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榮初進去的近一個月，倒沒有受什麼罪，只回單位開過兩次批鬥會，一般性的低低頭、彎彎腰而已。當時我通過內線（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斷得知他在裡面的情況。
8月上旬的一天，內線傳來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員學校大禮堂召開全白下區「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大會」。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會場。會上有七八個人發言，主要是揭發李立榮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言論，籠統地說李立榮和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臭氣相投，來往密切，一道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
李立榮自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個彪形大漢在旁伺候，自始至終被架成「噴氣式」，上半身與地面成90°角，身後還有專人揪住頭髮，每當責令回答問題時就把頭拉成仰角。在他被抬頭的瞬間，我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嘴緊緊抿著，兩眼噴射怒焰，任憑呵斥怒吼就是不開口。他的倔強招致數番拳腳，最後一次頭被拉起來時，鼻子裡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瘋狂叫喊：「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強烈要求鎮壓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口號聲震耳欲聾。最後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說，對李立榮這種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麼辦？」話音剛落，會場上立即爆發出一片「殺！」「殺！」「殺！」的聲浪。
下午四點半鐘，批斗大會結束。那幾個彪形大漢把李立榮繼續架成「噴氣式」，頸上用鐵絲吊著一塊二尺多長的大木牌，上書「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由海校出發，經白下路，走向大行宮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那是一個酷熱的下午，毒辣的太陽把瀝青路面都曬化了。被架成「噴氣式」的李立榮，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動著雙腳，頭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頸上掛的木頭牌子時時擦著地面。從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著自行車，夾在隨行的圍觀人群里伴隨著他。途中有幾次，他趁揪他頭髮的人換手的間隙略微抬頭時看見了我，我乘機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並緊貼胸口的手勢（源自一部蘇聯影片，表示忠誠）。從他嘴角漾起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他看見我了。
從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過一公里的路程，卻走了將近一個小時。進清真寺大門時，押送人鬆開手，他直起了腰。這時他猛然回頭，正好跟五米開外的我四目相對。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緊接著大門在他身後掩上了，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後一次見到他，從此我與他生死兩隔！他把在人世間最後一個笑容留給了我，也將這個笑容永遠鐫刻在我的心中。
2005年8月的一天，途經白下路海校門口時，車窗外的陽光陡然間觸動了我的下意識，我叫立即停車，讓司機丟下我自己開走。我從海校沿當年李立榮走過的路線，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早就灰飛煙滅，那座清真寺又恢復了它原來的用途，一些虔誠的穆斯林正在進進出出。沒有人記得當年的一幕了。這同樣的炎夏烈日，同樣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這裡曾經見證過一個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帶著他做一個最普通的「人」的願望，被人架著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不歸之路。
批斗大會當晚，李立榮被轉押至白下區警局看守所，按當時的說法這叫升級。自李立榮被隔離後，母親林舜英終日思念兒子，也不知兒子究竟犯了什麼事。立榮升級後，她更是寢食難安，幾乎終日以淚洗面。我兩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踐約照顧安慰李母，同時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這樣幾個月過去，既無什麼動靜，也打聽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過年。臘月二十八那天，一個自稱姓陳的人晚上悄然到了李家。陳某稱，前段時間他一直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裡，而且睡在李立榮緊側，兩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他臨釋放前夕，李立榮特意托他帶口信回來，說他在裡面一切都好，望母親和兄妹不要擔心，而他最不放心的是幾個好朋友在外面是否遇到麻煩。陳某還重點表示，按李立榮囑託，他必須要同方子奮和曹漢華見一次面，有些事要當面談談。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林舜英覺得，兒子又沒犯什麼大法，這個姓陳的鬼鬼祟祟，形跡頗為可疑，會不會是警局派來套我們話的？還是不要沒事找事，叫我和曹漢華別去見他為好。李蔚榮也認為不必去接觸這個人，免得節外生枝。
