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就不會沉"，成為一個領袖的座右銘，其實很可怕，我想此乃史教授著墨之意。在後文他寫道："1957年2月毛在一篇散漫談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開始把他的思想貫徹於中國，顯露出烏托邦式的滑稽與殘忍的怪誕混合，以及狹隘的感知力，那才是橫臥在他性格里的東西"，並提到毛明知餓死了許多老百姓，卻強詞奪理駁斥香港媒體透露的數字，反唇"我們怎麼可能餓死兩千萬人？"到此，那"不下沉的天才"已成一句反諷。
人們常說毛"帝王思想濃厚"，其實他從來瞧不起"帝王將相"；毛鍾情的是中國歷史里另外一股術道，博學的史教授點出，那是"公元四世紀可怕的法家商鞅。毛視商鞅經驗為中國危機歷史的一種象徵"，商鞅酷法峻律，窺出人性"好利惡害"之弱點，"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毛蹂躪中國二十餘年，其"不沉"之術，全在於利用和驅使人性的弱點，說他是一個這方面的"天才"，大概更為恰當，"飢勞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國人，中國曾是"禮儀之邦"，即使禮崩樂壞之後也還是一個面子社會，"樹有皮，人有臉"，而毛於侮辱之術，最為精通。
早在延安整風，毛以"懲前斃後，治病救人"整治文人，便從摧毀他們的自尊開始，顛倒魯迅"療救"文學所界定的"醫生"（知識分子）和"病人"（民眾）的位置，重新詮釋"乾淨"和"骯髒"的含義，毛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相比，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所以要"脫了褲子割尾巴"，要"脫胎換骨"，白區來的文人們一旦失去尊嚴，就什麼都喪失了，不僅對王實味被砍頭也認了，還在陝北開始為毛澤東"造神"，這個"奇理斯瑪"出自喪失尊嚴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手，實在是一樁奇事。
大而言之，毛是瞅准了中國士大夫階層於近代"亡國滅種"憂患中積累起"國恥"感，而可以置私人榮辱於不顧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輔之以唯物史觀和民粹主義，便蕩滌了士大夫心中的那點浩然之氣。他早就對斯諾說，那些懼怕商鞅的秦國人其實很愚蠢。"侮辱"之術到文革達到極致，"牛鬼蛇神"、"黑幫"、群眾批鬥、"戴高帽"、坐"噴氣式"等等，目標都是凌辱、摧毀人的自尊，置人於"另冊""不齒"之境，並使挨整者與整人者的位置不斷互換，人人自危，於是毛自然可以"不沉"。文革過來人皆可記得，六六年夏天紅衛兵暴力泛濫時，多少人都是因了"士可殺不可辱"的絕望而自盡的，著名的如傅雷、鄧拓等，平民百姓特別是教師，更不計其數。
毛不僅喜歡利用人們的不齒心態，他還有一種欣賞的雅興，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文革中奉命拍攝中南海里對劉鄧的每一場批鬥會，高度絕密，只送最高層，自然是毛；李志綏在回憶中也提到，中南海批鬥劉鄧陶的第三天，毛遠在杭州，就叫李乘專機前去向他面陳批鬥情景。還有一個細節，劉少奇子女的回憶中提到，六九年九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被趕出去之後，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住宅被"連夜築起一道高牆"，王友琴在她的新著《文革受難者》劉少奇條目中引入這個細節並問道："連夜動工構築一道緊閉牆，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像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實在只是一種前現代的故事，甚至更早的希臘羅馬人可以"和平撤離"迫使獨裁者讓步，這些在現代社會反而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二十世紀才會出現亘古未有的極權制度，從法西斯到共產黨。
關於這種暴政產生的因由，漢娜•阿倫特對德國納粹的分析闡釋至今首屈一指，即在民族國家、帝國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公共領域、公民社會的喪失、退縮、瓦解，而在此過程中竊得國家公器的則是Mob—被社會各階層排泄出來的邊緣人物，漢娜特別以"基本惡"（radical evil）概念來分析這類邊緣人物；後來她在評價以色列審判納粹滅絕營頭子艾克曼一案中，又提出"平庸惡"（banality of evil，對康德"基本惡"的延伸）才是極權主義的基礎，在分析艾克曼辯解"沒有看到猶太人反抗"（一般民眾也聽之任之）才造成了大屠殺，她指出納粹曾折磨起來反抗的荷蘭猶太人，叫他們生不如死，阻嚇了其他猶太人，為此她得罪了大部分猶太人。我則對她後面的這個看法更感興趣，這是否暗示對人性而言，"折磨"實際上比"滅絕"有效？毛在中國構築的以羞辱為核心的"恐怖平衡"式壓制，跟史達林在蘇聯搞的"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營"式的壓制相比，對人性的阻嚇效果是很不一樣的，是不是因了這點差別，而叫中共專制在"蘇東波"大坍塌之後依然不倒？
