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在5月18日晚上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
《風雨年華》第180頁還有這麼一段話：
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5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時間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給我。
看了黃秋耘這番話，文潔若認為，那些得到內部消息的人，如張光年，不僅能及時抽身，而且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而蒙在鼓裡的人，如蕭乾，則成了被「引」出來的蛇。
1957年5月18日是劃分敵我友的關鍵歷史時刻：本來都是同志同事，但是一部分人卻預先得悉內情，開始扮演「引蛇出洞」的角色。「蛇」被引出「洞」後又成了「落水狗」，挨了二十二年的痛打。（《生機無限》）
對於文潔若的看法筆者不能同意。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毛澤東是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決定的。一般的看法是，毛澤東是在1957年6月初才決定全面反擊右派的。6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要他將《文匯報》上刊登的《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一文在北京報刊上轉載。6月8日，毛澤東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對「反右」作出了具體部署。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的序幕由此拉開。
鼓勵黨外人士給黨整風的是毛澤東；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的，還是毛澤東。他老人家內心世界到底在什麼時候風雲突變的，外人很難知曉。所以，在6月之前，一切有關風向要轉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周揚打電話給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是某位高層領導對毛澤東內心世界的猜測而已。
蕭乾那篇措辭尖銳、直言無忌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是直到6月1日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而力主發表此文的是鄧拓。如果說周揚知道了內部消息，那麼鄧拓也應該知道。鄧拓如果獲悉了內幕消息，仍力主發表蕭乾的文章恐怕就存心不良了。而蕭乾夫婦都認為，鄧拓根本不知情，他完全沒有陷害蕭乾的想法，他發表蕭乾的文章是因為他相信那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肺腑之言。
如果鄧拓對所謂的內部消息一無所知，那麼，張光年們有可能得到可靠的內部消息嗎？筆者認為可能性不大。
另外，文潔若認為，《文藝報》其他幾個主編因為得到了準確的情報，突然轉向，扮演了「引蛇出洞」的人。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文藝報》的幾個正副主編，包括張光年，都是極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後來因為中央某個領導人出面保他們，才得以逃過一劫。《郭小川1957年日記》記載了這件事：
對艾青的嚴重錯誤，我實際上也是包庇的，沒有支持和參與對他的鬥爭。在反右派的鬥爭中，我總希望鬥爭對象越少越好，只要別人不揭發，我就不提出來為鬥爭對象。如謝冰心、臧克家、韋君宜、黃秋耘，我都不主張劃為右派分子。鄧小平保護了《文藝報》的頭子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我心裡特別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