們利益的緣故。那為什麼結果不是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前提下進行重分配？比如說，不釋出投票權，但是答應每人每年加發十公斤豬肉？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承諾是不可信的（not credible）：一旦示威群眾從廣場散去，要再集結起來就幾乎不可能，掌權者當然就也不必信守承諾了。倒推回來，群眾就必須堅持下去，直至合理可信的安排出現為止。而當政治制度將更多人納進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時，此一廣納式的安排，也就增加重分配政策出現的機率，並減少社會的不平等。閱讀至此，對台灣一九八○年代開始的民主化過程，與接著下來的社會福利擴張相對照，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這兩篇文章其實就是兩位作者一起研究的起點，書中所使用的廣納與榨取二詞，也是由此演化而來。
除了計量分析的嚴謹外，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旁徵博引的史實，更讓人佩服兩位作者的寫作功力！當討論到殖民地死亡率的問題時，他們就舉了兩個有趣的例子：第一個是十七世紀的一批宗教移民，在最後關頭只剩兩地的決選名單中放棄了蓋亞那（Guyana），選擇了另一個死亡率較低之處；第二個則是一七八五年英國的博尚（Beauchamp）委員會，本來考慮要將罪犯運至西非甘比亞（Gambia），最後也是因該地死亡率「連對罪犯來說都太高」而作罷。讀者或許會好奇：接下來歷史如何發展呢？那一批清教徒最後落腳在麻州東岸的普利茅斯，而英國罪犯，則被送到澳大利亞！而當討論到投票權如何擴張，作者也以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的政治史加以佐證，能夠同時將理論（數學模型的推導）、實證（資料的統計分析）以及歷史事實加以結合論證結果，不僅是在經濟學界，甚至在整個社會科學界都是非常少見的！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
使用這個概念，兩位作者也對目前流行的中國崛起論提出了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質上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經濟成長，有一部分是由於將誘因結構引進原來完全無效率的生產制度，因此將整個中國原來完全錯置的資源「歸位」所產生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短期內快速引進了最有效率的生產技術取代原有低生產力技術而來（即經濟學家所謂的technology catch-up）。因此一開始的高經濟成長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即使以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在二○一二年也只有八千八百美元，比泰國、哥倫比亞、土耳其都還要低。而近期的經濟成長，也有部分是由於共產黨獨占大量的經濟資本，因此可以藉由在短時間之內移動大規模的資源到某個部門而來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擁有審批權與選擇性執法權力的政治菁英，才是趁機攫取了大部分的經濟租的最大受益者。最近有關中國是由幾百個菁英家族透過綿密的政商關係加以統治的報導，以及前陣子《紐約時報》的獨立調查所揭露的總理綿密投資網絡，似乎證實此言不虛。而在這樣榨取型的政經制度之下，權力輪替的後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換了一批不同的政治菁英獲取利益而已。雖然在過去幾年，我們的確見到中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政治改革，但是這似乎仍不足以將中國推向一個廣納型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良性循環。
另一個他們對中國發展不表樂觀的理由，則是來自於熊彼得「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經常是不連續的──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人冒險成功，導致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改變，這個新生產技術會將舊技術徹底淘汰，而這比起在原有的技術上做小規模的改良，是更能夠增進生產力的。但是創造性的破壞只能在廣納型制度下才有辦法被孕育──想像依靠舊技術獲利的政治菁英，怎麼可能不運用各種力量去打壓此一威脅他們既得利益的點子。因此中國只能山寨既有的技術，無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過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發展出取代舊做法的新技術，這樣很容易就會達到經濟學上所謂邊際產值遞減的狀態，無法再繼續支持經濟成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中國宣稱已經找到結合「政治控制與經濟成長」的神奇處方這個說法不買帳的緣故。以下這個稍帶嘲諷的說法，準確地傳達了他們的訊息：「你可以想像一個二十歲的大學輟學生，向國有銀行貸款，準備開一家可以挑戰國營企業的公司嗎？在中國？（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員）」
這些看法對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台灣有很大的啟示：對於正朝廣納型制度的良性循環邁進的我們，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榨取型制度的惡性循環中？
兩人個性背景迥異互補恰到好處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兩人所代表的，其實是汲取歷史分析與政治經濟學理論模型的養分、以統計方法結合歷史資料、使用國家層級資料為分析對象、並藉由歷史的自然實驗為切入點的歷史與經濟發展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記得十二年前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學貝克（Gary Becker）教授的應用個體研討會見到艾塞默魯教授時，大家還對這種角度有許多疑慮，但是經過這些年來兩人的努力，這樣的手法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了。我本年度正好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頂尖大學聯盟交換學者，也因此與兩位學者熟識，最後就讓我對兩人的背景與風格做更進一步地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