曹漢華在無錫市第二製藥廠當工人，喜歡彈吉他，愛好古典音樂，讀過很多書，為人極其敦厚善良，仗義疏財，非常講交情，和李立榮是知已好友。經立榮介紹，我倆認識，很快成為至交。儘管我們相識僅一年多，但在我這一生中，他在我心裡始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曹被捕後，面對種種酷刑，始終沒有開過一次口，按現在的法律用語是零口供。審訊人員使盡招數，最後竟用鐵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齒。在公判大會上宣布判處死刑後，他強行掙扎著猛的把頭前傾迅即後仰，使得身後抓著勒在犯人頸子上繩圈尾巴的警察猝不及防，從而讓曹漢華鬆了一口氣。就在這個瞬間，曹漢華用這最後的一口氣噴發出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聲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大年初一，我把李立榮從看守所託人帶信，以及來人一定要同我們見面的事告訴了曹漢華。他和我一樣，認為應該見見那個姓陳的。年初三，我、曹漢華一道與陳某在朱雀路（今太平南路）與健康路交界處一座銀行大樓旁見了面。姓陳的大約四十七八歲，瘦瘦的，有兩顆顯眼的金牙，讓人老遠一看就能認出。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街道上雪幕瀰漫，幾乎看不到行人，我們三人撐著傘，踏著厚厚的積雪沿朱雀路邊走邊談。陳某神情詭秘地告訴我們：「李立榮在裡面一切都好。從目前情況看，上面並沒掌握什麼具體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擔心。」他放低聲音接著說：「不過，他最不放心的是你們二位，他最看重同你們二位的生死感情。」他聲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們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組織暫停行動。他再三要我轉達你們，不管出什麼事，組織活動必須照常進行。」聽了他這番不著邊際的話，我告訴他：「我們跟李立榮不過是好朋友，大家都愛好音樂和文學，平時最多在一起發發牢騷，從來就沒什麼組織，而且連想都沒想過。」
他對我的話很不滿，說道：「既然二位不願把真情告訴我，我當然也很理解。干我們這行的，特別是身在組織的，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會有災難性後果。既然二位不願深談，那就到這裡吧！反正我已經把話帶到了。」
見他似乎動了氣，我只得反覆向他介紹我們和李立榮認識、交往的經過，並再三告訴他，我們只是好朋友，從來沒打算搞什麼組織，更沒有什麼行動。「既然二位話說到這份上，我也就不為難你們了。看來，我們的上面不是同一條線的。」曹漢華和我對看了一眼，然後對陳某說：「謝謝你老陳，你冒著風險帶信來，我們真的很感謝你。不過你提到的組織，我們確實沒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賭咒。」大概估計談不出什麼名堂，陳某也就沒再提什麼組織的事。似乎還不死心，他又故作不經意地提到我和曹漢華的家庭、工作單位情況，連一些細節都很準確。他居然連曹漢華女朋友的小名都報得出，還知道我弟弟的乳名。
見面約持續了半小時，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時我們分手了。告別時，陳某很鄭重地對我們說：「再見吧。根據規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蹤我。一旦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通知你們。」望著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漢華有些茫然。
這個陳某，究竟是什麼人呢？他一定和李立榮在一起關過，而且李立榮對他非常信任。但是，這個姓陳的一再追問的「組織」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從來沒成立過什麼組織，難道陳某是個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這不對。如果他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李必然很了解他，他怎麼會托一個精神病人帶信呢？從我們跟他這次接觸來看，陳某思路清晰，語言表達準確，不像有精神病。可能的解釋只能是，公檢法軍管會並沒有從李立榮嘴裡得到想要的東西，於是在他身邊安排了陳某這個臥底的。
分析至此，我和曹漢華不禁倒抽一口冷氣。看來，他們對我們這些人已經不是一般的「關心」，一場巨大的危險正在逼近我們！令我們有點迷惑不解的是，幾個年輕人平時在一起談談文學、藝術，一時興起發泄一下對現實的不滿，可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同當局為敵啊！對我們這些人，值得大動干戈嗎？那時我們怎麼也沒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論，人的獨立思考和資訊交流，居然會讓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感到如此恐懼！！
