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年暑天到瑞士，看過澤瑪特峰的夏日雪景和米倫城的中古建築之後，心中不免動了一絲俗念，於是到納沙泰爾湖濱的比爾城（BIEL）去了一趟。
比爾城在瑞士西北法語區與德語區的交界處，以鐘錶製造業久負盛名，在中國如雷灌耳的「勞力士」、「奧米茄」等鐘錶名廠的總部大都設在這裡。然而正如西洋人只知道中國出產瓷器，大都不曉得有個景德鎮，多數中國人也是只聽說瑞士出產手錶，卻並不清楚有個比爾城罷了。就在前幾年，由了網際網路的發展，世界鐘錶業也動了心思，發明出一個比爾子午時（BMT），用來取代格林威治的本初子午時（GMT），還特意請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言九鼎的媒體實驗室主任來剪彩，揚言天下從此無時區，從此無疆界。當然，其實際意義乃是人言言殊，但比爾城在世界鐘錶業的盟主地位可見一斑。
我說動了俗念，其實比爾城本身並不俗，除了和大多數瑞士旅遊地一樣開著無數家鐘錶精品店之外，古城的歷史文化風貌保存得也是一應俱全，俗的倒是我自己：多少年了，一直聽說瑞士的「奧米茄」手錶產自比爾城，要是能有機會看看這家手錶的產地也算是個難得的機會。尤其記得十多年前剛到德國的時候，法學所的老劉一見我，立刻亮出腕子上熠熠生輝的金表，劈頭對我說：「這是『奧米茄』，知道嗎？」
我茫然地望著他。老劉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表情道：「這是一級二類表，只有一級一類的『勞力士』才能勝過它。」言語之間，神情就象是評判《說唐》裡面第一條好漢李元霸和第二條好漢宇文成都之間的本領高低，至於第三條好漢裴元慶則根本不在話下。老劉說罷，見我仍無反應，不免又是一聲曲高和寡的長嘆：「你哪裡知道，這可真說是『一表之下，萬表之上』啊。」
老劉的話或許也不錯，手腕上的「奧米茄」可以給他的法學公信力平添上幾分權威，正如後來大陸商人身上須臾不離左右的「大哥大」也由不得你不信此人大有來頭，的確可以隨時從銀行里開出來幾百萬元的「信用狀」。
因緣際會，我曾有過兩塊「奧米茄」手錶，只是都沒有如此風光過。
我第一次「擁有」的「奧米茄」手錶只有短暫的時間，因為那時還是父親的手錶，而且是相當老的一隻「奧米茄」手錶。表殼上的電鍍已不完整，許多地方露出斑斑駁駁的銅色。錶針和刻度上的螢光質倒還在，但是如果不事先在強烈的光線下照射，在黑暗中是看不見時間的。所以，晚上在我躺在床上不願入睡的時候，父親就會把他的「奧米茄」從手腕上取下來，放到檯燈下照射一番，然後讓我把頭蒙進被窩裡去看黑暗中手錶上的螢光，漸漸睡去。
記得那年考中學，父親怕我在考場上時間安排不好，還特意讓我帶上他的手錶。我對瑞士手錶最初的認識，不能不說是來自父親的這塊「奧米茄」。
至於瑞士手錶製造精密的名聲，那還應該說是中學教勞動課的張先生給的教育最深。張先生原本是物理教員，據說出身也極好，是貧農，只是在五七年不小心朝「右」面栽了一跤，後來政府寬大為懷，打發來校辦工廠指導學生勞動。
勞動課的產品是製造高壓線卡子。瑪鋼件的底座和螺母全是購自外面工廠，我們只是在一根小拇指粗細的鐵棍兩端用板牙絞出螺紋，然後彎成U形即可。不過即便是這樣簡單的工藝也經常是螺紋與螺母無法完全匹配，時時需要返工修理，或是多次搭配才成。
張先生於是有感而發，說這就是精密製造工業最要緊的一項水平指標，稱作「互換性」。他舉瑞士手錶為例（當然不僅限於「奧米茄」，但肯定應該包括「奧米茄」在內），說是瑞士手錶為表現其精密製造的「互換性」，往往在顧客定好手錶款式之後當場裝配，隨便從每種零件里挑出一件，組裝成的手錶必定是絲絲入扣，分秒不差。
