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可悲的不是肉身被體制化，而是精神的體制化。明明從政治賤民成了「坐穩了的奴隸」，又升格為奴才，卻毫無身份自覺，甚至引以為榮，加以美化，錯把自己真的當成了趙家人，這連「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格分裂兩面人都不如，不過是重蹈水滸梁山好漢「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覆轍。如果對體制的不滿和反抗，僅僅是為了私利，為了參與分贓或取而代之（「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而上升不到公義的高度，尋求根本變革，那麼，奴隸和奴隸主有何區別？如何才能走出兩千多年的帝制？
進一步探究，這種精神被招安、被體制化，未必是從進入體制才開始的。
廟堂與江湖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有著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根源。由於遠離文明中心的地理封閉，又無上帝的揀選和特殊啟示與恩典，從無位格的上天崇拜退化至天人分裂、多神崇拜泛神論、祖先崇拜，直至聖賢崇拜、權力崇拜，使這片土地集世俗化與意識形態化的矛盾於一體，產生了世界上最多最荒唐的迷信，至今揮之不去。加之隨著封建制的過早消亡，失去權力制衡、多中心秩序社會自治這些向憲政民主演化的土壤，編戶齊民的大一統秦製成為不斷延續的制度基因。如此，人治傳統所造就的權力意識而不是個人權利意識，成為這個族群的潛意識，區別於西方權力制衡的規則（法律）意識，成為廟堂與江湖所有人的觀念基因，釀就詭詐厚黑的醬缸文化，難以走出叢林法則。在這樣的社會，缺乏個人和社會的自由空間，絕對權力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也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兩千多年前，陳勝那句「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揭示了此後幾乎所有人的隱秘心理，解決人間不公只能靠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人人心中有個秦始皇（一旦有點權力，立刻從奴隸變成大小奴隸主，皆因自己和先輩對何謂人的生活毫無經驗和認識），崇尚權力而不是規則（法律）。這樣的社會猶如人間地獄，每個人都被異化，集施害者和受害者於一身，既是權力機器的零件，又是其吞噬的耗材。
人治獨裁體制的穩定性遠遠低於有法統的封建制或民意選舉基礎的憲政體制，完全依靠統治者克里斯馬權威型的個人能力支撐，一旦權力者因健康或能力出現危機，整個體系就失去安全，繼續千百年的治亂循環。過去，皇權統治下的讀書人，達則獨尊儒術，困則遁入佛道。如今，所謂文明古國，衰敗得連律法主義的儒家傳統都守不住，被更野蠻強勢的紅色殖民代理人所征服，至今無法開啟走向真正共和的道路，趨炎附勢者只能靠體制苟活，個人榮辱得失主要靠是否跟對領導而不是能力。所以，唯有將個體置於歷史的大格局中，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
如此，這部小說的男主和作品是成功還是失敗？抑或一種「成功」的悲劇、反證其精神貧困？不言自明。現實很難擺脫歷史路徑的鎖定，個人也很難擺脫大環境和遺傳的文化基因，所以才有「造就富翁只需一代，培養貴族至少三代」之說。
階層出身（包括出身底層的後居高位者）不僅影響個人，縱觀七十多年，張獻忠的繼承者們德不配位，禍亂華夏，當下暫時的滿眼浮華，也掩蓋不住他們的粗鄙野蠻。歷史學家劉仲敬深刻剖析道：「無產階級都是生活在眼前的，今天和明天都沒有因果關係。中產階級通常把自己的一生看成一個整體或投資周期，所以奧威爾就說工人階級子弟瞧不起高中畢業後還不能自己掙錢養家，像小孩一樣靠別人的錢讀大學的中產階級子弟，認為這是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表現。小說作為文學的興起，其實就是中產階級文化的一生時間觀的體現。貴族生活在責任、榮譽、信仰當中，意思就是上等人必須為自己看不見的祖先和看不見的子孫犧牲自己，或者說投資收益周期要跨越幾代人，像十字軍時代的城堡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小說男主鹹魚翻身，成功贏得了自己和子女的現世利益，但這個體制打工者依然不是東家的人，精神也難以脫離原有的階層。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他的代價是丟失了自己的靈魂而不自知，令人想起與魔鬼做交易的浮世德，感嘆中國聰明人太多，錯把世故投機當智慧，還沾沾自喜，聰明反被聰明誤。小說結尾，男主的一位後代移居國外，也間接否定了這個社會。如果其後代盲目繼承他的精神遺產，那麼即使到了文明生態位更高的國度，也是「背井離鄉」。
