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最大的囚籠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就在自己的身上。用作者那代人最熟悉的話形容，必須「靈魂深處鬧革命。」因此，比打破有形的囚籠更難，更複雜，更漫長，這也是改變民情比改變制度更難的原因，而民情是制度更新和鞏固的基礎。要突破精神的囚籠，一要有真信仰，重獲新生，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企圖抓自己頭髮離開大地似的自我拯救；二要不斷更新文化積累，謙卑地終身學習，突破思維定勢；三要保持批判精神，不耽於精神舒適區，勇於自我否定，才能衝破精神囚籠，擁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
很久沒有讀文學了，不久前，一位我尊重的師長、與紅色政權同齡的1966屆老高中畢業生（筆名柴胡），寄來他剛出版的長篇小說《錯亂人生》。幾年前，他關掉與我的微信，說要結合自己的經歷，閉門寫一部長篇小說，作為人生最後一搏。他雖然未與我謀過面，但他生活的兩千多年文化古城，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裡我度過了童年和少年。那裡不是我的原藉，卻是第二故鄉，那裡是我的精神搖籃，那裡也有我與他共同的朋友和熟悉的人（包括書中角色的人物原形），於是我一口氣讀完了這部37萬字的長篇小說。
由於小說的地理環境，書中的那座古城，使我感到熟悉而親切。同時因我比小說男主小11歲，且家庭出身不同，高中畢業後就上大學離開了那裡，小說男主的坎坷經歷又讓我感到新鮮，雖然時代背景是熟悉的。
這部小說的主線是一位出身農家的男孩努力讀書，一生奮鬥逆襲（以副廳級退休）的故事，其間穿插了他的情感經歷以及時代變遷。
作者作為體制內的成功人士和非專業作家，當初我對他寫小說的期待並不高，覺得不過是一位老人在圓自己的文學夢，但當我讀到這部小說，覺得作為文學愛好者，他這樣的成績已經很不錯了，起碼能滿足一般讀者。從他轉發的朋友們的好評，可以看出他的欣慰。因此，我不忍讓他掃興，又不願說違心的話，只好相告說小說具有史料價值。
與我的想法一樣，當初有位朋友曾建議小說作者，把回憶錄和小說分開撰寫，因為小說作為藝術有更高的寫作難度，需要天賦和文化積累（作者在文章中回憶寫作準備時提到閱讀文學名著，竟然把已成為烏克蘭禁書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列入其中，可見他信息與鑑賞力的局限）。沒有對世界的豐富了解，就無法通過對比認識自身所處的歷史與現實。如果根基淺，即使名著擺在眼前，也很難得其精髓。常言道「眼高手低」，眼界不高，手就更低了。我認為，回憶錄是私人性的，可以私傳，也可以公開，小說則不然，是為公開發表而寫。如果以小說的形式寫自己的經歷，會受很大局限，掌握不好，會不倫不類，弄巧成拙，既減弱回憶錄的真實感，又影響小說的自由構建。現在，從更高的標準看，這部小說完成後存在的問題果然如此。因紀實性的束縛，作者既難以暢所欲言（例如迴避歷史節點的那場風波、自己入黨的經過以及其它可能的忌諱，這樣，就削弱了內容的豐富性），小說的優勢也沒有發揮出來。既失去紀實的分量，又缺乏小說的靈動。由此可見，作為文學愛好者，從本色寫作向藝術寫作攀登，不是輕而易舉的。勇氣可嘉，令人遺憾。成績值得肯定，問題無法否認。
在此，我不打算針對這部小說的寫作技巧加以評論，有文學名著閱讀經驗的讀者自然能看出其中的得失（我越讀越像在看《故事會》雜誌），比這更重要的是引發出我的問題意識，不吐不快。
作者這代人正在退出歷史舞台，這部小說多少代表了那代人對人生和歷史的認識，也是人生的自我鑑定。作為社會演化的一個環節，那代人不同群體的精神世界作為標本，尤其是體制內的精英人士，值得研究。對他們的剖析，也是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性的剖析和觀念的清理。無論正面還是反面，他人的經驗與教訓也是警醒自己的一面鏡子。
