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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唯一的神都,現淪為三線城市

—中國唯一的神都,現淪為三線城市

相傳,上古伏羲時,黃河流經今河南孟津縣一帶,有龍馬浮出水面,伏羲根據其背上「河圖」,演成八卦,後來成為《周易》的起源。

另有傳說,大禹治水時,洛水之畔有神龜背馱「洛書」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劃天下為九州。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這些古老的傳說見載於先秦文獻《尚書》《周易》中。儘管河圖洛書的故事帶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徵,但說明先民將河洛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

河洛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位於黃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稱洛水)交匯之處。西周初年營建洛邑時,周公說:「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圖。圖源:河南省測繪地理信息局,河南省地圖院

考古發現,「中國」一詞,最早是指河洛地區,即成周洛邑一帶。

1965年,一件出土於陝西寶雞的西周早期青銅尊流落民間,被當地的廢品回收站收購。博物館工作人員偶然間發現了它,趕緊將其收回。後來,有位青銅器專家在清理上面的鏽斑時,發現了尊內的12行銘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樣,便稱之為「何尊」。

何尊銘文穿越了三千年時空,講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說:

周成王在位時,在河洛營建成周都邑,對其父武王進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宮大室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講到何的先父曾追隨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統治萬民,周武王滅商後,又在河洛地區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賞,作尊紀念,以示榮耀。

何尊銘文中有一句:「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爻民。」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一詞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跡。

▲何尊。圖源:圖蟲創意

周人以河洛為「天下之中」的普遍認識,並非出於主觀臆斷。

當年武王伐紂、統一河洛之後,為如何統治商的故地而憂慮得夜不能寐。於是,為了宣告自己對「中國」的統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營建成周洛邑,作為周朝新都,並把象徵王權的九鼎遷到洛邑。

周公來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陽城(今登封市告成鎮)設置了一座測影台,立圭表,測日影,才得出結論:河洛是當時的「天下之中」。

到了東周時期,河洛地區成為周王室東遷的庇護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餘里處建了一座東周王城。

古人發現,夏商周三代定都於河洛,《史記》有句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而今人經過考古發掘,發現在西起澗河、東至偃師的洛水之濱,長僅幾十公里的距離內,排列著五大都城遺址,包括二里頭(夏王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與隋唐洛陽城遺址,號稱「五都薈洛」。

▲五都薈洛示意圖。圖源:最愛歷史

從地理形勢來看,河洛地區以古都洛陽為中心,西起華山,東至滎陽,北依太行山南麓,南達秦嶺東段支脈外方山南麓的汝、潁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傳承,閱盡世間滄桑,數千年來人才輩出。

漫長的歲月中,「中國」的概念從河洛向周邊緩緩延伸,綿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為東方泱泱大國的名稱。

▲天子駕六馬坑,發掘於洛陽周王城廣場。「天子駕六」,為古代禮制的一種,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馬拉的馬車。圖源:攝圖網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周王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離析卻孕育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河洛地區成為諸多思想家活躍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國家圖籍。

有一次,孔子從齊魯遠道而來,向老子學習周禮。

老子對孔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告訴孔子,君子要審時度勢才能成功,否則就會勞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懷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因為這些「皆無益於子之身」。

孔子帶著弟子們回去後,在半路上說:「天上的鳥,我知道它能飛;水中的魚,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獸,我知道它能奔跑。至於龍我就無從得知了,據說龍乘風雲即可上天,我今天見到老子,他就像龍一樣啊!」

孔子見老子,兩位偉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兩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後來,老子棄官而去,騎青牛出函谷關,留下五千餘字《道德經》,從此飄然歸隱。

▲洛陽老君山。圖源:攝圖網

戰國時期,韓國公子韓非成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早年求學於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韓非著有《韓非子》,集法家法術勢三者於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集權國家,以「法」作為治國的根本。他的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關注。

當時,秦軍東出,首當其衝的就是占據河洛地區的韓國。韓非見韓國日漸衰敗,幾度諫言韓王,呈上富國強兵之法,但得不到韓國重用。

秦王嬴政讀過韓非的書後欽佩不已,對大臣李斯說:「嗟乎,吾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韓非的老同學,十分忌憚韓非的才能。

後來,韓非從河洛入秦,雖然得以覲見秦王,卻遭到李斯等人讒言陷害,下獄而死。韓非雖死,他的法家思想卻流傳下來,影響此後歷代王朝的統治者。

先秦時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河洛地區,從擁有人類文明社會形成的三大標誌——城池、青銅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國,再到諸侯林立,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先秦歷史的典型代表區域。

秦人東進吞併河洛之後,在此地設三川、河內、河東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統天下,修建馳道,這條「東窮燕齊」的高速公路從河洛地區穿過,滎陽附近的黃河岸邊修建起了當時黃河上規模最大的轉運倉——敖倉,將關東地區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關中。

西漢建立之後,河洛作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本來定都於洛陽,後來聽從婁敬與張良的建議,才確定了定都關中長安的大計。

漢代文學家揚雄對這段歷史有過評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齊人婁敬是最早勸說劉邦遷都關中的人,他因為此功被賜姓改名劉敬。

婁敬當時對劉邦說,關中之地被山帶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現危急情況,也有百萬之眾可以備戰,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當真是「天府之國」啊!如果大漢進入關中建都,擁有秦國的故地,就是「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劉邦的老部下多是關東人,仍勸劉邦建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靠黃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撐其險要。」

