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上這份交代揭發材料後的次日，他們提審了我。一開始提審員就拍著桌子警告我：「你寫了些什麼揭發？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我耐心地向他們再三保證，我說的絕對是實話，如有隱瞞，我承擔全部責任。但他們根本不相信，認為我在為林舜英隱瞞、開脫，逼我「深入交代揭發」。最後我也急了，說那你們乾脆列個草稿給我，讓我按你們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話音剛落，其中一位繞過桌子到我面前扇我兩耳光，接著按鈴叫人來把我送回了號子。
大約十天後，二位提審又來了，這次態度比上次好了一些。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啟發」我：「你想過沒有，1957年時，林舜英全家已經拿到去香港的護照了，後來為什麼臨時變卦不走呢？照理說，像他們這種反動家庭，做夢都想去台灣，現在倒奇怪了，護照發給他們，她居然不願走了，你說這說明什麼問題？」我說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也有些捨不得那棟樓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後說：「不知道你是裝傻還是太天真。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她之所以臨時決定放棄去香港，是因為接到了台灣方面的通知，要她繼續潛伏下來做特務。」話說到這份上，我已實在無話可講。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後一次提審，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來找過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長江磚瓦廠（後併入南京第四工具機廠，統稱江蘇省第十一勞改隊，編號10114）勞改，在瓦窯當出窯工。有一天我正出窯拖板車，值班幹部把我帶到辦公室，說有人來外調提訊。這次來了四個人，自稱是林舜英所在單位紙盒廠革委會的。一開口問話，我立馬感到來者不善。這四個人的所有詢問歸結為下面幾個問題：林舜英是如何幕後操縱你們反革命集團的？林舜英是怎樣把你們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灣、香港特務有哪些聯繫？林舜英在她兒子被捕後是如何指使你們進行內外串供、訂立攻守同盟的？
我把以前交代過的內容重複給他們聽，他們先是怒不可遏，大聲呵斥我「極不老實」。見我一幅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四人一齊衝到我面前將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嚨，我頓時感到呼吸困難、眼前發黑。這時幸虧一位姓莫的值班幹部聽到響動闖了進來，見我被按在地上，立即為我解了圍。他先是泛泛批評我幾句，要我端正態度、老實交代問題，然後又對他們說：「不要急不要急，有什麼問題慢慢問他好了。」四人對莫幹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說我實在太頑固，氣焰太囂張，不整整我的態度（整態度應列為文革術語）肯定不行。希望勞改隊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態度好好整一下再說。莫幹事對這個有益的建議並未回應，敷衍幾句後，端把椅子在緊貼門口的樹蔭下坐了下來。經過這番折騰，四位來人大概考慮到畢竟是在人家地盤上，不能像在自己單位專案組裡那樣為所欲為，態度總算緩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甚至還關心起我的身體來：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裡有人來看你嗎？要不要我們替你捎個口信？
看到他們的表演，我不禁心裡暗笑。你們也太小看老子了，就憑你們這幾個三腳貓，就能把我擺弄得像只耗子一樣服服貼貼？我倒要看看你們還有哪些高招！於是我不停地揉著剛才被他們卡過的脖子，抬頭死死盯住天花板，任憑怎樣提問，都以「沒有新的補充」，「該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這種軟硬不吃的態度很快又激怒了他們，有個皮膚白晰約莫30歲的高個子，火氣特別大，幾次站起來沖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實實交代，絕不會放過你！」後來還殺氣騰騰向我示威：「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斬盡殺絕！特別是像你這種頑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對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著天花板不為所動。就這樣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們勞改隊並無招待晚餐的誠意，終於一個個背起黃書包悻悻離去。
