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對"對等關稅"名義發動的貿易戰，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金融市場立即做出了劇烈反應。
而且，一切就像短劇一樣，不斷地反轉又反轉。
但是，在這短劇背後，有什麼更深層或更久遠的東西嗎？不妨先稍稍拉長點看。
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貿易的猜忌
一般認為，民族國家是在歐洲中世紀晚期至18世紀形成的。
從13世紀後半期開始，主權思想逐漸興起，君主開始集中權力對抗教權和封建勢力，一些初具主權性質的民族君主國開始形成，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
在這過程中，地理大發現和宗教改革運動是有關鍵意義的事件，它們進一步削弱了教權，使民族君主國的權威得到強化。
然後，在一系列戰爭和革命的推動下，民族認同與國家主權結合起來，現代民族國家正式誕生。其中的標誌性事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它確立了主權國家體系。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背景之一是荷蘭80年戰爭。荷蘭各省通過起義脫離了西班牙，成立了第一個被廣泛認可的比較"純粹"的民族國家。
荷蘭獨立的意義向來有被低估的傾向。事實上，荷蘭獨立，是商業社會開始形成和新的國際經濟競爭秩序開始取代原有的秩序的一個標誌。
在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的時候，政治與經濟開始變得相互依賴，而在那之前，用大衛·休謨的話來說，政治是前政治的，經濟也是前經濟的。政治上的成功不依賴於經濟的發展，政治活動通常也不直接以經濟利益為目標。
西班牙一度擁有最廣闊的殖民地，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與西班牙本土之間的經濟活動甚至還稱不上貿易。只有原來在西班牙屬下的荷蘭（尼德蘭）等省，開展的才是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商業貿易。
荷蘭這個民族國家的出現，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班牙對荷蘭的貿易的猜忌的結果。因此，貿易的猜忌，是與民族國家如影隨形的。
在《貿易的猜忌：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一書中，伊斯特凡·洪特考察發現，"貿易的猜忌"一語源於休謨的名篇"論貿易的猜忌"。
作為一個"經濟"與"政治"的複合詞，"貿易的猜忌"道出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特定關聯。貿易指向的是其經濟含義，而猜忌指向的則是其政治含義。這兩重含義分別遵循了不同的邏輯。貿易表現為國際經濟競爭，而猜忌則最終體現為民族國家的政治行動甚至軍事行動，即貿易戰或戰爭。
經濟成了最大的政治，貿易的衝突不可避免
民族國家興起之後，因為宗教意義、封建義務的瓦解，經濟變成了最大的政治，國際貿易上的成功隨之成為了事關國家軍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因此，"貿易的猜忌"是經濟具備了政治屬性的象徵。
將全球市場競爭作為一種基本的國家活動的商業時代由此拉開了帷幕。
相比之下，在17世紀之前，貿易或一般的經濟活動從來沒有成為"國家的事務"。休謨認為，只有到了近代之後，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才出現了"貿易的猜忌"，而這一點正是古代人的政治與現代人的政治的分野所在。
當然，誰都知道，政治影響經濟，經濟也影響政治。認識到這一點似乎並不困難。然而，經濟與政治是以非常複雜的方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而且正如休謨所云，貿易和戰爭在現代政治中的結合會引發新的制度和新型戰爭，這些新的制度和新型戰爭可能會被證明比此前的征服和朝貢帝國更為危險。
在民族國家裡，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國民財富的增長和擴大民眾的自由（哪怕只是"消費自由"），而這必然涉及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並引發貿易的猜忌。在《貿易的猜忌：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中，伊斯特凡·洪特指出，由於經濟成了最大的政治，是否將經濟、貿易視為最核心的政治事務（或國家事務）就成了現代政治學的標誌。
洪特還認為，共和主義與貿易的猜忌有關。共和主義要求保證共和國免遭外國的奴役，因而將國家安全視為國家的一個根本目標。這是一種"必需的政治"，原本不具備侵略性。但是，它很快就演變成了一種"國家理性"，從而不再限於自衛，國家理性和商業利益發生了糾纏。特別是，國家理性與重商主義的結合，長出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果實。
