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彭博社記者大衛·德容在一次報導任務中偶然發現了一個不起眼的網站。這個主頁屬於「哈拉爾德·匡特控股」，網頁上列出的總投資規模達到180億美元。德容深感困惑：「一個不起眼的德國家族理財辦公室，只有一個簡陋的單頁網站，如何能管理規模如此龐大的投資資金？」
結果，德容在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時，發掘了一段關於「納粹億萬富翁」的歷史。他在《納粹億萬富豪》一書中寫道：「原來，匡特商業王朝這一支系是瑪格達·戈培爾的後裔，她是第三帝國非正式的第一夫人、納粹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妻子。瑪格達的兒子哈拉爾德是她七個孩子裡唯一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人，他是瑪格達在第一段婚姻中與實業家君特·匡特生下的獨子，在戈培爾家裡長大，但從未加入納粹黨。哈拉爾德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赫伯特·匡特，也就是在二戰後將寶馬公司從破產邊緣拯救出來的人。到2012年，赫伯特最年幼的繼承人仍然身在德國最富有的家族，控制了寶馬接近多數的股權，而哈拉爾德的繼承人則在法蘭克福郊外一座綠樹成蔭的溫泉小鎮管理著一家『較小』的控股公司。」
2007年，匡特家族委託一位德國歷史教授調查該家族在納粹時期的歷史。此前，一部批評性的電視紀錄片揭露了匡特商業王朝與第三帝國的一些關聯，重點關注了大規模武器生產，使用強迫勞工和奴隸勞工，以及吞占猶太人的公司等問題。君特和赫伯特領導的家族企業參與了這些活動。
讓德容感到吃驚的是，「匡特家族更富甲一方的支系，也就是擁有寶馬公司的那一支，哪怕在2011年該家族委託進行的、號稱以『公開』為目標的研究公布之後，其成員對過去的歷史仍然遮遮掩掩。研究顯示，匡特家族的元老們在納粹時期犯下了許多更為殘酷的罪行。」
德容很快就發現，匡特家族並非特例。德國的其他商業家族也在第三帝國時期蓬勃發展，並控制著龐大的全球財富，它們對自身的黑暗血統諱莫如深，甚至徹底放棄反思。
當二戰結束，戰犯們走上審判台，那些曾經在希特勒統治下叱吒一時的頂級富豪，卻最終逃脫清算、全身而退，繼續享受巨大的財富，其家族至今仍然活躍在世界經濟舞台上。
在《納粹億萬富翁》一書中，德容揭示了德國最富有的五個商業家族（匡特家族、弗利克家族、芬克家族，保時捷-皮耶希家族、厄特克爾家族）通過支持第三帝國暴行而積聚財富的故事。
這五大家族掌控的財富，數量和質量都非常驚人：寶馬、大眾、保時捷和安聯等世界知名品牌，在全球範圍內數不勝數的企業和資產，還有大量慈善基金、新聞獎項、學術項目和藝術展覽等。
在世人眼中，納粹掌權時期的五大商業家族掌舵人——君特·匡特、弗里德里希·弗利克、馮·芬克、費迪南德·保時捷、奧古斯特·厄特克爾，或是不休不止的工作狂，或是古怪的吝嗇老人，或是傳奇的設計大師，或是行事低調的神秘貴族，或是出手闊綽的慈善家。
但這只是人物的一面，他們還有另外的身份：君特·匡特將家族紡織企業轉變為軍火供應商，弗里德里希·弗利克以鋼鐵為基礎建立德國最大企業集團，馮·芬克作為銀行家，認為希特勒是上帝派來拯救德國之人，費迪南德·保時捷藉助希特勒的支持創建大眾汽車，奧古斯特·厄特克爾是納粹軍隊主要食品供應商。
納粹之惡並不僅僅在於納粹本身，更在於其製造的舉國狂熱。那些集體無意識狀態下的民眾選擇同流合污，最終淪為炮灰。可以說，那時的德國，沒有誰是無辜的。而在納粹和民眾之外，財富家族也是一股推動邪惡的力量。
財富家族與希特勒的合流，相對更為隱秘，但卻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重要支持。促成希特勒乃至納粹上台的因素非常多，比如魏瑪德國自身制度的缺陷、一戰後的崩潰經濟、興登堡的短視等，但政治力量的崛起離不開經濟支撐，德國財富家族選擇了希特勒。
《納粹億萬富翁》的開頭就寫道，1933年2月20日，希特勒會晤了二十多位當時德國最富有、最有影響力的商人，進行了長達九十分鐘的演講。在演講結束後，商人們當場各自認領了巨額資助款項。
費迪南德·保時捷的發家史就與希特勒密切相關。他在大蕭條時期創建保時捷，初期屢戰屢敗，但最終傍上了希特勒，得以扭轉財政狀況。此後，當希特勒希望研發經濟實惠的「人民車」（德語Volkswagen，即大眾）以展現體制優越性時，保時捷承擔了此任務，並於1934年研發出甲殼蟲。
但諷刺的是，在整個第三帝國時期，保時捷大眾工廠只生產出630輛甲殼蟲，而且僅僅交付給了納粹高層，德國民眾在分期購車計劃中交出的預付車款卻高達2.8億帝國馬克。直到二戰後，大眾汽車才真正成為德國民眾的品牌，讓汽車得以普及千萬家。
費迪南德·保時捷的故事，恰恰印證了《納粹億萬富翁》封面上那句「納粹當權，他們用金錢收買權力。帝國覆滅，他們用財富洗白罪惡」。又如匡特家族，其所掌控的DWM為國防軍製造子彈和槍枝，股價也極度飆升，AFA則為納粹的潛艇、魚雷和火箭生產電池，紡織公司為國防軍、納粹黨、黨衛軍和衝鋒隊生產制服，「一批批年輕的德國士兵被運往戰壕和前線，每個人都需要一套新制服來替換倒下戰友的破舊軍服。」