在送我回監房的路上，莫幹事對我說：「以後有人再來外調提審，態度上好點，省得找苦頭吃。」寥寥數語，頓時像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作為一名管教幹部，不僅及時阻止了對犯人施暴，事後還這樣含蓄地安慰我，確實夠難為他的了。這位莫幹事生就一副凶神惡煞的黑臉，見者無不生畏，而心地卻非常善良，犯人們背地裡都稱他為「莫菩薩」。多年來我一直感念這位莫幹事，1975年時聽說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噓不已。世有「好人無長壽，惡人活千年」之說，有時還真tmd如此！像莫幹事這樣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無辜者鮮血的傢伙，現在仍然一個個天天坐在老幹部活動室里打橋牌、搓麻將頤養天年。
號子裡幾乎每天都有新人進來，原來地板上人均二尺寬的鋪位已縮減了將近一半。聽新進來的難友介紹，外面到處在抓人。解放後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方征，不知犯了什麼事，也關進我們這個號子。他晚上偷偷告訴我：「這種跡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鎮反時才有過。」這位公檢法老前輩的預感果然很靈，就在他說這話的十來天后，南京市迎來第一場對現行反革命的屠殺。
1970年3月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後，管理員撥開號子門上的老虎窗對我們下命令：「各自坐在鋪位上不准走動，等會有重要新聞廣播。」平時早飯前全體起立「早請示」背語錄的常規也宣布暫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極為準時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個小時。號子裡的喇叭從早晨起就反覆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無間斷，而且聲音大得出奇，少說也在七八十分貝以上。方征悄悄告訴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動。喇叭里這麼大的聲音是為了蓋住外面大院裡的什麼響動。」事後證明，這位法院老院長的判斷真tmd太准了。起床後的一系列反常現象，令全號子難友驚恐不已。
中飯結束後，一個個惴惴不安，坐在鋪位上胡亂猜測。這時，我們的牢門砰地打開，那位陳「醫生」背著雙手站在門口盯住我說：「2605，把東西帶出來！」我楞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是在喊我，趕緊連聲答應。同室難友一齊過來幫我整理鋪蓋和換洗衣服，一面低聲告別。平時同我最談得來的馬聚塵和那位法院老院長，更是再三叮嚀我多多保重，日後再見。我把牙膏、草紙、肥皂全部留給了難友們，一手拎著褲子，一手夾著鋪蓋，出了號門。
我被身後的陳「醫生」押著，走到東、西大院匯合處一個被犯人們稱之為「櫃檯」的地方，看到我的幾個朋友已被反銬雙手蹲在那裡。放下鋪蓋，我也立即被反銬雙手命令蹲下。我掃了幾位朋友一眼，有李蔚榮，有張稼雲，還有Z和C。張稼雲和張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榮的朋友。張稼山沒在這裡，我還為之慶幸：總算沒有被一網打盡。
張稼山身材不高，體型魁梧，心地極為忠厚，為人樂觀開朗，白淨的臉上似乎總掛著愉快，一雙略帶女性化的大眼睛看人時，總透著親切溫暖，使人特別容易親近。稼山和李立榮是街坊，從小一起長大，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稼山和我有一個共同愛好，喜歡黃梅戲，尤其特別喜歡嚴鳳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駙馬》。1968年嚴鳳英在合肥挨鬥，我曾連寫三信叫她到我們的農場來暫避風頭，張稼山甚至幾次想去合肥把嚴大姐救出來，可惜最終未能去成。後來得悉嚴大姐不幸自殺，我和張稼山一邊喝酒一邊揮淚，發了狂似地詛咒這個罪惡的現實。
20分鐘後，我們五人被押上一輛黑色囚車，另有八九個犯人陸續被押上來。隨著一路悽厲的警笛聲，很快到了五台山體育場。大約半小時後，我們每人身後由兩名人高馬大計程車兵一左一右架著，彎著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塊空地上就地蹲下。緊接著，十幾名被繩子緊緊捆綁的犯人押著經過我身邊，這時我看到了張稼山。他被綁著，由於繩索勒得太緊而哎喲哎喲呻吟。片刻之後，當大喇叭里響起「把罪犯押進會場」時，我像一隻雞一樣，雙腳懸空被拎上主席台的邊側。腳剛落地，身後的人一把揪住我的頭髮強迫我抬頭「亮相」，另一人則抽緊勒在我頸項上的繩圈。整個五台山體育場，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沒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賽場以及其他邊邊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擠滿了人群。我心裡估算了一下，少說也有十萬之眾。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際，只聽大會主持者大聲命令：「把張稼山現行反革命集團所有罪犯押過來！」登時我們被反架著在審判席下一字排開，弓著腰低頭聽候宣判。