詮釋"毛澤東如何這般"的文字可謂汗牛充棟，卻依然貧乏，還不要說西方的"新馬"至今仍供著他。上文提到的那個"奇里斯瑪"（Charisma），八十年代流行過的韋伯此說，時至今日似乎仍是很到位的一種詮釋，不過以"奇理斯瑪"光環解釋老百姓對毛澤東的領袖崇拜，而使中國革命及其"新政權"獲得合法性，則顯然將邊緣人集團浴血暴力奪取政權，及其後粉碎原有社會結構之專制忽略不提，這是在一個原無宗教根性的文明里過度誇大了"造神"的作用。毋寧韋伯關於"奇理斯瑪"與"常規化"（routinization）之間的張力問題，確在毛澤東的個案上得到極為生動的印證，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皆屬Mob式人物竊得神器，而希斯二魔尚且捨棄大部分奇理斯瑪以換取常規化的獨裁權力，毛則大異其趣。
余英時教授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一文中，抓住在許多回憶文字中反覆出現的毛的那張大床，對此有歸納性分析：
『拒絕奇理斯瑪權力的日常規範化是一九四九年以後毛的整個生命中的核心問題。抓住了這一核心，毛在一九四九—七六年間的每一個重大舉動無不可以得到順理成章的解釋。』
這裡顯然是指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狂暴荒誕之舉，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又在於，為何毛的荒唐每每得逞？於是我們依然面臨漢娜•阿倫特的問題：一個Mob的"基本惡"需得無數"平庸惡"來配合方能得逞，這便令人又想起魯迅深惡痛絕指斥的"國民性"，於是我們又回到了"五四"；其實也是回到了商鞅，民皆有"飢勞苦辱"，若任由一個梟雄擺弄，必定極端不堪。我們也許並不比猶太人更犬儒，又畢竟，未曾有外族人要來滅絕我們，糟踏我們的是自己的梟雄。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手段解構這個梟雄，連漢娜•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詮釋，在中國也不大夠用了。
韶山沖的太陽是從西邊出來的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駿再次合作，給中央電視台製作《河殤》續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際，依次拜謁安慶陳獨秀墓、績溪胡適故居、紹興蔡元培故居，然後驅車西行去湖南。我們要拍攝「五四」巨靈、革命梟雄的遺址。南昌五十天寫毛澤東，可謂閱盡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歲月，也似乎見識了最高端那個殘酷政治的「廬山真面目」，而這一切，都來自「五四」。
王魯湘從北京趕到長沙來會我們，再一同去湘潭。途中，我們特意繞道去寧鄉劉少奇的故鄉花明樓，那裡剛剛落成一座他的紀念館。那紀念館規模之大、裝潢之華麗，令我們吃驚，自然那是當地政府刻意要做的對他冤屈的一種補償，但我想若非文革，以劉少奇的謹慎，他絕不允許家鄉這麼幹的。相比之下，紀念館近旁，他的故居如劫後余灰，保持了舊時的簡樸淨潔。據說，為劉少奇平反那天晚上，花明樓鄉親們在這故居前，舉行了二十年來第一次聚會，如醉如狂。
1989年春，我為《文匯》月刊寫的第二篇電視札記〈世紀末回眸〉，敘述了這次韶山之行（該作刊登在1989年5月號，我還是封面人物，但過一個月就是大屠殺，那張封面照片幾近我的通緝令照片了）：
『甯鄉緊挨韶山，僅一山之隔。趕到韶山已近傍晚，夏駿執意要拍落日，魯湘指點趕快攀上東山。待大伙兒氣喘噓噓登到山頂亭子時，太陽已經沉落到韶峰背後。惋惜之餘，大伙兒忽然發現，高峻的韶峰在西邊，韶山沖是根本不可能拍到日出的；過去電影、照片裡常見的「韶山日出」，其實都是日落！……
忽見一塊岩石上鐫刻著一首詩：
從來仙境稱韶峰，筆削三山折天空；
天下靈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龍。
魯湘用張紙片抄下這幾句時說：「韶山果然不同尋常，看來，早就有人相信它藏龍臥虎。」他從小在湖南長大，曾兩次來此「朝山」，對如今韶山的冷清，頗為感慨。我也談到，韶山給人的感覺，同花明樓有一股說不出的差異。魯湘笑了：
「你看對面的韶峰，兀然聳起，有多俊秀。上屋場毛澤東的故居，正背靠這座山峰，面朝山衝出口，這在堪輿學上是典型的『蛟龍出水』。你再看故居前面那兩個池塘，恰好是龍的兩顆眼珠。毛澤東好看風水。他出生的地方確也有古人所謂的帝王之氣，同花明樓的一馬平川完全不同。」
這番話贏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去韶山，真不虛此行：我們竟打聽出一個神秘的去處。
