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蔣介石在二戰期間對軍隊講話。
國民政府在大陸時，共產黨在各個大學裡便有堅強的細胞組織，他們對教授和學生使用特別科學的宣傳方法。共產黨更有若干「職業學生」在各大學內全力從事於共產黨宣傳，發售共產黨書籍，吸收分子。
一個「職業學生」是已經從某大學畢業的學生，受命進入另一大學，專作推進共產主義的活動。他雖然是學校的學生，但不讀書，專以宣傳誘人加入共產黨為目的。為了掩飾起見，他也按班上課並參加考試。他們的工作方法極為簡單，更因其簡單而極易生效。他們的情形是這樣的：假定一個在上海已經畢業的青年名叫呂希元，跑到北京大學讀大一。改名為呂哲元。買一個假證件或偽造一個證件，混進學校。雖然報名的學生很多，並需要入學考試，但由於呂已從大學畢業出來，考取是比較容易的。每一個這種騙子式的「職業學生」之進入大學都奪掉了一個真正要去大學讀書青年的機會。共黨此種奸計的另一不幸副產品，是當時國民政府為鼓勵向學，在各大學普設獎學金獎勵成績優良的學生，由於這些破壞政府的騙子曾讀過四年大學，很多數的獎學金就被他們用種種方法得去。
北京大學的共黨另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儘量在學校里出壁報，但不透露壁報的來源。中國各大學裡的壁報，是由學生編出的，用毛筆抄寫小字，報上充滿著新聞和文章，貼在注目的地方。一般說來，好像美國大學裡貼在布告欄上學生所寫的宣言。所不同的是中國學生的壁報並非僅是宣言，而是真正的報紙。在那時北京大學裡有三十種壁報，其中有十九種是共產黨指導撰寫發行的。整個學校里僅有一種壁報是反對共產黨的。事實上這十九個壁報每天都由那幾個相同的共產黨編寫出來；像一個單獨的單位或共產黨細胞一樣，每日進行其預定的工作。每一壁報都有不同的名子，都有新聞，但原本都是一個來源，只不過略為改頭換面以使人相信學校里有十九個共黨組織。
大多數的學生對共產黨的工作和詭計僅有極少的認識，尤其是像這種表演，自然會使人相信學校里具有十九個不同的組織，每人在作這種龐大的工作。一個新學生把這種情形，深深的印入心中，以為學校中充滿著共產黨，因為全校僅有卅個壁報，共黨竟占去十九個。那時是一九四八年。我用了長久的時間探求這十九份壁報，盡數月的時間研究它們，用觀察，研究，訪問所得來的結果，自己作統計。我經常以深度的興趣與思慮閱讀它們。那些消息全是共產黨的消息，包括軍事，政治，和經濟。偶然有一點不重要和微小的普通項目，亦僅是不連貫的評論，就連這一點調劑項目也是共產黨式的漫罵。
當一個人仔細研究了這些壁報，並熟悉了共產黨的技巧，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有新聞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而已。但新學生是看不出來的，經由這些壁報，及其他種種手段，有數的幾個職業學生便把學校的空氣攪壞，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共黨占據北平前，北大的共產黨在學生比率上總還是少數，但許多學生為了表示「前進」和「適合新時代」而為共黨工作。假如一個學生對共產主義表示無興趣，便彼人視為「腐敗」。令人難過的是，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地，智識份子把當共產黨員看作了時髦。
為了加深工作，共產黨分子在學校里更占據一間房子，專門出售共產黨及左傾的書籍，小冊子及報紙。他們賣弄地叫做「學生圖書館」，而忽視學校當局圖書館的重要。他們堅持自己經營這不正當的書店。利用國民政府的資產建立純共產黨的宣傳中心，這是一個橫蠻侮辱政府的表示，這種行為在日後當他們堅強起來時，成了他們的政治資本。當政府與共產黨作全面戰爭時，他們的行為便成為純粹的叛逆。
但假如當局設法干涉這種傲慢的侮辱政府的行為時，他們便號召罷課，造成不利於政府的宣傳。共產黨集中力量於反蔣總統和反政府的宣傳，不僅在國內而且擴及國外，尤其是對美國。學校當局深知這種情形，但共產黨逼使教育家們經常陷於恐懼的包圍中，癱瘓教育家們的力量，使不能對搗亂者作有力的決定性的行動。教員們的待遇太差，他們的不滿情緒也被利用。
北京大學的職業學生發動一個反非共黨教授的運動，特別著重於兩三個意志堅強勇敢經常打擊共產黨的教授。這成了一個無休止的戰鬥，但共黨們並不能得勝。這數十個共黨在課堂上吵鬧搗亂，反對先生，和先生辯爭，煽惑其他學生，挑動不滿和叛亂的情緒。經常地，像是時鐘運動一樣，共產黨員及被其所愚騙的學生，每次一個，或兩個輪流著向先生發難。他們到校長辦公室去，以一種極有禮貌的態度向胡適報告那些先生太不成，他們不合格作先生，使學生們得不到合適的教育，學校的名譽將蒙受損失，學生們對此極不慰快，極不滿意，因為學生們深欲得到良好的教育以為國家服務。
不多時他們的戰術便影響到那些過激派的學生，於是三十個職業學生每人都有了追隨者。這些追隨者很快地被介紹入黨，於是他們的初步陣容便形成了。此後他們開始組織第二集團，一些同情者和親共份子易於接受共黨意見，在相當範圍內可加以訓練，但還不能使他們成為共黨黨員。這集團內許多學生由於政治見解的幼稚和過份的理想主義而相信共黨的諾言，以為將使中國變成東方的烏托邦。有許多中國天主教徒都參加了這一集團，我和這些參加此集團的天主教學生若干次談話中，使我逐漸了解共黨在各龐大的國立大學中所用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