一段不算太長的罪名念過之後，宣判人提高嗓門宣布：「判處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張稼山死刑，立即執行！」吼聲剛落，陡然間起了一陣騷動，只見好幾個兵一齊向排在左一的張稼山涌去。我聽見張稼山掙扎著要喊什麼，由於喉嚨被繩圈緊緊勒住而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哇哇聲。我彎著腰斜眼看去，七八個人在死命按住張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掙扎。三個小時前我蹲在娃娃橋看守所「櫃檯」旁時，還暗自慶幸這次張稼山總算沒被卷進來，做夢也沒想到轉眼間他竟一下子成了我們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執行！接下來是對我們五個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張稼雲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後是李蔚榮，8年。
在我們後面是對另一個現反集團的宣判，首犯名叫厲功友，是個復員軍人。他和六七個下關的小混混經常一起喝酒亂侃，天南海北，無所不吹，最後稀里糊塗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厲功友獲刑無期，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馬聚塵。上文提到，就在當天上午10點多鐘我在牢房整理鋪蓋時，馬聚塵還熱心地過來幫我收拾鋪蓋並互道珍重。僅僅三小時後，他也被綁上了五台山公判大會的審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飛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國投敵」。他原是南京第二鎖廠的出納會計，1968年秋和姨父王飛從南京飛到昆明，再轉車去雲南邊境，打算從那裡越境到緬甸，中途被當地民兵截獲，押回南京，關進娃娃橋。我剛進7號牢房不久，通過簡單交談就看出這是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青年。和我一樣，他愛好文學藝術，寫得一手好字，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黑暗極為反感。在我被反銬的六天五夜裡，都是馬聚塵餵飯餵水、料理大小便，並不時悄悄鼓勵安慰我。這份珍貴的情誼多年來我一直銘感在胸，可惜永遠沒有報答的機會了。
3月6日這次公判大會，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1人。其餘十幾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現行反革命」！公判大會結束後，我們分別被押上十幾輛敞篷軍車遊街示眾。南京30萬人被組織起來列隊立於市區主幹道兩旁，像歡迎來訪的外國元首一樣夾道觀看長長的刑車隊。前面六輛是死刑車，每車有兩名五花大綁的死刑犯被架在車廂前面，頸背插著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隨著車隊的緩緩行進，11支白色亡命牌在半空中微微搖曳。我被押在7號車上，被判死刑者的頭被緊緊捺住低下，而我們則由身後當兵的揪住頭髮強行仰頭「示眾」。
刑車隊從五台山體育場北大門開出，沿廣州路轉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廣場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髮店（南京有名的大理髮店，現已拆掉，位於新街口郵局對面）時，車隊忽然停了下來，只聽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髮店二樓有人拍照。」頓時，不少軍警和便衣紛紛向曙光理髮店跑去。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攝影愛好者。這位攝影者是出於好奇，還是另有考慮，想記錄下這精彩的歷史瞬間，多年來我一直想探個究竟，也很想知道這位攝影愛好者後來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約三分鐘後，車隊繼續前進，經新街口廣場向左拐上中山東路，然後右轉駛入太平路，再右轉進升洲路，行至白下路口，我們後面的車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輛死刑車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鳳凰西街槍斃人的刑場。看見前面車子直行，我知道張稼山最後的時刻到了，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架我的兩個當兵的見我哭，倒沒怎麼為難我，只是揪住我頭髮晃了晃我的頭，低聲呵斥我別作聲。死刑車隊去後，我們的車隊由白下路駛回娃娃橋看守所。
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會」，也是南京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的首場。此後，4月28日處決12名，7月24日處決24名，12月10日處決10名，另有不少現反被個別處決，具體數字無法統計。上述成批處決的現反中，4月28日處決的張明才反革命集團首犯張明才，7月24日處決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團首犯王同竹，與我均有一面之緣。