陳某究竟何許人也？這個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工具機廠勞改時，有個名叫李海濤的犯人，和我關係不錯，一次他無意中談起一個鄰居。這鄰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濤面前吹噓，說他在1969年曾經協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個現行反革命組織內，取得這個反革命組織頭頭的信任，從中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最後將這些人一網打盡，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當即問他此人是否姓陳，四十來歲且口中鑲有金牙？李海濤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就是那個現行反革命組織的成員。
李海濤又告訴我一些有關陳某的細節。此人確實姓陳，原住洪武路，一直無正當職業，平時免不了幹些投機倒把、偷雞摸狗的事，搞到錢時酒菜滿桌，沒米下鍋了就去居委會鬧救濟。對這種市井無賴，居委會老大媽們也拿他沒辦法。
1968年下半年，江蘇革委會決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農村，陳某所在的居委會首先把這個光榮任務分給了他。任憑居委會白天黑夜上門動員磨破嘴，他非但拒不領情，還耍潑使賴，尋死上吊，決不去農村。居委會同派出所串通好，決定先把陳某關起來殺殺他的威風，藉以殺雞嚇猴。於是，別的下放戶去了「廣闊天地」，他進了看守所。
進去不久，被當時主辦李立榮案子的馮祖福慧眼相中。馮是白下區警局的專案組成員，以善於審辦現行反革命案件著名。馮一直想安排一個內線打入我們「內部」，苦於一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某當時正巧和李立榮關在同一號房，並且緊鄰李的位子。馮看了陳某的檔案後，覺得此人可用，就找他談話。雙方一拍就成，陳某從街頭流浪的癩皮狗一躍而變為體面的警犬。
1982年，我住南京城南鳳游寺。一天下班途中，忽然發覺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有些眼熟。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們「內部」的那位陳兄。我悄悄尾隨到他的住處。他獨身一人住在一個老宅第二進天井裡搭建的小披屋裡，面積不過七八平方米，看樣子混的仍然不景氣。憐憫之心打消了我算舊帳的念頭，再說，這筆舊帳又怎麼算呢？
1969年過年過後，自打同陳某見過面，再也得不到李立榮的任何消息。四月中共九大開過後，在毛澤東「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下，中央的爭權奪利密鑼緊鼓，地方上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到處鬥人、抓人、判刑、槍斃人的布告像如今治療性病的廣告一樣隨處可見。平時在人們印象中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頃刻之間成了反革命。我認識的兩個一輩子識字總數從未達到三位數的農民，居然會是「系統地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
不久，無產階級司令部要人、公安部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謝富治發表講話，全國到處印刷張貼，公然強調對階級敵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我們農場一個姓孫的軍代表，在一次大會上聲色俱厲地叫喊：「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張旗鼓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蘇修正在妄圖侵犯我們，敵情這麼嚴重，不殺一批人行嗎？我們哪一次同敵人打大仗之前不殺一批人？」我發現我的行動已經受到監視，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積極分子」晃來晃去。看來，對我下手只是時間問題了。
1969年6月2日，一個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曹漢華在新街口見了一面，坐在環形花園護欄上一直談到天亮。我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他，他並不奇怪，他說他廠里似乎也有人在注意他。他還告訴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裝出口藥品時，把事先準備好的小傳單夾在說明書里發到國外，讓世界了解中國現時的政治狀況。我勸他要謹慎一些，他笑著說，人活著總得干點事。臨別時，他略帶傷感地告訴我，他已經同戀愛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簡單：他不想連累她。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互道珍重，握手告別。這一別，成了永訣。
1969年6月16日，是個陰天，當局對我下了手。頭天晚上應一個朋友之邀，替他畫了一幅狄更斯小說《奧立弗爾》的封面，睡得很晚。上午8點剛起床，有人來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會議室開全體職工大會。進了會場，直到9點20，會還沒開，書記安排我讀報。9點40時，走廊里傳來腳步聲。書記在門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說有事找你。我剛出會議室門，七八個民兵一擁而上，把我架進一個小房間。