以下文字對事不對人，只針對作品和作者代表的思想觀念，嘗試進行一次精神標本的解剖，從中找出病因。如醫生的手術刀，儘管鋒利，難免伴隨疼痛，但對病不對人，旨在治病救命。我對作者本人及所有生命永遠持尊重與善意，望讀者理解，也歡迎指正與爭鳴。
一獨立人格的缺失
閱讀經驗豐富的人都可以從這部小說得出結論，儘管它是在境外出版的，依然屬於大陸主流意識形態下的「體制內寫作」，因其思想內涵的「政治正確」，作者不知不覺使小說成為另一種「歌德派」作品，不但與當今大陸文學精品無法相比，甚至也未達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的天花板，更遑論遙追世界名著。作者最後在小說大團圓的結局中，用對西方思想家和魯迅的討論作為點睛之筆，但蒼白無力，與整個小說的內涵相比像是兩張皮，並不協調。
從文化發展史看，藝術最初產生於宗教，文化從宗教和特權階層普及後，文學藝術包括學術研究最初並未專業化，純屬個人愛好，有感而作，並不囿於利益，如此才保持了文化創造的鮮活。因此，任何業餘寫作、民間藝術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其非功利（名或利）的原生態，如果失去這種原生態，或想兼顧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結果只能如這部夾生飯似的小說。
任何文學創作，作者的理想無非是向讀者表達自己的人生體驗及對世界的獨特感悟，同時提供一種審美。而作者的感受與觀念性的表達，無論自覺與否，都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才是作品之外的底層邏輯，是作者深層意識包括三觀的所在。
由於作者自覺或不自覺的偏愛，小說男主作為作者及其觀念和理想的外化，才貌雙全，集中體現了作者的理想人格，近乎「完美」的高大全，小說不是在表現有血有肉的凡人而是心中的神（反而不如次要角色鮮活）。正因如此，在觀念深處，男主並不是自以為有個性的異類，否則不會成為這種體制中的成功人士，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也大都屬於體制中人。而相形之下，作者身邊不乏體制內外特立獨行乃至失敗的異類，他們並沒有進入作者的筆下，是作者有意迴避還是不敢認同？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小說男主的經歷看似坎坷，但內在的邏輯仍是千百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令人想到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只不過高是失敗者，前者則趕上了社會發展的上升期且靠貴人相助（如人所言：當趕上了好風頭，一隻豬都能飛起來）而成功，其中個人的因素比重並不很高。對於任何時代的底層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命運，藉助體制、投靠體制無可厚非，但如果具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即使無力擺脫乃至挑戰體制，做不到事後諸葛亮，至少做個事後臭皮匠，應當對體制和自己的人生有所反思，謙卑地懺悔，而不是僅僅只敢發幾聲怨婦似的牢騷，同時得便宜賣乖，心安理得地享受體制的特權，當作奮鬥成功的標誌。