聽了他的這一席話，我們這些剛剛入門的學徒們當然都自嘆弗如，羞愧難當。可惜的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張先生為了這個「互換性」和其它的若干罪行，還是被投進了牛鬼蛇神隊，一桶漿糊，一桶墨汁從頭潑到腳，叫他斯文掃地。不過我在中學數年，張先生對於瑞士手錶「精密無比」的論述仍然和毛主席對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教導一樣，深植於我心間。
後來，革命也終於革到了父親的頭上。記得父親被抓到「學習班」去的那個早晨，他發現衝進家門的「革命派」來意不善，便連忙將手腕上的「奧米茄」摘下來，套在我的手上，囑我按時到學校去。後來果然不出父親所料，家中的零星存款都被凍結，工資也不再發，頓時陷全家於無助之中。此刻父親留下來的「奧米茄」成了唯一還能值些錢的「細軟」，只是刻度上的螢光質早已失效，表殼也更加烏暗，走時卻仍然不差。此時家中一貧如洗，幾有斷炊的危險，我只好拿起這隻「奧米茄」趕到宣武門內的「中昌」寄售商行去典當。老掌柜打開手錶的後蓋捂在耳朵上聽了又聽，再用卡在眼窩裡的放大鏡把各處的軸承和發條看了又看，最後把手錶放在櫃檯上的一塊平絲絨上，兩手叉開扶著櫃檯邊，手指隨意地敲打著玻璃，眼睛盯著我上下打量，不緊不慢地說：「表是好表，牌子是好牌子，可是如今時候不是個好時候，所以賣不出去個好價錢。」
說罷，看我無一絲反應，他便沉吟片刻，然後咳了一聲，嗽嗽嗓子，接著說：「讓我估價，寄售給你四十五塊，要是立刻拿現錢，就只有三十二塊。要不介，你再到東單『三洋』和菜市口路西那家問問價兒。」
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等，顧肚子要緊，當然是拿了現錢走人。
此後十幾年，或忙碌于田間勞作，或消磨於政治學習，時間並不值錢，或早或晚均以太陽的出沒和領導的喜怒為憑，因此沒有手錶並無大礙。
或許也是造化弄人，後來我又有一次機會得到一塊「奧米茄」手錶，只是如今想來，其經歷比之前一塊「奧米茄」少了幾許親情，多了一番難堪。
記得那年夏天，我在德國，正好從巴伐利亞的維茨堡田野考古完畢回到家中暫歇，這時正好接到學生會主席的通知，要我去認購手錶。
在國內的時候，只有公債和國庫券才有認購一說，那都是要表現愛國熱情的大好時機，但買手錶為何還要認購，這不免使我滿腹狐疑。到了主席處，大家正在熙熙攘攘地交錢取貨，我也就一邊排在隊伍當中，一邊聽著多日不見的楊先生解釋其中的究竟。
原來我們駐歐洲的各經濟代表處除了協調與外商的洽談，還承擔起駐外人員的日用工業品採購任務。那時國內物資奇缺，手錶、電視、照相機都是好東西，正好利用與外商談判項目的機會，順便採購一下，不但物美，而且一定價廉。一般都是談判達到緊要之處，眼見入港便會嘎然而止，提出要求，其時機和火候都絕非一般人可以勝任。這次據說就是在談判不知是火電廠還是遠洋巨輪的訂貨時，出其不意地提出「奧米茄」手錶的要求，而且規格十分詳細具體：大三針、雙日曆、自動、防水、夜明。
談判對手當然心領神會，立刻詢及「奧米茄」手錶廠。廠方回答得倒也痛快，既是賺錢，卻也不難，只是要求的這類款式早已淘汰，如要開工，總要有千把塊的批量生產才能夠本。
答覆迴轉來，談判人員到底藝高人膽大，心想解放幾十年來，我們什麼東西都是供不應求，從來還沒有供過於求的道理，又有這樣的好價錢，不愁分派不出去。於是發出定單，催促連日開工，只是其中的暗盤如何交易就不得而知了。