房間空無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牆貼著醒目的黑體大字標語：「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必須低頭認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幾個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兩人緊緊揪住我的衣領角，仔細檢查裡面有無氰化鉀之類的東西。那時電影裡常有這種鏡頭：特工人員被捕時，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領角里的劇毒藥品，立馬就能斃命。緊接著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襪，給我換上一套全新的勞動布工作服。剛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著我的臂膊，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架往辦公室外的露天會場。
我剛在會場露面，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轟然爆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一千多支胳膊隨口號聲一伸一屈，場景極為壯觀。
當我被押到台前時，台下前排猛然躥上十幾個人向我撲來。一秒鐘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身體的各個部位都挨了拳腳。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東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見拳頭和穿著鞋子的腳在我身上運動。後來聽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動手，大家不要動手！」但拳腳似乎並未停下來，直到會議組織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防止階級敵人殺人滅口！」這些義憤填膺的革命戰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該「感激」會議組織者的急中生智，否則，那天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滅了口」。
一陣口號過後，主持人軍代表在麥克風中警告我：「方子奮，今天我們對你們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滬寧線上全面實行了抓捕，你們的成員一個也沒有跑掉！到這個地步，你唯一的選擇是徹底坦白交代，否則李立榮就是你的鏡子！」聽到這裡，我心一緊：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到底怎麼了？！
正當我為李立榮憂心如焚時，忽然大會宣布：「現在由李立榮的哥哥李蔚榮發言。」隨即李蔚榮站起來說：「李立榮前天上午已經被白下區公檢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現在你必須老老實實坦白交代問題，爭取從寬處理，否則你的下場是很可悲的。」這消息反而讓我一顆懸著的心頓時放了下來：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們怎麼樣？李立榮不過判了十年，曹漢華和我，還有其他幾個朋友，諒也重不到哪裡。
這第一次批斗大會開的很短，總共大約40分鐘。此後又開過近二十次大小批鬥會。由於我是「要犯」，軍代表們可能真的怕有人對我「殺人滅口」，在後來的批鬥會上倒也沒受過拳腳照顧。我先是被關在農場的一間浴室內，由16個民兵分班輪流看守。8月24日轉到白下區看守所，1970年1月初又轉到南京市娃娃橋看守所。我被抓進去不久，李蔚榮也被抓。
南京有句順口溜：「進了娃娃橋，小命就難逃。」娃娃橋看守所的看守，大部分是轉業不久的軍人，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有次我被提審，親見一個身高一米九幾姓穆的女看守（據說是體院排球隊轉業的）正在打一個女犯。這位穆管揮起手中一把鎖號子門的大鐵鎖，對那個雙手已被反銬的女犯人後腦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時被砸倒在地，一邊翻滾著身體，一邊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有一次提訊，我堅決不肯按照提審者的意圖供述。送我回號子時，審訊員同我那個號子（東大院7號，編號2605）的管理員陳「醫生」耳語了幾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時，陳忽然打開號子門，一下子把我拎到門外，二話不說將我反銬起來，並且嘎嘎響地把銬齒一直捏到底。我問他我犯了什麼錯誤要戴銬？他罵道：「我×的，老子想銬你就銬你！誰叫你起床動作那麼慢？」罵完在我臉上連扇幾個耳光，接著打開號子門從後面一腳把我蹬了進去。20分鐘過後，緊銬的手腕開始火燒火辣地疼起來，雙手很快腫起，皮膚變成了紫黑色。一連三天晚上，都由於痛徹心肺而無法入睡，吃飯喝水全靠難友喂，大小便只能請別人解褲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臨近中午，陳「醫生」總算大慈大悲開恩解了銬。鬆開後，雙手已呈黑色，全無感覺，過了十天才能勉強活動。腕部被銬處，至今幾十年後每逢陰天還隱隱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後，曾多次想再去會會這位陳「醫生」，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實現。我倒不是要去算這筆舊帳，而是想恭恭敬敬請教他一個問題：在人類經過幾萬年的進化之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們，怎麼會把祖先的獸性如此完整地繼承下來？從關押到判刑，對我大會小會批鬥共19次。在對我的十餘次審訊中，有三個問題一直被翻來覆去盤問，希望從中找出破綻。