作者應該明白，自秦制以來，華夏社會一路衰敗失衡，形成強權與弱社會的二元結構，單調而僵硬的超穩定性結構不斷循環，難以突破。其中要素之一是科舉產生後，歷代當政者逐步把精英納入權力體制，包養控制，為其所用，由此形成官本位的傳統；而對不肯被納入體制的，除了消滅就是邊緣化，絕不允許其獨立而強，成為社會力量發育壯大的種子。由於權力的來源，加上體製法統的缺失，決定了小說男主的任何職務行為，從根本而言旨在為權力效勞，而不是為社會和民眾服務，不過是歷代官吏的縮影，是官僚機器上的一個零件，稍有不慎則身敗名裂。正因如此，對體制最依賴最忠誠的就是來自底層的工具，他們以此光宗耀祖，人前顯貴，知道自己位子的含金量，這個位子有多少人羨慕嫉妒恨，隨時等候替補，所以他們格外珍惜自己的飯碗，格外賣命。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正常社會是民情與制度的平衡結合，靠民間社會的強大與豐富，靠多階層參與的社會共治，所以，個人成功的途徑是多樣化的。但是，在男主所處的社會，他的「成功」可複製嗎？他背後那些更多的「失敗者」為何沒有其它選擇？當他利用權力幫助親友時，是否還記得當初自己備受歧視的痛苦遭遇？是否想到那些無權無勢底層人的無助？是否感到羞愧？一個社會如何才能恢復和培育社會生態，上下結合建立公平的規則，讓更多的人在各個領域有自我實現的機會，而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只能依附壟斷所有資源的權力？體制不變，僅靠個人自律，所有體制人都能像男主那樣全身而退嗎？……質疑是覺醒和尋找出路的開始。將日常生活陌生化，保持距離地審視，防止麻木與同化，是創作者起碼的素質，誠如魯迅的詰問：「從來如此，便對麼？」這也許是對作者的苛求，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局限，但這並不能成為每代人未能超越前人的藉口。作為自稱基督徒的體制精英尚且缺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自省懺悔精神，遑論無信仰的普羅大眾。
從宏觀和整體上講，作為與新政權同時誕生的那一代及其後人（無論哪個階層），與雖然動盪但相對自由環境中成長的民國人相比（即使比較小說作者與出生於民國的「兩頭真」老幹部，無論思想還是勇氣，高下立判），由於成長環境的先天貧瘠和生活腐蝕，無論外在命運還是內在精神，整體上是退化和失敗的，精神底色高度同質化（包括當下的年輕人）。在小說中，時代背景是人物和情節的基礎，而作者對時代的認知並無獨特見解，與官方意識形態相一致，是身份的自我束縛？還是自覺地認可？我認為後者的因素更大，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因為他就是這個時代和體制的特殊受益者，否定了時代和體制就會引發自我否定。
一個族群精神和社會的豐富性與否，是互為因果的。即使是文革後所謂個人和社會的逆襲（作者那樣的幸運在今天是更多還是更少了？這也是判斷社會進步與否的指標），只不過得益於重複了幾千年來時代變遷的無奈選擇，是脆弱而短暫的。每當喪失自我更新能力的華夏面臨危機，只能主動或被動地依靠從世界文明生態鏈比自己更高的地方輸血。至今，由於沉重的歷史包袱和現實的惰性，這個族群仍未向現代文明徹底謙卑，靠著傳統的灰燼和外來的輸血苟延殘喘，現代化轉型可能因對自身和世界的誤判而選擇倒退以致失敗。作者寫作出版期間的社會衰敗，已證明所謂「中國模式」的失敗，這部小說只能成為諷刺。所以，得施捨就膨脹的暴發戶剛剛吃了幾天飽飯，不但不值得驕傲，而且應當感恩和反思。
正是由於個體難以擺脫時代的逆流，才使少數覺醒者顯得彌足珍貴，包括體制中人。正如聖經中象徵墮落的峨摩拉和索多瑪城，只要其中有幾個義人（是信仰層面的因信稱義，不是世俗層面的因行稱義甚至因言稱義），上帝也絕不將其毀滅。
二身心雙重體制化
作為小說，應當表現人物精神的成長變化，尤其是作者應突破自我、超越時代，從高更廣的視野，表達對人性的洞悉，對人間悲劇的省思。我們每個人都應捫心自問，人間的苦難和罪惡是否有自己的一份責任？這樣才能對切身相關的體制及社會本質給予深刻的剖析與批判，但這些在這部小說中體現得遠遠不夠，失於膚淺，甚至遺憾地缺失。即使表現男主置身官場的矛盾與衝突，依然沒有突破清官奸臣宮鬥的套路，而最後求助主持公道的不過是由皇上變成了領導，其中自然有這些領導與男主各種私人關係的作用（也是作者津津樂道的）。如此，是作者觀念的局限？還是表達功力不夠？抑或自我閹割了手中的筆？作者是否感到力所不逮寫小說也是一種錯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