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受害者其實是在遺忘而不是在記敘他們身受的具體的迫害。
心理學上有"選擇性記憶"的說法，是指人對往事記憶有選擇性的傾向。這種傾向之一，是人可能選取感到愉悅的事情記住，而將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對曾造成巨大心理創傷的事情的記憶，會被徹底壓抑，結果可能導致記憶消失，也就是遺忘。
我做文革歷史調查時遇到的一些事情，這個說法可能予以解釋。使用這個說法的時候特別應該強調，這裡所說的"選擇"是當事人在無意識中做出的，並不是當事人由於價值標準或者利益考量有意作出某種"選擇"。比如，罪犯常常想方設法隱瞞罪行以逃避懲罰，他們故意抹煞事實，無法自圓其說時就謊稱"忘了"。那種行為不屬於這裡說的心理學上的"選擇性記憶"。
"文革"中有個"歌"，這個特別的"歌"是1966年夏天北京中學生紅衛兵創作的，他們強迫學校"勞改隊"——又名"專政隊"——之中的老師們唱。因為歌詞的前兩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這個歌就被叫做"牛鬼蛇神歌"。需要附帶說明的是，"牛鬼蛇神"一語是"文革"中用得最為普遍的對打擊對象的稱呼，雖然這一詞語典出於唐詩，原意指的是化妝遊行中的角色，與"敵人"或"壞人"毫不相干。這首歌又被紅衛兵稱做"嚎歌"，因為唱這首歌的人已經被他們認定為"牛鬼蛇神"，不再被當作人，對這首歌也就不能"唱"，而只能和動物一樣"嚎"。
這首歌在1966年流傳極廣。我做調查並寫作《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時發現，當時每個學校都有一批老師被打成"牛鬼蛇神"，占老師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以上；每個學校都建立了校園勞改隊；因此，每個學校都有一批人被迫唱"牛鬼蛇神歌"。不但北京的學校如此，外省的學校也如此。雖然"嚎歌"從來沒被發表在當時官方的正式出版物里，甚至也沒被印在紅衛兵組織的小報上（有一些地方鉛印了），卻流傳全國。這裡的原因值得思考。是在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整體氣氛中，特別是通過毛澤東以巨額財政支持進行的全國"革命大串連"，這樣的"歌"才不脛而走風行全國。
有幾年間，我一直想抄出這個"歌"的全部"歌詞"。於是，我詢問了數位當年曾經作為"牛鬼蛇神"入過"勞改隊"也被迫唱過這個"歌"的老師。可是他們都告訴我，他們只記得開頭的兩句，也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至於後面是什麼，他們都說想不起來了。我很失望。
在訪談過多位老師之後，除了我原來就已經知道的開頭兩句之外，我未能記下這首"歌"的任何別的詞句。這使我困惑。這幾位老師都不像是故意不告訴我。這也沒有必要。因為時間已經是文革之後，不再會像在文革期間那樣，僅僅批評幾句文革就會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他們顯然是真的想不起來了，真的忘了。
然而，他們也並不是因為頭腦受傷而忘了這個"歌"。我所訪談的幾位老師，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少折磨，"文革"後頭腦都還清楚好用，依然擔任教書工作。在文革中，有的老師被毒打或者折磨後精神失常，幾十年都不能恢復。比如北京第八中學的韓九芳老師，在1966年夏天被嚴重打傷，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得了敗血症，幾乎死掉，而且此後一直行動不便，神志不清，長期坐輪椅。我詢問的這幾位老師並不屬於這種情況。他們雖然曾遭受毆打和折磨，但後來的健康狀況還好，有的至今看起來還博聞強記，所以不能用"年老糊塗"或者"腦力不濟"來解釋這種遺忘。再說，當他們被打成"牛鬼蛇神"並且被強迫唱這首歌的時候，正值三十多歲的壯年時代，並不在只能記遠事不能記近事的年齡。
當時，在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們每天被迫唱這個"歌"，而且一天不止唱一遍；有時個人唱，有時集體唱；如果被認為唱得不夠好——不是指音調不准或者聲音不清，而是紅衛兵不滿意——還會被罵被打或者遭到體罰。這樣反覆"嚎"過的只有十來句的"歌"﹐十年多一點之後就被完全忘掉了，似乎不可思議。
我那時能想出的唯一的解釋是，可能是1966年夏天發生的更可怕的事情，淹沒了這個"歌"在人們記憶中的位置。根據我做的調查，在調查所及的分布於北京和各省的學校中，無一例外都發生了打老師的事情。大批老師被嚴重打傷。一批老師被活活打死。還有一批老師在被打被侮辱之後"自殺"，這裡的自殺二字必須加上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而且，這些老師不是被陌生人用子彈射殺的，而是被他們學校中的學生用銅頭皮帶和棍棒等打死的，因而殺人場面更為殘酷可怕。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生物老師喻瑞芬，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的美術老師陳葆昆，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萍，都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而且在他們被打死以後，還強迫其它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動手打死者的屍體。在那一時期，當這種近在咫尺的死亡和暴力虐待的恐怖籠罩著老師們，"嚎"這樣一個"歌"遠不是最嚴重的迫害。他們也許只是機械地重複地做了紅衛兵強迫他們"嚎"的，他們的注意力卻首先必須集中在忍耐肉體的疼痛以及設法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猜想，在今天的生活中，我們會覺得被強迫唱這樣一個自我侮辱的"歌"是一種極其嚴重的虐待和折磨，但是在1966年的"紅八月"，與被虐殺相比，這就成了相對細小的事情。再加上時間的流逝，原本就有限的記憶可能就像石頭一樣風化破碎縮小，以致在文革發生十多年之後，就沒有人還記得住像"嚎歌"歌詞這樣的細節。
儘管在我看來，這樣的"細節"絕不細小，其體現了"文革"時代的氣氛、情勢和實質，但是在問過多位老師均無結果之後，我幾乎已經放棄了對這首"歌"的歌詞的追尋。
幾年後，當我發現當年的中學生卻記住了"嚎歌"歌詞的時候，我才對這一"遺忘"有了進一層的理解，才認識到那一代人在肉體創傷之外所遭受的心理創傷有多麼深重。
那是1994年，我在電腦網路上作問卷調查，總題目是1966年夏天學校里發生的暴力迫害。考慮到當時會使用網絡上的人，年齡最大的在1966年也只可能是學生，不會當過"牛鬼蛇神"，所以設計問卷時只問了他們所上過的學校在"文革"中是否發生了打老師的事情，卻未想到過可以詢問"嚎歌"歌詞。我的腦子裡似乎有了一種定見（顯然是錯誤的）：如果"嚎"過此"歌"的人都不能記得它，沒有唱過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