在這4批集體處決中，最震撼人心、最駭人聽聞的當數12月10日那一場，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榮與他母親一同被判死刑，綁在同一輛刑車上走向刑場。這四批被處決的現反，1980年經複查後，全部被確定為冤殺、錯殺，無一例外。也就是說，冤殺率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會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長江磚瓦廠，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十年鐵窗生涯。
我在投入勞改後，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調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榮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還在想，等我熬滿十年，畢竟還能再見到李立榮，那時劫後重逢的場景將是何等令人激動！我們都是判的十年，但這十年徒刑是摧毀不了我們意志的。十年之後我們一定會更成熟更堅強，我們一定會勇敢地面對險惡的後半生。
1970年是我勞改歲月中最難熬的日子。我被分在八卦窯出窯，窯洞裡的氣溫達到攝氏70度，汗水滴在剛剛開窯的瓦片上立馬揮發成一個白點。每天拖著一千多斤的板車從高高的窯頂沿著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時，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在顫抖，只要腳下一滑，不死也要脫層皮。瘋狂出汗，需要不斷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極知己的難友曹治平先生，當時和我一同出窯，他曾替我數過，有一次我一口氣喝過24竹筒水，加起來相當於5000毫升！
一面是極度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面則是極度的飢餓。每頓飯只能管一個小時，其餘時間都在兩眼發青地巴望著下一頓。繁重的勞動所造成的疲勞，加上無休止的飢餓，使人變得極為虛弱。夜晚上廁所，必須手扶牆壁慢慢挪，否則會一下子癱倒在地。我感到自己已經快要退化成低級動物了，每天頭腦里想的儘是吃、吃、吃，吃飽後能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人類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復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睜就巴望著開飯，然後又巴望早點收工、早點結束學習、早點躺在鋪上進入夢鄉，忘掉眼前的一切。在這種非人的惡劣環境裡，只有最後一絲人性勉強支撐著我：為了不讓我慈愛的雙親傷心，我得咬牙活下去。每當想到李立榮此刻也在另一處和我一樣備受折磨，他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也同樣會想到我時，我的心多少又會增加一點活力。我始終記得我們多次在一起說過的話：我們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時間」。我們畢竟年輕，那個高高在上的獨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嘍羅們怎樣天天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怎麼也耗不過我們。「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他一翹辮子，中國的一切都會有重大改觀！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緊牙關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總有希望。遺憾的是許多人沒能活到那一天，遺憾的是李立榮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這天是勞改犯家屬接見日。我的老父親在接見時偷偷告訴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開了公判大會，李立榮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並在會後綁到鳳凰西街執行了槍決。這個消息就像五雷轟頂般一下子將我炸昏了，眼前頓時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空虛絕望，像海上的濃霧包圍著我，我感到透不過氣來，窒息的痛苦在吞齧著我的每一個細胞。我已記不清老父親後來是怎麼離開的了，只依稀記得那天我在監房的院子裡像一隻孤獨的狼一樣，反覆來回不停地走動，不時仰望電網高牆內狹小的天空，希望蒼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榮母子親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細雨，看到的只是絕望的鉛灰色的天空。我的反常舉止引起了一些「勞改積極分子」的注意，當晚管教幹部找我談話，嚴厲斥責了我。