後來不知是訂購得太多，還是什麼其它緣故，這些貨真價實的名牌手錶竟然沒有完全分派出去，就象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好事變成了壞事」。但是經由大家集思廣益，很快就有了好主意：何不把手錶分派到各個學生會，既然有那麼多的留學生，發動起來，不愁完不成任務，於是就有了現在認購的一幕。
聽了楊先生的津津樂道，說心裡話，這手錶的價錢已是十分公道，以這樣的價錢在市面上是無論如何也買不到的。只是當我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而且又處在這種似乎不買不足以表忠心的氣氛下，我反倒猶豫了，以至輪到我認購，我卻張口結舌，回答不出主席的問話。
「你到底買多少？」主席一再問。
不知怎地，我竟衝口而出：「既是好價錢，還是讓給別人罷，」我明知這是託辭。
「難道你不買？」主席有些不耐，於是話語之間就有些難聽。他說道：「其實這也不光是多買一塊少買一塊手錶的問題，這是看我們留學生到底要不要幫助領導分憂解難的態度。為什麼別人作到的事，你卻這樣為難呢？」
這時我終於明白了，原來這也是可以歸結到態度問題，看來也就只有順水推舟一途，連忙說：「那也好，既是這樣，我就買一塊吧。」
「噯，這就對了嘛，」主席很不屑於我的小器。
我付了錢，伸手接住遞過來的小盒子，落荒而逃。
不知是因為這隻手錶讓我想起「認購」時的尷尬，還是由此喚起我對前一隻來自父親的手錶的親切感，總之，這塊「奧米茄」沒有給我帶來什麼愉快的記憶，此後也就放到一邊，沒有心思動用它。
如今社會昌明，技術進步，計時已經是十分普通的事了，商家、醫院、車站、郵局到處都有時鐘。像我這等十分懶散的人，腕上有塊手錶頗嫌累贅，於是這第二塊「奧米茄」也就一直躺在我的書櫥里，有時信手打開抽屜偶然看見它，就不免使我想起那年認購手錶的滑稽，還想到中學老師張先生關於瑞士手錶「互換性」的宏論和我幼年時鑽在被窩裡觀看「奧米茄」表上螢光的樂趣，以及父親的手錶賣到「中昌」寄售行時，估價的老掌柜把手錶貼在耳朵上聚精會神的表情。
這樣想來，原本索然無味的「奧米茄」竟也頗有幾分可以玩味的歲月流痕，若是以此為由，頭年暑天到比爾城的一游倒也不俗。
二千零一年十月三十日，波士頓。
附記：「奧米茄」小史
一八四八年，年僅二十三歲的路易·勃蘭特開設了一家手錶製造業的公司。他和兄弟西澤·勃蘭特在比爾城的一幢大樓里租賃了一層作為生產場地。
起先，他們給自己生產的手錶起了不少的名字，象汝拉、帕特里亞、赫爾衛提亞，等等。
一八八九年，路易·勃蘭特兄弟公司成為瑞士手錶工業界最大的公司，年產手錶十萬隻。
一八九四年，市場上出現該公司全新的系列手錶，其賣點是它簡單的構造和零部件的互換性。公司的出資人亨利·里克爾建議將該款手錶叫做「奧米茄」。此表上市造成轟動效應，獲得極大成功，於是公司從一九O三年之後放棄所有其它的手錶名稱，專稱「奧米茄」。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太空飛行員尼爾·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宣稱「個人跨出一小步，人類跨出一大步」。他手腕上的表就是「奧米茄」。
一九七二年，「奧米茄」獲第兩百萬份獲獎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