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它各種名目的「運動」中，還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仍以1966夏天的紅衛兵殺戮，以及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員會」殺戮為最，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上被記錄的絕大部分受難者，都死於這兩個文革的死亡高峰期。
王友琴強調，「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生命的殘害，是文革最主要的罪惡」。
死亡未記錄文革被淡忘
●在對人的殘害方面，王友琴將文革和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以及史達林迫害「古拉格群島」上的囚犯作比較，她認為，其性質、規模和程度都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則是文革真相寫出來的還非常少。「由於不被記錄和報告，文革因此被淡忘」。
「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對生命的尊敬」。
她指出，對於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司法系統後，更一直需要記錄。這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
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文革殺戮從來不是秘密，卻又不記載。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她說：「文革死亡是極其殘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況下，受難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槍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而是被虐殺。他們被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抽打至死，有的經歷了長達數小時甚至數天數月的各種酷刑。同時，受難者往往被殺害在公眾場合，殺戮可以在學校和街頭大張旗鼓地進行。參與殺戮者，不僅有成年人，還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學生。」
在文革時代，受難者的名字沒有被報導或記載，他們的骨灰沒有被允許保留，是對他們在被剝奪生命之後進一步的蔑視、侮辱和懲罰。在文革後，權力當局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表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高級的幹部和社會名流的名字與生平。大量普通人的受難被排除在歷史的紀錄框架之外。
她指出，關於文革死亡紀錄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體圖景被歪曲了。其實也可以說，為了歪曲文革的大圖景，需要在歷史寫作中對文革的受難者忽略不計。受難者名字的湮沒，也使得對文革災難原因的探索，變得無關緊要。因這種原因的探索，必然涉及文革最高領導人和使文革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因此在中國不被允許。
另一方面，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於同類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強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後，他們既然把死難者喪失生命，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於在歷史紀錄中，他們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
王友琴說，兩千年前，當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儘管那個時代的所有書寫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進行，遠比現在費力。儘管他寫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體為主線，他在《秦始本紀》裡，記錄了歷時三年，後來被簡稱為《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經過和後果。
但是司馬遷沒有寫出這四百六十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為他有不同的價值觀念，認為沒有必要一一寫出受難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開始就沒有作這樣的文書紀錄，而司馬遷的寫作年代，已經離開「焚書坑儒」有一百來年，無從查找。
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如上面指出的死於1966年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員會迫害的人，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甚至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名稱。
幸好，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還活著，他們中有人記得文革死亡。在調查中，王友琴和數百名文革的經歷者們當面談話，也寫信或者打電話，後來，又開始寫電子信。「我和他們談話，提出問題，並且一起回憶文革往事。他們幫助我發現和核實文革受難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們是怎麼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閱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開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紀錄。那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幾乎沒有提到受難者。不過，一些當時的材料能為死亡提供旁證」。
留下事實與靈魂的感受
●她是從學校做起的。她記錄了學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前身後。在她訪問所及的學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還有很多人自殺了。「儘管在訪談前已經作了很壞的設想，聽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還是常常超過了預想。我儘量仔細地把這些文革死亡記錄下來，包括他們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地點，以及可能獲知的細節。雖然我有時候想，將來的人們，也許永遠不會相信我寫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她寫了文革開始後、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北京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時距離卡仲耘被害已經20年了。她一邊採訪調查，一邊整理紀錄，在她的筆電和計算機里，寫出了一個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開始是教師，後來，有工人、醫生、保母和家庭婦女等。
她說：「在文革前，他們是普通的老百姓，做自己的工作，過自己的日子。這些受難者幾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對者。但是文革把他們當作打擊目標，害死了他們，作為『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地富反壞右資』、『現行反革命』等。他們無聲地死去了。對他們身受的殘酷迫害，他們沒有做過反抗的行動，旁人也沒有發出過抗議。但是他們的隱忍不是我們忘卻他們的理由。」
在採訪過程中，王友琴感受最深的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還痛苦，生存者的創傷長期存在文革後的生活中。
她曾經採訪文革爆發時的一名中學生。中學生回憶，1966年的「紅八月」，她曾經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拉出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滿載屍體，十來個被打死的「階級敵人」，衣服都被打爛了，「就好象菜市場的一扇扇的白色生豬片堆著一樣」。然後她馬上說：「不能告訴你胡同的名字，因人家會知道是我說的。」這是在事發34年之後。她的恐懼和失態的表情，一下子驚呆了王友琴。
王友琴試圖安慰她。她說：「那條胡同很長，有那麼多住戶，看到這輛運屍車的一定有不少人，沒有人能斷定是你告訴我此事。我還說我的原則是絕不泄漏消息來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這不是因為她不了解這些情況而害怕，這是一種深埋在心裡34年的對那樣殘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剎那間湧出來，扭曲了她的臉。等她平靜下來，她告訴我這條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說她34年來幾次夢到那一恐怖場面，卻從未有機會向任何人說過這一場景。」
進入「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網站首頁，可以看到除「前言」外設有三個欄目：「受難者名錄」、「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下面醒目大字書寫「為死難的親友留下永久紀念，為您見證的死難者留下記載」。
已收錄在受難者名錄內的七百多個死者，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於這個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複印件。有的人了解情況較多，也就寫得很多。有的人的情況知道得很少，就只有寥寥數語。另外還約有70人，只知道死亡時間、地點或是某人的親屬，卻不知道死者具體姓名，都列在「無名氏」一欄。
王友琴說，電磁波在一秒鐘里，可以環繞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網上的文章不到一秒鐘內就可以傳遍全球，但是，《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等網站，都是被大陸當局網上「防火牆」攔殺的目標。也就是說，大陸普通人無法進入這個網站。
她呼籲，知道文革受難者故事的人，可以寫信給她在網上提供的電子信箱地址，對紀錄提出修正和補充。她更希望寄來文章，為所知的親人朋友，認識或不認識的受難者，「留下事實的紀錄與靈魂的感受」。
肉體與名字無聲消失
●文革中發生無數學生毒打或打死老師事件，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以「歷史的義工」自居的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首位採訪的受難者對象。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了學校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紅衛兵把五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大聲「揭發」和「控訴」。
棍棒毆打、開水淋燙被鬥者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大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還有人去開水房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裡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裡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紅衛兵命令「黑幫」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鐵鍬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腳，桌椅腳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裡涌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黑幫頭子」挨打最重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5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裡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輛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另一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的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