李立榮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漢華死了，張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親愛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還活著！我為什麼還要活著？為自己？為父母兄弟？我什麼也說不清，我已失去了為什麼活下去的明確動機。要說還有點什麼的話，那只是在心靈深處隱隱還保留有一點殘存的信念：總有一天——只要我活著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會有一場大改變。到那時，獨裁者和他的爪牙們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到那時，民主將取代獨裁，自由將取代專制，光明將取代黑暗，正義將取代邪惡，人們將不再會終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愛情、友誼、人類一切美好的感情，都會在燦爛的陽光下自由地流淌。總有一天，我會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曾經發生過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罪惡，讓人們了解罪惡的真相，罪惡的實質和罪惡的根源。也許正因為有這麼一點點殘存的信念，我才咬緊牙關苦苦熬了過來，沒有讓自己沉淪為一具行屍走肉，也沒讓自己的大腦被「洗」成一團漿糊。
有關李立榮和林舜英最後的情況，從1970年底直到我刑滿出獄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裡面一無所知。出獄後，我通過李立榮的妹妹、李蔚榮的夫人、當年曾與李立榮同在溧陽社渚農場勞改過的一位難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親眼目睹李立榮母子被害經過的幾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後，李立榮突然從他勞改所在的溧陽社渚農場被押回南京，關進了娃娃橋看守所。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臉上有幾處明顯的傷痕，平時坐在地鋪上一動不動，成天一聲不吭，兩眼盯住牆壁幾個小時也不轉移一下目光。同號難友問他犯了什麼事，他只是輕輕地搖搖頭。這位難友看著他進號子，又看著他最後被帶走，從來沒有聽到李立榮講過一句話。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點多鐘他被帶出號子，臨走時什麼東西也沒帶，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回號子。
1969年初，中蘇多年交惡之後終於在珍寶島爆發了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頃刻之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中共當局外部面臨蘇聯的強大軍事威脅，內部是一片分崩離析景象。儘管毛聲嘶力竭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但這絲毫沒能延緩中央內部相互傾軋、爭權奪利的步伐。全國各地生產停頓，財源枯竭，民生雕敝，滿目瘡痍。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禦蘇聯的軍事進攻，單憑破釜沉舟的決心（毛告誡全黨「要作好打仗的準備，要作好打核大戰的準備，要作好死一半人的準備」）顯然是不夠的。除了在軍事上拼湊力量準備應戰，能打一仗是一仗，動員全體老百姓「深挖洞、廣積糧」，能躲一時是一時之外，剩下來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內」了。安內的不二法門自然是階級鬥爭，對那些無法被洗腦的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正是出於這種偉大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於1970年1月下達了一個三號文件，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是在運動中附帶搞點副業創收。這個一打三反，實質上是對全體老百姓實施精神強姦，向任何敢於不滿乃至反抗者廣開殺戒。這就是1970年春李立榮被從勞改場提回南京重新發落的時事背景。
一打三反開始後，當局發現運動前不久對李立榮的判刑過於心慈手軟。李立榮出身反動家庭，長期以來思想極為反動，一貫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如此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僅僅判了十年徒刑，簡直是對黨和人民嚴重的不負責任！那麼，李立榮一案怎樣操作才能將其由十年徒刑變為死刑立即執行呢？根據我十年的勞改經驗，勞改當局如果有心要某個犯人「升級」，只需像喚狗一樣召集幾個勞改積極分子開個小會，秘密布置一下，積極分子們馬上就心領神會，明白該怎麼做。第二天一大早，對當事人的揭發檢舉材料就會像雪片一樣塞滿管教幹部的口袋，要什麼有什麼！就憑這些雪片，就能成為某人加刑乃至槍斃的鐵證！李立榮死刑判決書的罪狀里就有此類內容：「在勞政期間，堅持反動立場，繼續散布反動言論，為首組織逃跑集團，煽動犯人鬧事。」這些罪狀在1979年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平反判決書中以「經查，並非事實，應予否定」一語推翻。
