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蕭乾妻子文潔若講述：艱難的文化旅人
蕭乾一直認為，一向謹小慎微的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上了某個人的當，換句話說，倘若不是某個心懷叵測之人挖空心思「引蛇出洞」的話，他完全可以躲過1957年那場席捲全國的大風暴。那麼，這個把蕭乾從「洞」中引出來的人是誰呢？蕭乾在其回憶錄中給了我們足夠的暗示：
我家一向燒炭餅，可1956年冬天，忽然給送來三噸陽泉煤。我以為送錯了門，一看，發票上寫著「蕭作家」，才知道這是新的身份為我帶來的特殊待遇。潔若捧著一塊在手裡，說這可是金子般的寶貝，燒起來火苗旺，又不臭。
陽泉煤來時是「福」，以後卻成為潔若的「禍」了。此是後話。
升值的高潮是首長三次找我去談話，非要調我到一個不祥的單位，到一個不少人栽過跟頭的刊物，去當三名副總編輯中間的一個。我婉言謝絕呀，苦苦哀求呀，怎麼也不中用。最後，為了怕給人以「不識相」的印象，我硬著頭皮答應了下來。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經給了我「專業」待遇，每星期只消抽個下午去點個卯罷了。（《蕭乾回憶錄》）
蕭乾所說的「不祥的單位」，就是《文藝報》編輯部。一年後，「反右」開始，《文藝報》主編和除蕭乾外的其他幾個副主編都安然無恙，唯獨蕭乾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原因何在？蕭乾的理解如下：
在國外，一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要我談談那個由三位黨員及我這唯一的非黨副總編輯領導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開始時，罪責怎麼會全部落到我一人頭上的呢？當時，我拒絕了答覆。如今趁著還有活見證，我想在此談一下經過。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為刊物主編的那位大幹部把我請到他那間古雅的書房裡，滿面春風地對我說，他知道我參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強的。所以到任後，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兩三個小時，開開會，旁的儘量不麻煩我。可現在，一個黨員副主編身體不適，要在家休養一段時日，另一個要到全國各地轉轉，而且連他本人也想暫時休息一下。要我在這個當口擔任一陣子「執行」副主編———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廠，連他都可不看。事實上，沒有一篇我發的稿子不先送他審閱。這期間，他倒真發過未經我寓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聰明也不會意識到個中的圈套。「文革」期間，從小報上我才曉得這是在他從黨內得知要發動「反右」鬥爭之後，他輕而易舉、順順噹噹地就把我這頭替罪羊的脖頸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會上，他大言不慚地說：「我是引蛇出洞！」於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覺察出上了當，已悔之晚矣！（《蕭乾回憶錄》）
蕭乾筆下的「首長」、「作為刊物主編的那位大幹部」到底是誰呢？查一下《文藝報》的歷年主編，不難找到答案，但那畢竟是推測。好在蕭乾夫人文潔若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她在一本名為《生機無限》的書中告訴我們，那位勸蕭乾去《文藝報》當副總編的「首長」是張光年，那位要蕭乾當一陣子「執行副主編」的「大幹部」還是張光年：
乾剛回京，作協的另一書記、內定改版後《文藝報》的主編張光年就來到我們家。30年代，干與他雖然同在上海，但未謀過面。這位主編是以串門聊天的姿態來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藝報》改版的事。由於他住在與我們相距咫尺的北屋裡，我們私下裡稱他作「鄰居」。那陣子他幾乎天天來，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還在歇產假，就睡在用書櫃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則在其他屋裡。「鄰居」並未理會屋裡另外還有人，我卻什麼都聽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後「鄰居」就亮出來訪的意圖。干仍舊堅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論，又一心一意想搞創作。經過多次的死磨活磨，干終於有點被感動了。「鄰居」保證他去了之後，每周只參加一次不超過兩小時的編委會，其餘時間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說，一旦刊物上了軌道，他照樣可以去開灤。真是苦口婆心，仁至義盡。
他們就像在拉鋸：一個勸，一個婉言謝絕。
功夫不負苦心人，「鄰居」硬是迫使干答應下來。（《生機無限》）
筆者認為，一開始，張光年苦口婆心勸蕭乾出任改版後的《文藝報》副主編，根本不是為了「引蛇出洞」，因為那時還在1956年，人人都不可能預料到1957年的那場風暴會橫掃中國，張光年也不例外。那時候的張光年苦勸蕭乾加盟《文藝報》，不過是為了響應政府當時的號召，因為那時的毛澤東和中央十分看重民主人士，希望更多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能擔任一些重要職位。說得通俗一點，張光年放下架子勸蕭乾不過是為了趕時髦，當然，不能排除張光年這樣做是帶有私心的———能把蕭乾這樣有名望的黨外民主人士拉到《文藝報》，表明了他是有工作魄力的，是能夠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