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看到一條信息，說近幾年來有些人在檢討六四運動失敗的歸因時，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生激進。這背後的邏輯是學生領袖和當時的知識人應當對八九失敗負責。把八九民運失敗的責任歸結到他們頭上，我認為這對學生領袖和知識人是相當不公平的。
一、把責任歸咎於大學生與學生領袖相當不公平
我說「相當不公平」，是指八九民運的學生們及其領袖們不僅年輕而且缺乏政治經驗，這不是他們的錯，是中共極權統治的罪過。
中共從1949掌握國家權力起，幾十年一貫制地壓制民間組織和民眾言論。中共國是極權主義國家，其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國家吞沒社會。他們美名的「社會主義」，從一開始是「有主義無社會」。1980年代儘管中國對外開放，但中共對內始終警惕與變相打壓民間組織。僅我所知的就有北京、湖南、安徽、深圳的大學生們，無論是爭取民主選舉、還是組織社團活動、包括表達對鄧小平對中共政府的批評意見等，都曾經觸怒當局，也曾經遭遇各種壓制。1980年代那十年間起起伏伏的學生運動，其實是中國公民社會艱難生長的土壤與民間組織的萌芽。在中共長期的打壓下，中國民間一直沒能生長出成熟的公民組織，更何談形成公民社會。當1989年春天那麼多學生熱血沸騰地站出來大聲表達意見訴求時，他們超常的勇敢與擔當，深深地打動了北京市民與全國人民；面對當時政局的極為複雜與各類矛盾的錯綜交織，他們沒有經驗，客觀上缺乏必須的大智慧和某種深層理性的引導。但，這不是學生們的錯。因為中共根本不給中國人有任何空間、任何機會和條件，來推動公民社會的生長發育，來提升全社會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有效溝通合作的公民能力。
大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集會，是他們自己爭取來的、完全自發的行動，也是中共黨始料未及的事，這才有了6.4前緊扣全國人心、聚焦全世界目光的歷史性場面。中共軍隊6.4的開槍鎮壓、中共當局冷酷無情地追捕廣場學生與學生領袖們，他們自己撕掉了幾十年的偽善面具，自己滅了中共政府的虛假合法性。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推動了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共黨實行市場經濟的實質，是用錢（所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來交換中國人接受他們的繼續統治。這是一種金錢與政治的交易，他們用錢來收買人民對他們權力合法性的認可。
很自然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艱難生長與復甦。中共黨最怕人民組織起來，2008、2009年以後，我親眼看到他們一個一個地打壓中國的民間組織，出台各種條例條文，甚至國際社會組織到中國開展活動都受到各種限制和打壓。1990年代後期網際網路在中國出現後，中共當局一方面限制民間網絡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利用高科技人工智慧技術加大力度監控中國民眾，這種精緻的新極權國家，導致中國社會始終一盤散沙，而使民眾幾乎完全喪失自助自救能力。即便在未來的中國政治變革進程中，中國民眾也許依舊逃不脫承受慘痛代價的命運。亡，百姓苦，興，百姓苦！
二，中國的知識精英應付部分責任
八九以後已經36年了！6.4在人們心中的傷口依舊在流血，因為36年來民運似乎在衰敗。在某種意義上說，八九以後中國民主運動難以復興的責任，部分歸咎於知識精英是有道理的。今天回頭來看，中國知識界確實應該為中國民主運動難以復興而感到羞愧。
通觀歐美國家，知識人作為社會的大腦與民眾的棟樑，站在歷史發展前列的不在少數，然而中國知識人的軟弱性似乎一直未改。中共建立國家政權後，對中國知識分子是軟硬兩手並用，一是收買，一是打斷知識分子的脊梁骨。筆者曾經親耳聽中國社科院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講過一堂課：「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斷的」。資先生從1950年代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歷數起，1957年反右運動、3年大饑荒中的夾邊溝（幾千名右派知識分子餓死在那裡）、1966年文革浩劫、1982年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自由化直至1989年的6.4，中國知識人被一輪輪的思想整肅與暴力摧殘並行，許多人早已喪失了人格尊嚴，也喪失了主體意識和自尊自重。在中共暴力威嚇高壓下，知識人依靠犬儒哲學為歲月靜好地活著提供自我安慰的藉口。吳國光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曾經提到八九以後，有些知識分子似乎忘卻了天安門廣場的那個血光之夜，他們避而不談當年參與民主運動的經歷。依我看，吳國光教授是給他們留了面子的。
