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文革明年即將是60多周年紀念，拙文也是22年前的舊文，如今重讀，仍是熱血沸騰，悲憤填膺，不能自已！
茲舊文重發，希望後人不要忘記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這些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罪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史無前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影響每個當代中國人命運和人生道路的重大歷史事件。文革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創痛之巨，傷害靈魂之深，遠超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任何事件。據文革研究史學者不完全統計，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二百萬至三百萬之間。
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很早就開始利用業餘時間，收集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當她開始探索文革史的時候，一次又一次被那些未被記錄的死亡深深震動：「不但為這些死亡，也為這些死亡的不被記錄和報告。」
王友琴致力了解的是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因為提到文革，世人普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元帥彭德懷和劇作家老舍等「名人」悲慘的非正常死亡，一般平民百姓的死亡，幾乎沒人知也無人提。
王友琴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而探索和記錄歷史事實，是學者的責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歷史的重要部分。當這些事實的說出受到種種阻礙，更需要學者的努力。」歷史是無法割裂的。
王友琴畢業於中國北京大學，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來美後曾任教史丹福大學，多年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尤其對「文化大革命」有深入調查。她直接、間接訪問了受害者的父母、子女、親友和師生等，作成翔實紀錄，多年如一日，揮筆不輟。
她說，調查文革史實，「是一個比想像要慢要難的工作，還曾經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難，但是我還是繼續堅持」。
1999年，她把整理出來的死亡故事總稱為《文革受難者列傳》。開始用《列傳》一詞的時候，「我的腦子裡還地震似的震動了一下。這是因為在習慣了的想法中，『傳』常常是為曾經轟轟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寫的。這是司馬遷以來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為什麼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
由2000年10月開始，王友琴等人的工作成果，呈現在新建立的「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網站上，目前已收錄七百多名受難者的死亡故事，其中四百多人由王友琴親自撰寫。為文革這段被蓄意掩蓋或有意歪曲的歷史，留下真實內容。人們為了感謝為時代留下見證的人，將王友琴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稱為「歷史的義工」。
有一個默默幫助王友琴的人，也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王友琴記住了這個說法，向所有義工們表示深深的感謝，她也以義工一員自居。
當文革在中國大陸仍被官方列為研究禁區時，最早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是知名老作家巴金，但在當局人為阻撓下，至今仍是「一個夢」。倒是這些年，文革研究在海外蓬勃發展，應了「牆裡開花牆外紅」。尤其是網際網絡（大陸稱「網際網路」)新科技的誕生，「文革博物館」既然不能在中國土地上矗立，就只能在「上不見天，下不著地」的電腦網路上暫覓棲身之所。
王友琴說：「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應該把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刻寫在博物館的牆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難者紀念冊，應該把每一個死難者的故事白紙黑字印刷出來。」但在有可能這樣作之前，本應坐落在北京城的文革博物館，只有感謝現代高科技，在網上提供廣闊的空間，才有可能建立一個網上博物館和文革死難者紀念園等，在海外為巴金「圓夢」。
「這是一個非金石磚木所建立的紀念園，也看不到花草和樹」，但是這裡閃耀著義工們的歷史感和義務工作留下的筆觸。目前在海外，除了王友琴等人建立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影響比較大的，還有由在華府從事太空科學數據系統開發工作的在美大陸學者華新民主辦的「網上文革博物館」(www.cnd.org)，以及由賓州狄金森大學學者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他們都是在兩岸三地學者和海內外中國人支持下，藉助計算機科技建立另類「文革博物館」。
另外，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資料室，據說是海外收集文革資料最完整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許多文革時家喻戶曉、曾滿街張貼、但目前在大陸仍未公開的文獻。
王友琴指出，網絡技術提供了全民寫作和閱讀歷史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們已經可以用和司馬遷十分不同的物質手段書寫歷史」。在大陸官方將文革研究列為禁區的情勢下，「歷史的義工」的努力，彌補了歷史的空白，也多少可以告慰巴金。
王友琴說，描寫文革的慘痛歷史，是非常折磨心理和感情的工作，往往必須承擔多種壓力和恐懼。多少次，受難者悲慘的死亡故事和遺屬承受的巨大苦痛，令她深深感染到那種椎心之痛，但基於某種原動力和歷史責任感，她義無反顧。
她感謝每一位受訪者，花費時間和她一起回憶和追尋往事。「這種回憶在很多情況下，是非常痛苦和難堪的。可是他們的道義感、勇氣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戰勝了心理深處的迴避和恐懼。他們講出了他們的記憶，有的還幫助我一起來搜尋歷史。」
牛雞之間選擇自己位置
●問她為何甘當「歷史義工」？她說了一個「牛與雞」的故事。
她曾訪問一位老教師，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農場勞改多年，做過很多活，其中之一是放牛。
農場裡有一棵大柳樹，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帶牛群到大柳樹旁邊吃草。後來，牛群中的一頭牛老了，干不動活兒了，因此在那棵大柳樹旁被殺掉。
自從那老牛被殺後，他再帶牛群去那棵大柳樹附近吃草時，牛群停步不前，並且哞哞長叫，聲音十分悲切。此後，他又試過兩次，牛群依然拒絕去那裡吃草，並齊聲哀鳴如初。他聽了也黯然，從此就不再趕牛群往那地方去。多年來，他一直為牛的記性和堅持嘖嘖稱奇。
王友琴奇而問之：「牛記得那裡是同伴被殺之處而哀鳴並拒絕前往？動物有這樣的同情心以及記憶力？」
老教師說，牛確實如此。不過，別的動物就不一定。比如，在殺過雞的地方，別的雞照樣嬉戲玩樂，好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有時候，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出來宰殺了，拔毛開膛，一些腸子之類的被扔在地上，別的雞照樣奔來啄食，還互相爭奪。