『上屋場故居西邊的山巒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澤東1966年夏天從武昌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說的那個「西方的一個山洞」。那是毛澤東在韶山的一座行宮。從韶山這邊去要繞好幾個道，然後走上一條極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條山沖的盡頭掩藏著這座極為豪華的別墅。過去這個地方是連韶山的鄉親們都渾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龍虎山。緊靠岩壁的一溜建築物同廬山廬林一號別墅風格相似，都有寬大的迴廊，明亮的大窗戶。主人的房間有六大間，分別按會客室、辦公室、臥室布置成完全相同的兩套，不知是何緣故。辦公室里照例配備著毛澤東喜歡的寬大躺椅。……——〈世紀末回眸〉』
這個「山洞」，或可說是掀起「文革」妖風的那個巢穴，高華考證毛澤東文革前夕「失蹤九個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籌畫文革。此洞的來由，據說是1959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為他在家鄉「修幾間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廬山會議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張平化於大饑荒歲月中抽調專人專款，集中施工，稱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圍成禁區。後來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彈設施，按防八級地震建造。其後又調來部隊，在別墅後面修建了長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側有防震室、指揮室等軍事設施。滴水洞的造價是天文數字，而毛一共只住過十一天。1989年我們參觀這個滴水洞時，還有一個小發現，我也寫在〈世紀末回眸〉里：
『在那滴水洞我還看到這樣一首帶有奇里斯瑪時代痕跡的留言詩：
韶樂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吊英魂；
巍然勳業兼文采，
功過千秋有定論。
1989年中國尚在「毛神話」餘暉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寫出此詩出自誰人。如今經過二十多年，回頭去查採訪筆記，原來落款是胡繩，日期為1983年11月14日。這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鄧小平1981年搞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定性文革為「內亂」、毛澤東犯有「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錯誤。
我的筆記里還錄了另外幾則「留言」，如薄一波、熊復等，皆口號型的，略去；倒是鄧力群留的八個字，簡潔而情感難抑：
音容宛在，偉業永存
這才是一群原湯原味的「毛派」。
『我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裡看到本世紀初，楊昌濟在日記中對青年毛澤東的一則描繪：
「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希，渠之父亦先務農，現業轉販……外家為湘鄉人，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那時，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從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極巧，此書恰是蔡元培從德國翻譯過來的），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可見，此書對他影響之大。——〈世紀末回眸〉』
在毛澤東那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來常被人引用：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轍；但我在這裡，引它來做一新解：新中國最高權力者，卻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為「光棍式人物」（余英時語）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高」「卑」二字皆涵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