洪特認為，正是貿易的猜忌把愛國主義變成了民族主義，"並且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倖免，因為來自其他國家的安全威脅和商業競爭無處不在"。
作為戰爭的替代的貿易戰
由於商業社會和民族國家共存導致混亂的國際秩序之間的緊張關係永遠存在，所以貿易的猜忌不僅會表現為一國對他國的經濟發展的遏制，還往往演變成"戰爭的猜忌"，甚至直接引發戰爭。
原因是，民族國家試圖成為（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成為了）國際商業活動的主體，甚至許多國家是通過國家直接支持的對外貿易走上富強之路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編對歐洲近代進入商業社會的歷史就揭示了這一點。與以往的農耕社會不同，在商業社會裡，一國的經濟的發展遵循了一種"非自然與逆行的"次序：先是對外貿易業發展起來了，然後是國內貿易業發展起來了，再是城市工業的興起，最後帶動了農村的發展。
也正是因為這個歷史背景，給未來的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提出了一個雙重難題。一方面，需要面對甚至克服重商主義時期形成的商業社會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它是不符合"自然自由"秩序的）。另一方面，即便自由貿易思想占據了優勢（那是極難得的）之後，回到重商主義舊路的拉力也總是非常強大。
對此，通常的應對是，強調貿易對雙方的益處，從早期的絕對優勢論、比較優勢論，再到稍後的強調貿易促進產業發展、帶來市場規模的擴大、分工的深化和創新的噴發，等等，都是如此。
但是，貿易的猜忌終究是很難克服的。這首先與民族國家的性質相關。因為貿易的猜忌的根源是霍布斯式的國家猜忌和馬基雅維里式的國家理性，而且更關鍵是的是，人類社會也許已經永久性地分裂為若干民族國家了。民族國家之間可能無法完全擺脫貿易的猜忌的困境。
困境歸根到底源於，自然自由的秩序，由於民族國家的存在，可能無法直接應用於國際秩序。斯密論證了，在一個國家內部，個人能夠通過追求個人利益在商業社會中過上"文明"的生活，永久性地擺脫人與人相互之間的戰爭狀態。但是，民族國家之間不一定能做到這一點。
在現實層面上，雖然國家之間邊界也許並不是註定將會成為市場邊界，但是破除這種障礙的努力的成效往往令人沮喪地低，因而國家之間往往會因經濟力量的不平衡發展而變得更加相互猜忌。嚴重的時候這種猜忌往往導致戰爭。
丹尼·羅德里克提出的"超級全球化不可能三角"是這個困境的現代形式，即無法在擁有超級全球化的同時擁有民主制度和國家自主權，而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
事實上，國際經濟學中有一支歷史悠久的文獻一直在指出貿易並不一定總是有利的，尤其對那些"被追趕的經濟體"。例如，拉爾夫·戈莫里和威廉·鮑莫爾在《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中指出，國際貿易中確實存在著固有的利益衝突。他們強調，允許他國通過國際貿易發展產業的損害不是局部危害，
"而是一種波及整個國家的負面效應。……已開發國家的利益也決定了它不得不儘可能積極主動地與發展到可比階段的其他國家展開競爭，以避免受益國家的進步損害自己的利益。更精確地說，我們想要闡明，一個工業化國家將受益於非常落後的貿易夥伴發展新產業，從而使生產率獲得普遍提高。這一受益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其貿易夥伴達到在全球市場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發展水平為止。通常，這種發展水平仍然遠遠不及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但是，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一點之後，該新興貿易夥伴更多的產業達到該點將不利於已開發國家。已開發國家將通過激烈的競爭來維持其相對於新興對手的巨大優勢，從而確保其最佳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已開發國家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它的經濟財富將受到抑制。因此，美國的利益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亞等貿易夥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保證，但是從生產率方面看，美國只有儘可能地保持相對於法國、德國和日本等貿易夥伴的領先地位，其境況才會更佳。"
戈莫里和鮑莫爾這本書的中文版很多年前就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了，它也許可以為理解當前的這一場貿易戰提供一個註腳。
倘若進一步把這種損害升級到危及國家安全的高度，那麼也許就意味著戰爭。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給定當前這種形式的民族國家將會繼續存在這個前提，貿易戰，也許是對戰爭的一種替代吧。
唉，還真是一個令人喪氣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