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學校里另一位老師和她的丈夫，因為無法生育，收養了一個女兒。為此，她被指控壓迫和剝削一個無助的孤兒。高年級學生們抄了她的家——她家只是在教師宿舍里的一個小小的單間。他們不放過任何東西——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無論是個人財產，還是他們的家。
在那位老師家被抄家後，我記得看到他們收養的女兒在宿舍樓后角的公共廚房裡。那個大約十歲的小女孩蹲在地上，頭埋在雙臂和雙腿之間，抱頭痛哭。她的媽媽被學生帶走進行「批鬥」（公開羞辱）去了。我很困惑，這些學生聲稱要保護這個小女孩免受她父母的壓迫，但事實上卻讓她一個人獨自傷心地哭。在我寄宿學校生活期間，我經常在放學後看到這位老師的女兒，她看起來是一個快樂且被父母寵愛的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我走進教室，看見黑板上寫著：停課三天。這是我老師寫的，她顯然不知道，這三天最終會變成了將近兩年。學校沒有發布任何正式的停課公告，事實上，因為所有學校管理人員都被打倒，學校已經完全癱瘓了。
沒人對此有準備，大家都很震驚。就如我說的，真的是天翻地覆。前一天還在正常上課，轉眼間一切亂了套。我想，我當晚告訴父母學校發生的事情時，他們可能才知道這些情況。我不記得他們的反應了，可能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因為他們倆也都在忙著應對自己工作場所里發生的亂象。後來透過一些大孩子，我才知道學校將無限期關閉。事實上，直到一九六七年末，毛澤東的中央文革小組才下令學校重新開課，並提出「複課鬧革命」的口號。
學校停課了，父母也無法照看我們，因為他們在工作中也被捲入了文化大革命。這意味著，家長們要學習毛主席或中央文革小組的最新指示，參與自我批評，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指示，在他們自己的單位里搞文革，揪出那些走資派加以批鬥，並每天組織批鬥會來整治那些被認為與黨不一致的人。作為孩子，我們得以自由地在外面遊蕩。這讓我能親臨現場，在街頭觀看文革上演的情景。我目睹了很多「批鬥會」，這種公眾審判形式旨在殘忍地羞辱和批鬥被打倒的人們。還有滿載「階級敵人」的卡車遊行。「階級敵人」的罪行寫在他們胸前的大牌子上，頭上戴著高高的紙糊尖帽子。牌子上還寫著他們的名字，並劃了紅叉，仿佛象徵著這些人的存在被抹去了。那時我只知道，他們一定是很壞的人，不然為什麼紅衛兵要在大庭廣眾下點名批鬥他們呢？我會在第六章專門探討紅衛兵這個主題。簡單來說，他們是一群被洗腦並受到動員的青年，發誓要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命令，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外面看集會時，一隊卡車經過，車後座滿了戴著大標牌和紙錐帽的男人。我萬萬沒想到，卡車上竟有我朋友的父親。他的牌子上寫著他的名字，被畫掉後改成了「小爬蟲」，這表示他是被批判的走資派的追隨者。我朋友看到她父親受這樣的羞辱後便開始哭泣。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事情同樣可能發生在我父親身上，因為我父親和她父親一樣，都是低級幹部。我祈禱我父親不要做錯什麼，不要被抓去遊街。
我在成都看到的情景，正在全國各地上演。紅衛兵橫掃整條街，幾乎沒有人能逃過紅衛兵的迫害——甚至連四川省第一把手，省委書記李井泉，也未能倖免。我親眼目睹了他被批鬥的一幕。
最終，紅衛兵因為派系爭鬥開始互相武鬥，每個派系都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代表。暴力升級，看起來幾乎像是一場內戰。一天，一顆流彈打在我們窗戶下方，當時我們正在吃晚飯。如果那顆子彈再高一點，它就會進入我們的家，可能會讓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受重傷，甚至喪命。就在那段時間，我們開始在街上隨處看到貼滿了據說是被不同紅衛兵派系殺害的死者照片。我特別記得其中一張海報，上面是被挖去眼睛、開膛破肚的屍體的照片。我對這些慘狀久不能忘，噩夢連連。
有一天，我們聽到遠處傳來很大聲的哀樂，那是中國的送葬曲，十分陰森可怕。我們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朝著那不祥的音樂聲跑去。人群中傳來消息，說這是一次屍體遊行，稱為游屍。游屍的目的是通過展示自己陣營的蒙難者，來贏得公眾的同情。就在我快要接近遊行隊伍時，我被恐懼感壓倒，突然停了下來。我意識到，如果繼續前進，我腦海中將永遠無法抹去即將看到的可怕場景。然而，儘管我沒有看到，我的想像力填補了未見的慘狀，這讓我一直被噩夢困擾。那段時間，我的叔叔不幸因癌症在醫院去世。因為紅衛兵在醫院太平間搶屍體用來充數，我母親不得不幫我嬸嬸快速草草地將他的遺體火化。
那些日子天下大亂，不僅是街頭，家裡也不平靜。由於父母經常不在家，我承擔起照顧小我三歲的妹妹的責任。那時，我成了她的「母親」，大部分時間我要照顧我們兩個人，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後，情況才逐漸變好。而我的小弟弟則寄放在保姆家照看。
當學校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底重新開學時，我被歸為四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生，仿佛沒人注意到我們已經缺課將近兩年了。這讓我想起今天美國的孩子們，他們不僅因COVID疫情受影響，更因各州政府在二○二○年頒布的不良疫情封校政策而遭受教育上的損失，這一點讓我深有感觸。