第一個問題是我和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等4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動？我非常如實地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我們四人去玩過兩次玄武湖，還去了中山陵水榭亭。躺在如茵的草坪上，我們縱情談論音樂、電影、文學，談論各國風土人情，從玄武湖、中山陵的優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內瓦湖的風景。我們說，如果能到日內瓦去遊覽該有多好，可惜中國人要想出國比登天還難，這輩子看來是沒有指望了。李立榮又談到他舊時一個鄰居，全家遷居香港，前些日子回來探親，說香港那邊自由得不得了，叫我們想都不敢想。談到後來，都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機會出國，一分鐘都別耽誤，等等。後來公檢法軍管會對我們這兩次出遊作出這樣的結論：「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會，策劃叛國投敵事宜，由於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這一伙人（李立榮、曹漢華、我、張稼山以及另外幾位好朋友）在李立榮家開過多少次「會」，研究過哪些「問題」？這個問題實在太離譜，我實在無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確實在李立榮家常碰在一起，但絕大多數是談音樂、聽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時也談論文學藝術，間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時政，免不了對當局頭面人物有所議論，對毛、林、江以及靠文革發跡，一夜之間爬到中央的新貴們進行一些抨擊。至於在李立榮家開會，專門研究問題，這根本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鑑於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口供同審訊我的人的要求距離太大，為此我吃過不少苦頭。
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將我們定成一個斐多菲俱樂部式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李立榮是我們的首領，他的家是我們的秘密活動場所，是召集反革命會議的會場。儘管我們同被關押的朋友們不約而同地嚴守界限，拒絕提供他們希望的口供，他們最終還是作出了以下結論：「張稼山、方子奮、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榮家，密謀反革命活動，系統地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個問題是要我揭發林舜英的所有「問題」。我最如實、最詳盡供述的正是這第三個問題。根據他們提出的問題，我非常清楚他們想從我嘴裡掏出哪些有關林舜英的內容。林舜英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自小受過正規教育，加入過國民黨，本人又是國民黨官僚的太太，丈夫幾十年來與人民為敵，最後潛逃台灣。這樣一個女人，她能不恨共產黨，不恨社會主義？再說，她的兩個兒子都是仇恨共產黨、敵視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這能同她沒有關係？他們一直在讓我明白：根據他們分析和掌握的情況，林舜英決不是一個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實，現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對林舜英的問題，我寫了幾十頁交代揭發材料，就我所看到、聽到以及了解到的有關內容均如實作了供述，甚至連她平時的衣著習慣、菜餚口味這些生活細節都沒有遺漏。不過，這份洋洋數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林舜英有什麼反動思想、反動言論，更牽涉不到什麼現行反革命活動。這倒不是故意隱瞞、為她開脫，而是確確實實沒有這種事。我在材料中詳細介紹了林舜英如何膽小怕事，如何謹小慎微，並列舉了很多具體事例來說明。例如，有好幾次我和李立榮在小房間交談，她會突然推門而入，怕我們在收聽「敵台」。有時我們的談話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會立即岔開話題，意思是叫我們別談政治。如果我們不聽，她則會訓斥李立榮，搞得我都有點下不了台。有次她給武漢的大女兒寫了封信，信寄出後忽然懷疑自己在信封上寫毛主席語錄時漏寫一個字，急得一夜沒睡，第二天清早趕到郵筒旁等郵務士開箱取信，直到證實自己信封上沒有漏字後，心上的石頭才落了地。
李立榮被關押後，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親的一樣，想兒子，替兒子擔心，但從來沒有為此發牢騷攻擊過誰，更多的是默默流淚、強忍心中的悲傷。在與她認識的幾年中，我時常在李蔚榮、李立榮兄弟面前半開玩笑地譏笑過林舜英，說她是個典型的樹葉落下怕打破頭的老太太。我甚至當面同她開玩笑，說她膽子太小了。她笑著說：「我們不能跟你們比。你們家是工人階級，出身好，有點什麼事別人不會計較。對我們這種家庭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