林舜英被抓進去兩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後不久，大約榨不出什麼油水，關了兩個月放出來了。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之際。她在裡面什麼都沒承認，曾經兩次絕食，被送到紅十字醫院強行撬嘴灌食。最後提審時，當聽到提審人員宣布李立榮和她的罪狀，從而明白和兒子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時，這位年屆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條母狼一樣向審訊者瘋狂撲去。母性和人格的尊嚴，使這個一輩子膽小怕事的女人戰勝了一切恐懼，陡然間變成了一條在絕境中不顧一切護崽的母狼！她的罪狀是：「與XXX、XXX、XXX等多次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支持李立榮猖狂進行反革命活動」。
1970年12月10日這一天，南京市五台山體育場迎來了本年度最後一次公判大會。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綁在第一部刑車上，七八個身材魁梧的軍人緊緊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於無法正常呼吸，二人的頭都耷拉了下來。周邊的人無法看清他們的臉，母子倆留給人世的最後印象是他們頭頂上那高高豎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頭在寒風中飄拂不定凌亂的白髮。
這天上午是多雲天氣，時而還能見到陽光。到了午後，天陡然陰了下來，刺骨的寒風挾著悽厲的警笛聲在陰冷的上空迴蕩，驚懼和恐怖籠罩住整個城市。刑車經過的每個路口都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到處可見荷槍實彈的軍警，全城成了一個大刑場。數十萬人列隊夾道來接受「教育」，來親眼看看現行反革命的下場。
長長的刑車隊伍在已實行戒嚴的市區主幹道上緩緩行進。刑車過處，兩旁的人群就出現一陣騷動。人們禁不住交頭接耳，議論第一輛刑車上的那對母子，不時發出聲聲驚嘆，惶恐和驚悸象瘟疫一樣迅速在人群中擴散傳染。一時間人們甚至懷疑起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究競是身邊的殘酷現實，還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人，殺的太多了；反革命，槍斃的太多了；公判大會，判刑布告，刑場斃人，早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對某些人，這些事就像走進電影院看一場革命影片一樣平常，而且連票都不用買。可是，這次畢竟不同以往，六十歲的母親和二十多歲的兒子竟然一同犯了現反大罪，同時殺頭，而且綁在同一部刑車上遊街示眾，然後送去刑場，這絕對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這一切，即使對那些見慣了屠殺，見慣了流血，神經已變得麻木的人，在親眼目睹這種人間慘劇時，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慄。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李玉和母子的同被處決，與李立榮母子的同被處決，是虛構情節與客觀事實的偶然巧合，還是後者對前者的刻意效仿？日本鬼子當年殺的可是貨真價實同他們作對的中國人，而如今要殺的這位白髮蒼蒼的母親和他文靜的兒子，真的能像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樣對當今的中國政權構成嚴重的威脅？歷史，難道真的非要時時刻刻祭起種族仇恨、階級鬥爭這些嗜血法寶，以人頭和鮮血為代價，通過永無休止的相互仇殺來開闢自己的道路？
《紅燈記》這部以煽動階級仇和民族恨為主旨的革命樣板戲，幾十年來久演不衰，其中有一個情節上的失誤。鳩山在刑場處決李玉和母子時，事先沒有想到割斷他們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個繩圈，竟讓李玉和母子能在槍口下從容不迫地喊完一長串口號後才慷慨就義。我們這個最講人權、最講人道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槍斃反革命時都會採用各種革命措施，不讓他們臨刑前發出聲來，而兇殘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許要處決的犯人臨死時想喊什麼就喊什麼，這豈不是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們還講人道、講人權嗎？這不是美化敵人、詆毀我們自己嗎？我曾多次考慮過這個情節瑕疵，會不會是編導們一時疏忽所致？《紅燈記》可是當年革命文藝的偉大旗手江青女士親自把關的經典革命樣板戲，以她雷厲風行、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是絕不允許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細節上存在差錯的。那麼，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以便讓人們看了日本鬼子怎樣殺人、中國的新生紅色政權又是如何殺人後，進行相互對比，從而反襯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愚蠢透頂，中國紅色政權的大智大慧，進而表明中華民族對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南京對所有現行反革命的屠殺都在鳳凰西街盡頭一片墳場裡進行，這條鳳凰西街至今還橫在那裡。