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張光年和其他幾個主編不是因為預先得到情報才逃過一劫，他們未被打成右派，是因為鄧小平的保護。
其實，當時的總理也想保護蕭乾的。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總理對蕭乾的保護似乎沒有起到作用。
1957年7月的一天，當干被整得連房門都不敢出的時候，忽然接到一份請柬：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約見文藝界人士，竟然把他也約上了。說實在的，他不想去。然而作協領導發話了：周總理請的，不能不去。
那天回來，他面帶喜色地對我說，總理講話時，特別把他和吳祖光叫起來，說他們不應算作右派分子，並且鼓勵兩人「要認真檢討，積極參加戰鬥」。當時他想起黨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那句話，真有了些重見天日的盼頭。
吳祖光所在的青年藝術劇院第二天就曾貼出過《風雪夜歸人》的海報（然而很快就覆蓋了），干照樣挨批挨鬥，一點也沒鬆動。（《生機無限》）
張光年為什麼要蕭乾擔任常務副主編？筆者認為至少有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張得到風向要轉的內部消息，所以把蕭乾推出來作「替罪羊」；另一種可能是，當時的情況確如張光年所說，其他兩位副主編因有事纏身，不得已才讓蕭乾擔任常務副主編；還有一種情況是，張光年這樣做是出於好心，也就是說張光年是出於對民主人士的尊重才要求蕭乾擔任副主編的。因為在1957年3月，國務院曾召開過一次會議，會上，毛澤東特別談到了對民主人士的工作安排問題，一向積極緊跟的張光年當然會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而蕭乾夫婦的看法———張光年讓蕭乾擔任常務副主編是「引蛇出洞」，只是三種可能的一種。看來，問題的實質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問題的複雜還在於，周揚知道了內幕消息，而身為《人民日報》的總編的鄧拓卻蒙在鼓裡；鄧小平保張光年，保下了；周總理保蕭乾，卻未果。看來，當時高層之間的關係也是十分撲朔迷離，十分耐人尋味。筆者認為，要想弄清問題的真相，還必須假以時日，等待有關檔案的進一步解密。
如果蕭乾夫婦能冷靜一點，理智一點，就不會把蕭乾被打成右派的帳算在張光年的頭上。1957年的風暴從天而降，能否逃過這場風暴，完全要靠你的運氣好不好。然而，蕭乾夫婦回顧往事時，為什麼總對張光年耿耿於懷呢？筆者想，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張光年對蕭乾的傷害太深了。
在批判蕭乾的大會上，張光年說：「我是引蛇出洞！」那是大言不慚，也是過火表演。張光年這樣說，不過是為了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也是為了自保。對此，蕭乾想必能夠理解，當然也就能夠大度地予以寬容。然而，張光年後來的一次行為，卻極大地傷害了蕭乾，也使蕭乾終身難以釋懷。
被打成右派後，蕭乾被發配到某個農場勞動。1960年的過年，他獲准回京探親。當時，文潔若為了和上司搞好關係，勸蕭乾去看望一下老領導張光年，沒想到，後者卻給了蕭乾一次結結實實的侮辱。
我千不該萬不該慫恿干去看望他原來的領導———《文藝報》主編張光年。那天他回到寶鈔胡同的小堆房後，不斷搖著頭說，何必自找這通侮辱。……那天從張光年家出來，干渾身發抖，怕出車禍，連車都不敢騎了，便推著他那輛舊自行車穿過西總布胡同。（《生機無限》）
那麼，又是怎樣的侮辱讓蕭乾如此難堪如此憤怒呢？
潔若勸我去大醬園子看看那裡的領導。最初，我實在鼓不起這份勇氣，但他認為，既然我的命運掌握在那些人手裡，就還是去看看的好。
我們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後，人家早把我一腳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關上門享受著天倫之樂。我去敲門時，聽到裡邊無線電播放著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歡笑聲。及至一開門，人家見到寒磣狼狽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強讓進去之後，無線電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間屋去了。只剩下大幹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師椅上，劈頭就問我勞動得怎麼樣。我把路上想好的話說了一遍，表示儘管改造得不好，對自己還是樂觀的。現在中央連像王耀武那樣的國民黨戰犯都釋放了，我相信自己總比他們會……
那位大幹部鐵青著臉，半腰裡就把我打住，惡狠狠地說：「你就是文藝界的王耀武！」（《蕭乾回憶錄》）
雪中送炭的安慰，會讓人如沐春風，溫暖一輩子；雪上加霜的侮辱，則令人如落冰窖，那種寒冷，淪肌浹骨，終生難忘。張光年這句惡狠狠的話，正是讓蕭乾領教了這種寒徹肺腑的冷。
回顧往事，反思歷史，當然不應該糾纏於個人的恩恩怨怨，但既然張光年對蕭乾的傷害如此之深，他在回顧歷史時，又怎能輕易跳出個人的恩怨是非？
（選自《歷史學家茶座》第12輯/王兆成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