王友琴聽著，牛和雞的兩幅畫面在腦子裡鋪展開來，清晰而現實，這位曾在勞改農場待過的教師，觀察到牛和雞對待死去同伴的方式，提供衡量對比的坐標。
她想到了人。「對生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們有的在公眾場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毆打和侮辱後自殺，有的在飢餓疾病與精神虐待中死去。他們曾經是教師、父母、同學、朋友、親戚、同事、鄰居，人群中的一員。他們的死，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對他們的死，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為他們的死，我們做了什麼？」
後來王友琴所做的一切，包括調查文革普通人的死亡故事和寫作、建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等，「都可以看成是個人良知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
她說，網站剛開通時，在大陸也可看到，網友反應熱烈，每天都收到大陸讀者的電子信，許多人都引用「牛雞」故事，表示「不願再做『雞』了！」給予她極大鼓舞。但在運轉了17個月後，去年3月，突然一反常態連續幾天沒有接到大陸電郵，她察覺事態不妙。果然，大陸當局將「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封閉了，大陸網友進入該網頁，映入眼帘的是「本網頁無法展示」。
兩次迫害高潮殺人無數
●她指出，文革領導人以革命的名義，用國家的權力，通過「群眾專政」的方式，在文革中迫害大量的人死亡。
文革對人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生在1966年，伴隨著「紅衛兵」組織的興起，在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稱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1966年8月，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迅速由一個中學生小組，發展為全國每個學校都有的文革組織。校園暴力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開始。一大批教職員工被抓進「牛鬼蛇神隊伍」中，遭到紅衛兵學生的「鬥爭」，實際上是被毆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鬥爭會」上被活活打死。
不但有中學老師被他們的學生打死，還有小學老師也被打死。「這是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暴行」。
在文革領導者的引導下，校園暴力進而蔓延到校外。紅衛兵學生走出學校，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燒書籍和砸毀文物的同時，一大批所謂的「鬼蛇神」被打死，還有一大批人被從城市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很快死於飢餓疾病，也有的在那裡無法生存被迫自殺。
王友琴指出，這場殺戮從8月初開始，延續了前後兩個月時間。全國的學校無一例外，都發生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擊。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萬居民被驅逐，數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徵革命的紅色裝飾的背景中，被害者血淋淋的屍體，被丟上卡車或者平板三輪車，駛過北京街道，運往火葬場。火葬場的焚屍爐日夜燃燒，超負荷運作，卻依然供不應求。他們的屍體堆在那裡發臭，然後被燒掉。他們的骨灰都被扔掉，沒有保留。」
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字紀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而死；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把人殺死。
兩年後，1968年，在一系列毛澤東親自作「批示」、修改或者「圈閱「中共中央文件」指導下，各層新建立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理」的對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為「審查對象」。全中國的每個「單位」，從高等學校到鄉村小學，從機關到工廠，都設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裡的一些成員關押禁閉在中，時間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因為文革當局把文革的打擊對象，叫做「牛鬼蛇神」，當時人們把這種每個工作單位都私設的牢房叫做「牛棚」。
學校和機關停課停工，早中晚三班挖掘「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年紀較大的人，會因幾十年前做過的事情成為「歷史反革命」；年紀輕的人，也可以為無心說的幾句話而成為「現行反革命」。不小心弄髒了毛澤東的照片像章因口誤念錯了標語口號，就是「罪大惡極」。早上出門工作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否可以回家，還是將被關進「牛棚」。拷打、體罰、侮辱和心理折磨，有在公眾場合，有時在「牛棚」的門背後，持續發生。僅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萬人在所謂的「審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殺」。
在「清理階級隊伍」以及延續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現大量「自殺」行為：「屍體在水面浮起，鮮血從天花板上滲出，血和腦漿噴濺在水泥地上。跳樓，喝殺蟲劑『敵敵畏』，割動脈，投水，摸電門，上吊，臥軌，各種可怕的方式被採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離審查」時，也就是被關在「牛棚」時死去的。他們生前與世隔絕，死後由看管和審查他們的人宣布「自殺」，沒有遺書留下，也沒讓死者的家屬查看屍體。在他們死後，還以他們的名義開「鬥爭會」，他們的漫畫像甚至屍體被放在「鬥爭會」場上。他們已經死了，還被詛咒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
後來，從「隔離審查」中回來的倖存者，講出他們身受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也有人泄露其中一點真情。從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殺」其實是「他殺」，即把打死了的人丟往樓下，或者懸掛在房樑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後確是由他們的手結束了自己生命的人，也是在受盡侮辱和拷打後，在絕望中才那樣做的。「導致他們殺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審查方式難以想像的下流和殘酷。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最陰暗恐怖的季節。與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相比，迫害變得更加有系統也更持久。大量的「項目組」被建立起來。這些「項目組」人員到全國「外調」，深夜審訊「審查對象」，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定案方法恐嚇威逼被審查者，並且強迫他們寫下大量的「認罪書」和「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