我回到的學校已不再是文革前我讀的那個學校了。舊的教科書被禁止使用，新的課本還沒有及時到位。唯一提供的教材是一部本毛澤東語錄，人們通常稱之為《小紅書》。所有的學術、學習，都被《小紅書》取代。我們不僅要背誦毛澤東的語錄，還要唱由這些語錄改編的歌曲。
所有學術課程和任何形式的學習都被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完全取代了。我必須承認，我是接受這種思想的學生之一。我們能有什麼選擇呢？我當然不知道還有更好的選擇。不過，有一句毛澤東的語錄讓我產生了疑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援。凡是敵人支援的，我們就要反對。」我不禁想：「如果敵人喜歡吃糖果，那我是不是應該討厭糖果呢？」當然，這些疑問只能都留在我腦海中，從未敢向任何人透露過。
在允許學校重新開放時，毛澤東宣稱複課鬧革命為了讓我們可以在學校繼續文革，但這次是通過課堂上學習他的語錄書。我幾乎記得大部分的語錄，至今還能唱那些歌，甚至能背誦毛澤東的詩詞。我特別喜歡毛澤東詩里簡單的一句：「不許放屁。」
在課堂上，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學習和背誦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我沒辦法不記住它們。時間一久，這些東西都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腦海，怎麼也甩不掉。甚至父母之間也比賽看誰的孩子能背誦更多語錄和詩詞。有一天，我父親回家後說，他同事的女兒比我小，卻能毫無差錯地背誦所有毛澤東的詩。他對我說：「你得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學習毛澤東的話語，我們還在課堂上舉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會，這是一種較溫和的批鬥會，學生們會利用從《毛主席語錄》中學到的句子進行互動。這些批評包括指出某個學生言行不符合「正確」。自我批評則是對自己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進行反思。這被稱為「活學活用」。在學期結束時，我不止一次被選為班級的「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作為模範學生展示如何認真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你可能想知道我從同學和老師那裡受過哪些批評。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批評是說我太驕傲、太自信了。這違背了毛澤東教導中的謙虛謹慎原則。自尊在當時被視為一種不好的特性。為了方便起見，我也會用別人對我的批評內容進行自我批評，不然我就得找其他理由來批評自己。久而久之，這種學習變得千篇一律，毫無新意。
後來，我們得到了改進版的數學教科書。這些新教材與《小紅書》並無太大區別。實際上，新教材就是《小紅書》的化身，它的內容滲透到了數學、閱讀等各個學科。這樣的教學毫無疑問只能培養出聽話的、受毛澤東思想薰陶的機器人。
在我十年「求學」期間，我們並沒有學到太多知識。唯一一件毛主席要求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是，每學期花一個月時間參加「向工農兵學習」的項目。我在田裡收割過稻穀，也在絲綢廠和食品罐頭廠里幹過活。有一次，我們在工廠里用錘子粉碎煤渣，回收未燃盡的部分再利用。當然，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一小片碎屑飛進了我的眼睛裡，疼痛難忍。我艱難地找到了工廠診所，還得等醫生跟他的朋友聊完天才來看我，我一直在疼痛中顫抖。這就是我錘子的經歷，和鐮刀的經歷同樣殘酷！
我們還進行過軍事訓練，包括射擊和長途徒步行軍。甚至在校園裡挖戰壕，以防禦可能的蘇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的戰壕沿著操場的圍牆延伸。我總是想，如果蘇聯鬼子真的出現在我們的戰壕前面，我們能撤到哪裡去呢？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是「憶苦思甜」。我們會集可食用的野菜，用粗玉米粉做成饅頭，並聽老工人講述他們在「解放前」的苦難生活。吃這些饅頭是為了讓我們「憶苦」，以此確保我們對毛主席給予的「幸福生活」心存感激。儘管這些饅頭味道很差，但來自貧苦家庭的學生卻會因為肚子餓而搶著吃。
直到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允許鄧小平重新回到具有影響力的崗位擔任第一副總理，我們才得以恢復真正的學術課程。但這種情況非常短暫。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一種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陌生的感覺——希望，開始在我們心中萌芽。我們從未想像過有機會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我和朋友們興奮地開始討論起一個我們從未觸及的話題：長大後想做什麼？那時我已經十五歲了。一年後，毛主席認為鄧小平是個「右派」，一個試圖扭轉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人。於是一九七五年鄧小平被免職，他的政策也被否定。那個夏天，我高中畢業了。
隨著鄧小平被整肅，我們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在我高中的最後一年，上大學的希望消散了。相反，我們面臨的是「上山下鄉」運動，被發配到農村的可怕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