顯然，剝開曲折的故事情節，透過男主耀眼的光環，小說的內核是平庸的，作者的價值觀是人本的、世俗的，缺乏超越性。一是在體制里做個好公務員（不過是重複儒家理想的修齊治平），二是收穫親情和愛情，三是通過權力幫助他人而贏得好口碑。這與作者自稱的基督徒身份完全不符（小說中僅有一處提到聖經，還不是針對男主）。作者如果是非信徒，無可厚非，這屬於上帝賜予的普遍恩典（聖經曰「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但他的成功標準顯然與真信仰相悖（如果按作者的價值觀，小說男主與耶穌相比，耶穌絕對是個失敗者），其官本位意識甚至還不如民國知識分子（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商熱中，出於不同目的，許多體制中人紛紛下海，小說男主也曾利用自己的權力間接試水，但最終也未拋棄寄生性官場而獨立）。當年，民國中研院想請語言學專家李方桂任民族所所長，派傅斯年去作說客。李方桂說：「一流人才搞研究，二流人才做教師，三流人才做所長。」傅斯年一聽此話，邊退邊說：「我是三流人才。」推而廣之，我認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流人才應是創造財富的企業家，二流人才應是維護正義的法律人（包括司法人才和律師），三流人才應是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而服務社會的各級公務員只能是第四流人才。
與小說男主相比，我的家庭和職業起點遠高於他，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場風波的親歷者，與無數因此被改變命運的人一樣，兩年後我選擇主動拋棄了壓抑的體制，離開省級單位，成為體制的叛逆者，自我放逐到市場競爭中，甚至作了賣水果當小販的心理準備。然而，上帝看顧順服他賜予的良知之人，經過艱難歷練，我成為覺醒敢言的公知，所得到的人生收穫遠超過我的想像。今天看來，這完全是上帝的引領、拯救和使用。否則我肯定因寄生而廢掉，或因腐蝕而可能變成貪官。我的大學同學退休時不是廳級處級幹部就是教授，但我擁有比他們相對多的自由和不被權力包養的自豪自尊，還白白得到人間最大的特殊恩典——在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這被神揀選的無價之寶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己選擇的。「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林前1：28）所以，每當我看到街邊小販、商鋪店主和靠手藝生活的人們，就能與他們那種自食其力的自信與坦然產生共情。就連地上的流浪貓、天上的麻雀，都讓我被上帝眷愛每個生命的普遍恩典所感動，我們的信心與平安就源自這神聖之愛。耶穌安慰我們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太6:26）
當一個人沒有真信仰的時候，任何人間之物都無法帶來安全感，也滿足不了靈魂的空虛，因此，他的三觀是不穩定的，相對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雙標甚至多標，人格是不統一的，往往陷入首鼠兩端、兩頭通吃的虛偽，唯一不變的中心是私慾。誰的成長沒有困惑？誰的人生沒有錯亂？最可悲的是對人生反思的錯亂，根源是無法誠實謙卑地直面人性的幽暗。而聖經告訴我們，人的價值與高貴源於上帝的創造，人生的終極意義統一於上帝的旨意，生命的最高目的是榮耀創造自己的生命之主上帝，這才是超越法律意義上「人人平等」的價值標準。不是光宗耀祖，不是青史留名，因為塵世不是永恆的（上帝啟示人類「天地要廢去」）。具體到每個生命的最終結果，因人對上帝拯救回應的自由選擇，決定了人是義還是罪，人的價值在上帝終極審判中是不平等的（上天堂或下地獄）：「……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雅4:4）「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太6:24）
三實用主義的人生觀
作者對人生的解讀，屢次經小說中通曉《易經》的高老先生之口，歸之於緣分與命運（作者對貴人相助除了感激並無反思），與作者在結尾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相矛盾，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彌散性宗教之下「天命靡常」的人生觀和歷史觀，也與人類現代性危機高度契合。近代以來，逐步否定上帝、信仰衰落後，尤其是19世紀末以來，西方人本主義的現代性因人的盲目自信而失敗，人類精神悲觀地陷入後現代相對主義的虛無和碎片化，失去了整體性方向，人生意義只能自我賦值，或魯迅那樣西西弗式悲劇性的努力，或犬儒主義的趨炎附勢，或用物慾甚至毒品等片刻快感替代心靈慰藉，或從東方神秘主義宗教尋找出路。
