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窪里鄉窪邊村，衣食無憂，但並不是很富裕。父親侯榮14歲那年離家外出學手藝，解放後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則憑藉著自己經營，在農村買了幾十畝地，靠地租生活，土改時被劃為地主。1959年，爸爸把媽媽、我、弟弟妹妹接到城裡，住在朝陽門外南下坡爸爸單位的房子裡。
文革開始時，當時我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來人，給廠里遞了材料，隨後就把我這個三年級的孩子五花大綁，戴著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書「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窪邊村。和我一起被押送回村的還有我的母親李淑蘭，我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但是爸爸沒有被帶走。父親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媽媽娘家是清河的貧農，媽媽和我們這5個孩子怎麼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後來村裡的人告訴父親，由於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學藝成了工人，脫離了關係，可媽媽和我們5個孩子卻沒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飯，自然就是地主。
我家沒有一畝地，沒有一個僱工，也沒有剝削過任何人，僅僅是因為與大伯沒有「分家」，就也成了地主。實際上大伯在我四歲時就去世了，我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麼樣。村里還健在的許多村民稱，當時評地主、富農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一些人因為學了手藝，多賺了點錢，也被劃為富農。那段時間，我們一家，天一亮就參加生產隊勞動，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卻比貧下中農少。晚上我們還要接受勞動改造。記得天上的「三星」連成八字的一撇狀時，我們就出發去地里接受勞動改造，直到凌晨兩三點，「三星」變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時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經常是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除了勞動，我們還經常被綁去參加批斗大會。我母親經常一綁就是一天，然後是街頭遊行。看到母親被批鬥，我和弟弟總是偷偷地哭。有時想給母親送點吃的，但最終還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糧食，往往只能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我們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樹皮充飢。
弟弟侯德富當時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那時他什麼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吃飽飯。有一次村里組織去一個工地挖沙，三兩的饅頭隨便吃，他一口氣吃下了13個。弟弟想找一個能吃飽飯的工作，但是沒有地方肯招他。一聽說他家成分高，就揮手讓他走開。
戴著地主的高帽子，我們一家吃盡了苦頭，一晃就是13年。1979年，聽說中央要給地主和富農摘帽了。然而一個多月過去了，我們卻沒有等來摘帽通知書，我和弟弟於是去鄉里的街道辦詢問。第一、第二次，街道都告訴我們，沒有我們的摘帽通知書。第三次去的時候，我們在鄉街道的檔案室找到了我家的摘帽通知書。我和弟弟把這個通知書拿在手裡，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摘帽之前，我們家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甚至不被允許參加公社組織的大部分活動。我們沒有見過選民證，但是我知道這張選民證關乎我們一家人的待遇。我和母親、弟弟、妹妹拿到選民證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心情很激動，一夜沒睡著。第一次參加選舉之後，弟弟德富說他覺得像是完成了一個家族歷史的轉折，渾身飄起來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四期，201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