但謀士張良進言道:「洛陽雖然也有險固,但地方狹小,不過數百里,容易四面受敵,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關中左有崤函,右有隴蜀,沃野千里,南部連接富饒的巴蜀,北方毗鄰胡人的牧場,可阻擋三方來犯之敵,獨以一面牽制東方的諸侯。天下平定後,關中可以利用黃河和渭水的水道來輸送糧食,供應京師。這就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得對啊!」

史書記載,劉邦聽完張良的話後,當天就從洛陽移駕長安。

歷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認為,河洛的戰略地位不如關中。

▲西漢時期司隸部。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實際上,河洛也有號稱「天下治亂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環山,西有崤山、中條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東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黃河,黃河南岸的邙山成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陽免於黃河水患的侵擾。

總體上看,洛陽地勢西高東低,境內山川丘陵交錯,地勢複雜多樣。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區作為古代的交通樞紐,控制著南北向的晉楚孔道與東西向的豫西走廊,構成一個十字架狀的水陸交通大動脈。

針對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說:「挾崤澠之險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洛陽名園記》)

西漢以前,周武王伐紂克殷、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有控制河洛的戰略目標。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劉邦遷都關中二百年後,東漢的建立者漢光武帝劉秀再度將漢室江山託付於河洛。東漢以洛陽為都,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了河洛,開創了光武中興、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東漢中後期,陷入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亂局。

▲洛陽白馬寺。圖源:攝圖網

漢代的河洛地區在一場血與火的災禍中走向落幕。

東漢初平元年(190年),占據洛陽的軍閥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

入主洛陽時,董卓廢帝改立,獨攬大權,他計程車兵入室劫掠,殘害百姓,董卓本人還姦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內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經濟,卻非要當「懂王」,毀壞漢朝使用已久的五銖錢,收取洛陽及長安的銅器鑄成更小的錢,導致物價飛漲。

遷都之時,董卓的軍隊又對洛陽進行了徹底的破壞,「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

董卓死後,長安發生動亂,漢獻帝在部分大臣的護送下返回洛陽,只見洛陽城滿目蒼夷,宮室被燒毀殆盡,百官只能在荊棘之間艱難求食,有的被活活餓死,有的被亂軍所殺。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載王朝興盛時的榮光,也要忍受王朝沒落時的苦痛。

三國時期,曹魏建都洛陽,河洛一帶免於戰亂,得到恢復發展,洛陽、河內、河東、弘農等郡縣,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區。

然而,曹魏的政權最終被河洛地區門閥勢力的代表司馬氏篡奪。西晉初年,晉朝的達官貴族生活荒淫、競相奢侈,司馬家族的宗室內部勾心鬥角、互相攻伐,最終釀成了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

▲[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圖源:網絡

永嘉之亂,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因動亂而發生的大規模人口南遷。此後每逢中原板蕩,戰亂不休,常有士庶避亂南徙,南遷的漢人常懷「河洛之思」,他們帶著對中原故國鄉音、鄉貌、鄉情的眷戀,將生活、飲食、起居、婚喪等習俗傳播到南方。

河洛文化之精蘊在東晉、南朝得到了繼承與弘揚,直至今日,南方諸多地區仍以傳承河洛文化為榮。

河洛郎,是中原後裔的自稱,中國東南沿海的閩南人、客家人等,很多家族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河洛籍,他們是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宋代靖康之變等歷代人口遷移事件中南遷的漢人。

南北朝時期,河洛地區在歷經戰亂後得以復興。

北魏孝文帝為了推行漢化改革,決定將都城從靠近草原地區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河洛地區的洛陽。

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他們久居漠北,精於騎射,但入主中原後,部分鮮卑貴族逐漸受中原文化洗禮,移風易俗,學習漢文化。

此外,平城一帶容易發生旱災,造成糧食減產或絕收。有一年,平城從春至夏飽受旱災困擾,「野無青草」,孝文帝不得不開倉放糧,賑恤饑民,並鼓勵民眾出關就食。

從戰略意義上來看,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騷擾,儘管北魏在靠近陰山山脈的北部邊境設立了六鎮,但平城一帶仍然避免不了遊牧民族的威脅。

於是,推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萌生了遷都洛陽的計劃。他對宗室大臣拓跋澄說:「國家興自北土,徒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聖,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

拓跋澄也認同河洛是遷都的理想之地,他對孝文帝說:「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

但北魏的宗室並非都支持變法與遷都,當時有不少人反對遷都。

北魏孝文帝想到一個實行遷都大計的計策。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命人在黃河上建造浮橋,並下詔免除南遷路上經過地方的軍糧,隨後藉口南征,率領百官與步騎三十多萬從平城出發南下。

行至洛陽,正值夏季,陰雨連綿,道路泥濘,士兵疲睏不堪,很多人都不願意繼續南下。群臣聚集到孝文帝的車駕前,請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便下令,全體人員進駐洛陽,以此「定遷都之計」。去洛陽反對派肯定不樂意,但南征路上困難重重,他們更慫,只好隨孝文帝到洛陽。

次年,孝文帝正式下詔,遷都洛陽。

至此,孝文帝完成了遷都大計,實現了以河洛為政治中心的戰略構想,也為北朝統一黃河流域,以及日後隋朝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礎。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最愛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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