在納粹執政期間，這五大財富家族都以極低價格收購了猶太人的資產，即「雅利安化」，實現了財富的急速擴張。所謂「雅利安化」，是指將猶太人開辦的企業掠奪、沒收或兼併，以半買半搶方式將之變成純粹由雅利安人經營的企業，從高管到雇員都沒有猶太元素。如馮•芬克就僅用630萬帝國馬克買下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託管權，比估值低了約4200萬馬克。而且這種雅利安化完全基於利益驅使。書中提及，紐倫堡納粹市長曾詢問馮·芬克是否有興趣對安東·科恩銀行進行「雅利安化」，結果遭到拒絕，原因是這家銀行財務狀況差，可供掠奪的資源有限。
在二戰期間，五大財富家族大量以強迫和奴役手段使用勞工，為納粹服務。如君特·匡特創立的AFA，一直為德國海軍生產電池，大量使用強迫勞工，1943年更是建立附屬集中營，讓囚工直接接觸有毒氣體和鉛材料。
這些財富家族戰後也沒有歸還掠奪來的資產，以所謂「洗滌證」完成去納粹化審判，繼而抓住了德國二戰後的經濟騰飛機會。所謂「去納粹化」，是指對在納粹統治時期協助和跟隨納粹的人進行審查，以必要的懲罰或警示教育令其悔過自新，並繼續為社會所用。
「雅利安化」當然是一場黑暗的細節，「去納粹化」也充滿了黑箱作業，財富家族正是在這兩端「自由穿梭」，如魚得水。
唯一在審判中有些例外的是弗里德里希·弗利克，雖然最後的判決仍然沒有完全凸顯正義，但起碼有了像樣的交鋒。
二戰後，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因為大規模使用強迫勞工和奴隸勞工，被指控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負責審判弗雷德里希·弗利克的美國檢察官特爾福德·泰勒認為，德國實業家對納粹罪行負有廣泛共同責任，獨裁政權的成功在於財富集團的支持，「第三帝國獨裁政權是建立在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的邪惡三位一體之上的」。
泰勒在開庭陳述中表示：「他們與希姆萊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還向他支付了大量錢財，而希姆萊幾乎滅絕了整個歐洲的猶太人，但這並不讓他們覺得有失身份。他們靠富有的猶太人的不幸以自肥。他們的礦山和工廠要人力勞動來營運，他們最應該懂得勞動的真正尊嚴。然而，他們讓時光倒轉，在歐洲恢復了奴隸制。這些人無恥地背叛了他人的期待，最終，他們背叛了德國。他們真正的罪責就在於此。」弗利克則以受害者自居，並聲稱自己與抵抗組織有聯繫。
在結案陳詞階段，泰勒認為「無論面對誘惑還是威脅，商人都必須遵守法律對所有人的要求，堅定不移，不願犯罪」，辯方律師則搬出「被迫論」，認為「被告生活在第三帝國的統治下，該政府強迫受其統治的人做出邪惡和不公正的行為。這是他們的悲劇，不是他們的罪過，甚至不是他們悲劇性的罪過。」最終弗里德里克·弗利克被判處七年監禁。
但即使如此，這些富豪家族仍然蠱惑了無數人。唯一入獄的弗利克，也通過資本運作手段，再度成為德國最富有的人。
德容在書中所要觸及的並非僅僅是富豪和企業的「黑歷史」，更希望展示在黑暗環境下，這些掌握著經濟和政治話語權的富豪家族如何自保，又如何在利益驅動下，通過制度性安排獲得所謂紅利。這些富豪家族的掌舵人當然極具魄力、眼光和才智，但當這一切品質與極權相遇，惡就會放大，造成更大的劫難。
因為這一切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所以即使德國是公認二戰後最為自省的軸心國，但很多時候仍然在時局變化中出現倒退。
德容就在書中寫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中崛起的德國，發展成為一個包容的社會，它以追憶和反省的方式，教育國民正確認識過去的錯誤。放眼全球，在許多大國落入獨裁者、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和煽動家之手的今天，德國仍然是西方的道德支柱。這種微妙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德國對納粹歷史和希特勒政權下發生的大規模暴行進行了持續而公開的清算。過去的50年，德國的政治領導人沒有迴避承擔道德責任，承認了昔日的罪行。但最近，德國開始朝另一個方向轉變。隨著最後一批納粹時代親歷者的離世，第三帝國的記憶逐漸淡漠，越來越多無恥的反動右翼逐漸成為主流，開始動手戕害戰後德國的進步理想。」
他繼而寫道：「在這個虛假信息無處不在、極右勢力在全球範圍內崛起的時代，歷史透明度和隨後的反思、清算變得愈發重要……然而，這一波直面過去的運動卻不知不覺地繞過了德國的許多傳奇商人。他們的黑暗遺產仍然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對於這些納粹億萬富翁的繼承人，德容有著自己的期待：「在世的一代繼承人在傳承家族的商業王朝之前，仍有機會改變方向——致力於完全公開歷史、承擔道德責任，無條件地努力償還父輩欠下的巨額債務。接下來，這些繼承人的子女將有機會利用他們的權力和財富來幫助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他們祖父那一代無法立足的世界。」
這一切真的會實現嗎？顯然答案仍然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