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大學，胡耀邦則受到了93歲的校長、前首相麥克米倫的熱烈歡迎，麥克米倫是老牌政治家，二戰期間就出任邱吉爾內閣的大臣，二戰後他再造了保守黨，促使了傳統保守主義向現代保守主義之變，而胡耀邦則是社會主義新舊之變的最重要推動者之一。兩人交流頗為熱烈，第二天年邁的麥克米倫又堅持赴倫敦出席胡耀邦的答謝宴，為他送行，數月後麥克米倫離世。
（胡耀邦參觀莎士比亞故居，及會見牛津大學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胡耀邦在即將結束訪問的時候，還在倫敦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回答了BBC、《金融時報》、香港亞視等媒體的提問。總之，胡耀邦對英國的訪問是非常成功的，展示一個現代領導人的素養，或者 中共領導人嘗試用現代主流方式與世界接觸的努力。
雖然胡耀邦的表現並不是完美的，但是依據當時英國報紙，以及事後官方的內部總結來看，朝野對胡耀邦都是報以肯定、讚美的語言，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值得接觸，推動中國發生進步的政治家。《觀察家報》在胡耀邦離開的時候，發表了《未來之星留下了他的印記》（Tomorrow’s Man Makes His Mark）來總結他的這次訪問。
柴契爾的文化部長Richard Ruce在陪同中國代表團參觀牛津大學後，用兩頁紙特別向首相報告了活動中對中國幾位領導人的觀感，他說胡耀邦是一位開明、善良、幽默、容易接觸的人。
餘緒
胡耀邦的這次英國及歐洲大陸三國之行，是否隨著出訪的結束，事情就此打上句號呢？依據筆者掌握的史料來看，這還有一個長長的漣漪。
就國內看，這深刻影響了中國領導層對世界局勢的判斷，以及國內政策的制訂。胡耀邦的歐洲四國之行，更堅定了中國高層對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題，以及中國可以與西方長期和平共處，完成現代化建設的信心。這一點反映在他與1986年7月20日就國際問題的講話中，他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個判斷是否準確呢？我1983到日本去一看，堅定了這個判斷；這次又到西歐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世界大戰短期內不會打起來。
這次歐洲訪問，胡耀邦與西方共產黨和社會党進行了廣泛接觸，以及目睹了二戰結束後西歐國家社會結構和生產關係的新變革（用費孝通訪問歸來的感慨來講，這是一場「超級」腦力激盪，「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二戰前的那個模式了」，我們對西方社會的理解其實已經是「老黃曆了」），進一步堅定了社會主義要接納自由、民主、法治等人類共同價值的信心。他在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演講就指出「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
在回國後立即進行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起草中，胡耀邦特意堅持加上了「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以及「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這兩句話。
胡耀邦的這次訪問，也進一步打開了中英交往的大門。1986年10月，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開始了她一生中惟一的訪華之旅，胡耀邦熱情迎接了女王，並且陪同她遊覽了中南海。
年底前首相卡拉漢和著名學者李約瑟也先後訪華。費孝通先生全程陪同了卡拉漢在中國的參觀，卡拉漢從北走到南，看到了中國東部沿海欣欣向榮的景象。費孝通返京後，給耀邦送來一個便條，大意是：卡拉漢說，之前西方對中國經濟改革是否會成功存在激烈討論，百聞不如一見，我現在對中國的未來深有信心。
關於李約瑟的最後一次中國之行，接待方中國科學院寫信給胡耀邦，說希望他能夠接見這位一輩子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的86歲老人，並希望中央撥款12萬美元用來資助翻譯李約瑟的煌煌名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胡耀邦全部同意了中國科學院的請求，他與李約瑟在上海西郊賓館進行了會面，兩人的談話毫無拘束感，話題討論極其深入，從最近的紅山考古新發現，到大足石刻，從唐宋山水文學，到中西科技比較史，到治學方法論，諸多專業術語和古詩詞讓翻譯感覺很吃力，很難精確表達，不過這不影響兩人之間的心領神會。
（胡耀邦會見李約瑟）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柴契爾夫人給中國政府發來一份充滿深情的弔唁函，第二年，屬於柴契爾的時代也結束。1994年，柴契爾香港「亞洲協會」邀請，做了一場關於香港未來和國際局勢的演講，柴契爾夫人再次回憶起她與胡耀邦等四位 中共領導人交往的經歷，依舊念念不忘胡耀邦的「我的臉太紅了」這個段子。柴契爾說，雖然胡先生的臉是紅的，但是事實證明他依然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最後，柴契爾還感嘆江澤民的英語說的非常流利，甚至能大斷背誦莎士比亞的長詩。（再次感謝Pyke博士對本文的關鍵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