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5日胡志濤老師拒絕說"我是牛鬼蛇神"而被毒打之後，以"我是牛鬼蛇神"開頭的"嚎歌"很快就被作了出來。作者是北京第四中學的紅衛兵。隨著紅衛兵組織在各學校全面興起，隨著暴力迫害全面升級，有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為其開道，"嚎歌"不但立刻流傳於北京的大、中、小學，而且流傳到全國。無數人被迫唱過這個"歌"。所有的不幸被指控為"牛鬼蛇神"的人，不但要忍受外來的暴力折磨和羞辱，而且要被迫自我詛咒，表示對懲罰的心甘情願的接受。
把"嚎"這樣一個自我侮辱的"歌"，和其它折磨如遊街、體罰、剃"陰陽頭"（剃去半邊頭髮）、勞改、毆打甚至打死結合起來施行，確實在歷史上難見先例。在傳統的戲文和小說中，被下獄、被殺頭的囚犯，有的還慷慨陳詞，或者大喊大叫說一番"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之類的話。當然，這可能是戲曲和小說里的誇張描寫。但是確實未見有記載說，古代施刑之外，還要強迫囚犯寫無數的自我檢討或認罪書，還要強迫他們用古怪難聽的腔調主動要求"把我砸爛砸碎"。在世界歷史上，在希特勒的集中營和史達林的"古拉格群島"勞改地，在虐殺生命方面是同樣殘暴的，但是沒有強迫囚犯這樣自我詛咒。把心理的摧殘和肉體的折磨這樣結合使用，是前所未有的對人的尊嚴的徹底毀害。
在"文革"時期，中國的報紙雜誌寫到"文化大革命"時總是要千篇一律地在前面冠以"史無前例"四個字，以標榜其偉大。如果"文革"確有如此特性，那麼對人的生命的蔑視和對人的尊嚴的蹂躪程度一定是其中主要的特徵之一。
我訪問過的一位老師，在"文革"中被關押並"勞改"了十年。整整十年未有機會作研究，甚至沒有機會接觸書本。"文革"後恢復了教職，還發表了學術專著，那些十多年未用的數學公式之類，他都能回憶起來並且運用自如，可是十來句"嚎歌"歌詞，卻無論如何努力也說不完全。"嚎歌"歌詞被如此遺忘，其實顯示了當年被指為"牛鬼蛇神"，被逼迫"嚎"過"牛鬼蛇神歌"人，他們在心理上遭到的創傷，有多麼深重和巨大。
當文革監禁和殺戮的真相還未能被記載的時候，這種心理的創傷就更得不到關注了。心理的創傷也許不象肉體的創傷那樣有明顯的疼痛症狀，但是對人的傷害是很深很重的。我不是心理醫生，但是我對文革倖存者的一些案例觀察，已經讓我認識到這一點。
"嚎歌"對1966年時的中學生卻不會有深重的心理陰影。被迫唱"歌"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老師。昔日管束教訓他們的人，此時卻成了可打可罵的"牛鬼蛇神"，非人類。當時學生對老師的態度有所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參加紅衛兵，也並不是所有的紅衛兵都動手打了老師。但是即使對那些遠離"革命行動"的學生﹐當時也會有一種擺脫了老師和考試的束縛的解放感。他們的內心並不拒斥記住"嚎歌"這樣的東西。
我想，在"嚎"過"牛鬼蛇神歌"的老師們不能記憶這個"歌"的故事，很可以給所謂"選擇性的記憶"的說法提供一份相當有力的證據，說明人對所經歷的傷害與羞辱的往事，如何趨向於在記憶中進行壓抑、鎖閉與埋沒，尤其是造成巨大創傷的往事。
現在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現在發表出來的"文革"故事多由受害者所寫，所以強調負面的東西過多。另一種則認為，關於"文革"的黑暗面，寫出來的比實際發生的輕得多。這裡我不想全面評價這兩種說法。但是根據我自己記錄"牛鬼蛇神歌"的經驗，我以為後一種說法比前一種離事實近得多。絕大多數受害者們其實是在遺忘而不是在記敘他們身受的具體的迫害。很多往事，像"嚎歌"一樣，可能在未被寫出之前，就被遺忘了。
從"嚎歌"的故事，我們也能看到歲月的流水並不同等地消磨不同的個人對某個時代的記憶。老師們對"嚎歌"的遺忘與一些學生對"嚎歌"的記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告訴我們，與時間的消蝕作用相比較﹐心理的選取作用對記憶的影響更大。
還可以看到，文革時代的學生記住了"嚎歌"歌詞，但是他們也遺忘了很多。比如，對受難者的遺忘，對學校中的暴力和打人的事情的遺忘，在學生中就比在老師中普遍。在調查中問到當年的學生人有關文革記憶的時候，有的人如果不加特別詢問，想不起來談及學校里發生的暴力迫害。經過提醒，才說：是啊，有過這樣的事情。
還要強調一次的是，這裡說的只是一般人的無意識的遺忘。至於一些積極參與暴力迫害的人，一些在文革中充當了驅動力量的人，在關於文革的回憶文章中不提暴行，不提死者，那是另一種性質的事情。那是"故意的遺忘"，不屬於這裡所說的心理學上的無意識的遺忘。
對"文革"的"選擇性的記憶"，或者也可稱作"選擇性的遺忘"，還可見於出自別的原因的其他現象中。關於"嚎歌"的記憶，只是適合於用這個理論解釋和說明的例子之一。
《人與人權》2006年五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