在對林舜英母子身後事宜的處理上，當時辦案的公檢法人員表現得頗為寬容：事後他們沒有要李立榮在南京的兩個妹妹補交槍斃她們母親和哥哥的二角錢子彈費，而當年林昭的親屬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榮的兩個妹妹躲在一間門窗緊閉的小屋內抱頭痛哭，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親在家中黯然垂淚。他們都了解林舜英的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位阿彌陀佛的老好人會遭如此厄運。父親忿忿不平地對母親說：「當年在長辛店我們那樣罷工鬧事，吳佩孚都不敢開槍，現在對李媽媽（他們就著小輩稱呼林舜英為李媽媽）這種老好人都能殺，成了什麼世道！這些狗日的怎麼下得了手！」這是一個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的樸素評價。
林舜英、李立榮讓南京幾百萬市民從她們母子同時被殺中，親身感受到了紅色恐怖，進一步了解了階級鬥爭到底是什麼。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人們，階級鬥爭這把高懸在每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落下，叫人身首異處，防不勝防。任何人，不論身居何位，如何小心，力圖自保，都由於絕對不可知明天自己會不會成為這柄劍的犧牲品而終日惶惶不安。全體臣民即使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俯伏在君王腳下，三拜九叩，山呼萬歲，但為了貫徹他的「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聖旨，還必須從中挑出5%的臣民，先將其製造成鬥爭對象，再用他們的鮮血來塗抹寶劍的鋒口，防止生鏽鈍化。
1970年12月10日的那個晚上，人們坐上飯桌後，首要的話題必然是下午發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車上的母子，那綁著的花白頭髮的母親和綁在身旁年輕的兒子，那高高豎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驚肉跳的警笛。那時已能記事的孩子，現在有四五十歲了，他們應該記得當年父母講述此事時臉上那驚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聽大人話，不能在外面瞎講瞎說」之類的忠告。現年五十多歲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槍斃的事，大部分人還都記憶猶新。2005年，我專門作了一次隨機抽樣調查。在我問的三十個五十五歲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當年親眼看到林舜英母子遊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員（包括親戚）看到過那次遊街，有六人聽別人說過此事。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遠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榮母子被槍殺後的第十天，已去台灣多年的李劍文先生在日本東京舉行了一次一百多名各國記者參加的者招待會，聲淚俱下地向記者們披露了妻兒在大陸慘遭殺害的情況。與妻兒永別三十八年後的1989年，兩岸關係有所鬆動，李劍文以九十高齡之軀重返大陸探親。在慧園裡老宅，老人提及驚險的往事唏噓不已。
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親愛的朋友李立榮、曹漢華，我尊敬愛戴的林舜英女士，還有我熟識的坦率直爽、為人仗義的朋友張稼山，在那場瘋狂屠殺中先後慘遭殺害。那一年，林舜英六十歲，李立榮二十六歲，曹漢華二十六歲，張稼山二十九歲。一個花甲老人，三個有為青年，在那個紅色年代，他們殷紅的鮮血和成千上萬無辜者的鮮血匯在一起，染紅了紅色政權，染紅了革命紅旗，染紅了紅色江山，真正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十年後，1980年，林舜英，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先後被平反。林舜英和李立榮平反後，家屬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共領到死亡補償金1400元，每條人命700元。張稼山生前沒有正式職業，死亡補償金只有300元。弟弟張稼峰去法院交涉，問殺一個人怎麼只補這幾個錢，得到的答覆是：「我們是嚴格按黨的政策辦的，該給的就給，不該給的不給，該給多少就給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經再三據理力爭，又補了300元。張稼山29歲的年輕生命，作價600元沖抵了帳，一次結清。我們這些未被處決而活下來的人，平反後由原工作單位補發坐牢期間的工資。我勞改十年，農場補發我十年工資，總計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間的伙食費和衣服費1680元，淨落1740元。一個無辜的公民被判刑，而後又被平反出獄，卻要補交伙食費，這不是某一部門、某一地區一時心血來潮，當年全國到處都是如此辦理的，這是「黨的政策」。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三期，201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