由於處在文明的邊緣地帶，東亞窪地總是與文明中心存在時間差。20世紀末，毛時代強制下的所謂穩定被打破後，控制鬆動帶來社會發展和階層的分化，加上社會轉型，這塊內部衰敗、靠外部救濟、差異懸殊的巨大空間，既有前現代，又有現代和後現代。四十多年的快速變化，也給缺乏信仰的族群帶來前所未有的精神衝擊，儒家傳統的喪失和權力意識形態的破產，造成精神秩序的真空，於是各種思潮趁虛而入，這個自王朝崩潰後一直靠強力維繫大一統、缺乏國家建構共識基礎的地方，隨著主流意識形態凝聚力的下降，民眾精神的變化速度遠遠超過經濟領域，許多人無所適從。但精神世界的顛覆是更新的開始，如破繭成蝶、浴火重生，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超過肉體，否則不可能精神成人，永遠停留在類人孩或巨嬰狀態。然而，從親歷社會變遷的小說男主身上，我們看不到他精神上的自我否定與涅槃。由此推斷，自稱信仰耶穌的作者肯定知道但並不理解克爾凱廓爾那句名言：「人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人的本質是靈魂，靈魂的更新才是本質的成功，而靈魂的更新從根本上來自上帝白白賜予的恩典。
面對歷史性危機，在正常社會總能激發自我調節功能。近年來，西方保守主義傳統重新被重視，政治保守主義正在回歸，也引發了中國大陸思想界尤其是基督信仰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保守主義熱。觀念更新是社會變革的基礎，也決定或影響個人和社會的方向。
小說另一個重要輔線是男主與婚外多位女子的情感線和性關係，以塑造男主官場亨通、情場得意的成功人生，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這種才子佳人的傳統套路，也是近代西方人本浪漫主義的影響。一個人的愛情觀是其重要的精神標誌。人的情慾與滿足是上帝的創造與恩典，而當一個人的情慾脫離律法和恩典，不論書中描寫的是真實還是虛構，無論怎樣以愛情之名給予美化，依然是自我中心、自我為義的傲慢，不過是墮落的美容而已（與利用兩性關係抹黑他人是一體的兩面），尤其對一個自稱為基督徒的作者，更是自欺欺神，應當在懺悔的基礎上，謙卑自己，求神的憐憫與寬恕。
也許有讀者認為我太較真兒，太苛求，甚至二極體思維。我的信仰告訴我，在現實關係中，人與人當然要友愛寬容（但源自上帝之愛的寬容與人本倫理的寬容是根本不同的，且現實的寬容並不能取代信仰的不寬容），皆因世界和人類是不完全的，但這種存在並不是正常合理的。全能的上帝不會造廢品，世界和人類被造之初是完美的，可是當亞當夏娃不順服上帝（真理），以自我為中心，濫用自由而墮落，罪性和死亡便入了整個世界，代代遺傳。人類始祖被逐出伊甸園後，其自治的世界是殘缺的，充滿了罪惡與苦難，因著上帝的憐憫與暫時任憑，以及人性殘存的良知和倫理，上帝容忍人間在是非善惡的黑白兩極之間灰色地帶的存在。絕對公正（義）和絕對的愛（善）只合一存在於上帝，唯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有資格擁有統一的絕對權柄，類似父母對自己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相反，在有限有罪性的人間，除了上帝，人不可擁有絕對權力，只能退而求其次——政教分立，即政治權力與倫理教化權力必須分散制衡（不能既管身體又管道德），各司其職，分工互補。同時，所有權力必須置於體現上帝公義的法律之下。按此邏輯，在世俗世界，愛義合一隻能是上帝針對教會內部信徒彼此關係的要求；而在社會公共領域，愛和義必須分野，愛（善）交由個人和社會組織去實現，公正（義）則隱性地化為法律的程序正義，以實現相對的事件正義。另外，在思想觀念領域的交流競爭中，不能靠法律裁決，而是以上帝的公義（真理）為絕對標準（有如化學試劑），才便於鑑別其是非善惡的程度（上帝眼裡容不得半粒沙子），包括各種觀念的純正與否和雜質的成分與含量。如此，才能在現實中，因著上帝的恩典與憐憫，在終極審判之前，在精神和現實中堅守文明的底線，將相對性人間的多樣化統攝於一元正義，否則就陷入相對主義的混亂，失去文明進步的導向，使世界的墮落突破底線不斷下跌，分裂呈碎片化、馬賽克化。
四結語
人最大的囚籠不是有形的，而是無形的，就在自己的身上。用作者那代人最熟悉的話形容，必須「靈魂深處鬧革命。」因此，比打破有形的囚籠更難，更複雜，更漫長，這也是改變民情比改變制度更難的原因，而民情是制度更新和鞏固的基礎。要突破精神的囚籠，一要有真信仰，重獲新生，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企圖抓自己頭髮離開大地似的自我拯救；二要不斷更新文化積累，謙卑地終身學習，突破思維定勢；三要保持批判精神，不耽於精神舒適區，勇於自我否定，才能衝破精神囚籠，擁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以上也是我與作者和讀者的共勉。
如果說有一種詩叫「老幹部體」，那麼這部書可以稱為「老幹部小說」，我之所以以此為標本進行剖析，不僅是為了那一代人，為了歷史，更是為了新一代和後人不再繼續他們的精神悲劇，埋葬舊時代的黃昏，托起新時代的朝陽。
2025.2.1.於漢塘古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