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鳳凰歷史
答問：米鶴都
寫在前面：本文是2014年陳小魯等人公開道歉之後，中國現代史研究專家米鶴都先生回答鳳凰歷史的提問。在當下宋彬彬去世引發的新一輪爭議中，本文仍有充足的現實意義。我們節選轉發於此，供讀者朋友參考。
鳳凰歷史：近期很多文革的參與者為自己當年的行為道歉，但是比如一個造反派道歉，有人就說他當年造反是跟風，現在道歉又是在跟風，一直在出風頭，您怎麼看這種觀點？
米鶴都：我想，這個問題要分幾個層次來說。道歉是反思的結果，沒有反思就沒有道歉，我就從反思開始談。道歉的主體是誰？文革這個事，首先要把大的脈絡搞清楚。文革是中國一個全局性的動亂，可我們現在搞清楚它的根源了嗎？搞清楚誰應當首先為它負責了嗎？按照一般的邏輯，誰的責任越大，誰就應當首先道歉。在文革中，誰應當首先負責任、誰應當負多少責任，都還沒有定論。我始終認為，有一點應當是毋庸置疑的，文革首先是要由當時的成年人站出來擔當的，而不是推到當年主要成分還是未成年人的群體身上。
但是目前的現狀，是當時的未成年人首先出來懺悔道歉，雖然不是很多，卻很值得人們尊敬。相比之下，當時的成年人跑哪去了？也許我孤陋寡聞，也許確實鳳毛麟角，總之，在我的視野中，沒有見到文革中真正整人的造反派、支左中的壞人站出來懺悔道歉。我要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的成年人，你們哪去了？
反之，我卻看到這樣的事例。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長，也是一位對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學者，但是她的書中曾這樣憤憤不平地說："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聲、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里，都只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
這話講得可以說很嚴厲，而且是在批評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問一句：他們十六七歲就走上無知的道路，難道不是控制這個社會的上一代給他們安排的？而是娘胎裡帶來的？五、六十年代那些從事中共宣傳工作、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輸的是什麼？難道不更應當反思、承擔責任嗎？今天怎麼能這樣輕鬆地把責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歲的他們"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如果這是事實，那首先是整個社會教育的失敗！我覺得具有這種認識的不在少數，但太過膚淺、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會缺少自我反思，談到的都是別人該反思，那麼這對於真正總結歷史教訓和提高民族素質，特別是糾正其體制上的弊病以保證民族長治久安地發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
宜粗不宜細的方針，不爭論的方針，曾經是處理文革後這種責任糾葛的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只有這樣才能擱置民族內部的內耗和分裂，才能先填飽肚子起步改革。但是，忘掉它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則又會犯下割裂歷史的錯誤。
我認為文革的責任，首先應該由當年的成年人來擔當，不要把這種東西放到未成年人的肩上，這不合乎邏輯、不合乎歷史真實。毛澤東、中央文革甚至很多的老幹部在背後，各級的公安幹警、各級的組織和街道積極分子在背後，全國的輿論工具在瘋狂地鼓吹，這一切都推動著紅衛兵們去批鬥老師、去抄家、去打人。怎麼今天后面的所有這些人全都看不見了呢？十五六歲的孩子在打人，你們那些大人在幹嘛？把責任推到孩子們身上？那這個民族就太悲哀了。
北京紅衛兵文革打死千人
"群眾專政"折磨死160萬人
米鶴都：第二個問題是據我看到的一些資料，根據有關部門1984年的統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導致420餘萬人被關押和隔離審查；而其中曾被公安機關拘留、逮捕的只有130餘萬人。172.8萬餘人"非正常死亡"；而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卻只有13.5萬餘人。這二者之間的差就是"群眾專政"的結果，這等於說有近300萬人的被關押、被隔離審查；有近16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是與法律（且不說文革中它的合理性）無關的。也就是說，群眾專政打死、折磨死的人數為160萬人。
現在的青年，已經不知道何謂群眾專政了，它的實質就是一種私刑。一部分"群眾"認為你是走資派或者反動老師，或者認為你有特務嫌疑、歷史反革命等問題，就可以把你抓起來、關起來，就打你、逼你交代問題。我要說的就是，這些迫害人的所謂"群眾"，基本都不是學生，更不是當時的中學生。
我看到的另一些資料表明，北京市1966年破四舊中打死了一千多人。這一千多人當中，大興慘案占了很大一部分，那是當地的貧下中農乾的，跟紅衛兵沒直接關係。紅衛兵們在北京破四舊中，應該是打死了一千人左右。他們在文革中開創了暴力的先河，開創了法外私刑，因此紅八月的血腥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種意義上它成了文革的代名詞，因此社會對這批青少年予以了更多的關注。社會對他們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大多出身於紅二代，也是當時的官二代。而且他們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極大傷害了他們身邊和社會上相當多數的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