知識分子本應該承擔更大的歷史責任。然而，有些人退卻了，有些人改換門庭投靠當局了！中共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後，當局拿錢收買精英，不僅收買一些經濟精英、科技精英，而且收買文科知識精英，也讓文科知識分子有」撈錢」的機會。最明顯的是政府給他們名頭，如「xx學科帶頭人」，讓他們承擔國家科研課題，他們就能拿到國家資金，也能提升學術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因此，一部分知識人努力迎合政府需要，每年申報國家「科研項目」。所謂的科研，其實是以學術外衣作包裝的欺騙性的宣傳。
進入2000年後，中共搞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工程」，把一些學科中有影響力的人定為「首席理論家」，這些人參與由中宣部組織的「理論工程」，可以獲得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巨額經費。他們的門生、手下人則可以通過承接子課題、參與寫書等方式分得利益。
由此，將來歷史追究責任，真正需要負責的是這些所謂的知識精英。他們本應比學生懂得更多，卻在名利地位等利益面前選擇妥協與交易。這不僅是知識人的軟弱，而且而且因抵擋不住誘惑而自貶人格自我扭曲。
三、八九民運註定會失敗
其實，八九六四這場運動註定要失敗，這是八九民運的宿命。這不是因為某些學生領袖或知識分子的錯誤，即使他們沒有缺陷，八九運動也難以成功。
為什麼這麼說？第一，1949年之後，中共建立的極權國家而不是威權國家。它的極權體制決定了，只要有一口氣在，它一定會毫不留情地鎮壓民主運動。
第二，1980年代是解凍時期，中國的公民組織和中產階級都尚未真正成長，社會沒有足夠的根基和力量來支撐這場民主運動。雖然人們有訴求，但缺乏經濟資源、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等。而且，當時人們對共產黨仍抱幻想，八九學生運動，沒有人提出推翻共產黨，而是希望它改革、講民主、講自由，人們當時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
第三，共產黨內部幾千萬黨員和幹部，不少人由於長期受馬列主義洗腦毒害，已經變成了中共的政治工具，他們泯滅了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意識，一切以中共的謊言欺騙說法為準。
舉個例子來說。我家一位親戚，他是12.9運動出來的老革命；我父親是1937年全民抗戰爆發後參加游擊隊的中共軍人。那年我親耳聽到這兩位老人在電話中談論6.4開槍的事，態度截然不同。
那位親戚說：「他們真的在天安門開槍打了我們的孩子啊！」
我父親回答：「你怎麼那麼糊塗？孩子們背後是有黑手的。」
我當時震驚了！不管怎麼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手無寸鐵。解放軍被稱為「人民子弟兵」，怎麼能對平民開槍？我一直不理解父親的態度。也正是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思考中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三十年過去了，我終於明白我與父親各自守的底線是不一樣的。我父親堅守的是「黨性原則」的底線，而我「震驚」，是因為我堅守「人道主義」的底線。
我認為，做人的底線，應是人道主義，而不是黨性。像我父親那樣，把政治立場當作底線的，在黨內有許多人，他們被洗腦成了政治工具，黨叫幹啥就幹啥，他們把政治意識置於人的生命之上。共產黨就是靠這種訓練，把相當一部分黨員幹部改造成反人性的工具人。鄧小平鎮壓六四後，黨內開展「思想教育」，沒有人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就這樣把八九民運壓下去，在天安門廣場的斑斑血跡上建起一個虛假的市場經濟，而且一路走到今天。
後來我才真正明白，在人道主義和黨性之間，哪個更根本，這一點絕對不能含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