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蕭乾的邏輯，如果自己不聽張光年的勸，不去《文藝報》，就不會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認為自己後來一切的苦難應歸咎於張光年，是張光年設置了圈套讓他鑽了進去的。這樣理解太情緒化了，事實上，蕭乾即使不去《文藝報》，不擔任副主編，他在別的單位別的崗位，也同樣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這樣的道理，蕭乾應該懂的。
初到《文藝報》，蕭乾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在翌年出席了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蕭乾的精神風貌完全變了。
1957年3月，蕭乾應邀去中南海參加一個黨內大會。會上，領袖毛澤東鼓勵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要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蕭乾聽了毛澤東的發言，十分振奮。會後，蕭乾揚眉吐氣、意氣風發，他開始積極主動、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
1957年3月間，干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參加一個黨內的大會：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新中國成立以後，許多黨外人士常出入中南海，那可是他破題兒第一遭參加如此重大的而且又是黨內的會議。那天，他穿上陪外賓時定做的藍呢制服，挺神氣地去開會了。
回來之後，他興奮極了，說是毛主席做了個報告，發動、鼓勵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要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保證絕不報復。（《生機無限》）
領袖的話給了蕭乾一粒定心丸，一向謹慎的他變得大膽起來，決心以實際行動幫助黨整風。那段時間蕭乾異常忙碌。一方面，作為《文藝報》的常務副主編，第一次獨立擔負起領導工作，負責整風期間的《文藝報》的編輯事宜。他緊張地工作著。各種專欄文章、各種形式的討論，《文藝報》一改過去的單調死板，以活潑多樣、各抒己見的熱鬧，投入了全國性的整風運動。另一方面，作為一位黨外作家，蕭乾也寫出了好幾篇重要的鳴放文章。不僅如此，他還寫信給老師沈從文，要沈也寫文章幫助黨整風，好在沈從文拒絕了，否則，也是在劫難逃。
自從參加那個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後，他覺得如果完全不響應最高領導的號召，用具體行動幫助黨整風，也許反倒是政治上不積極的表現。（《生機無限》）
出於對領袖的信任，出於想在政治上表現得積極一些的想法，蕭乾才開始加入鳴放者的行列。平心而論，雖然蕭乾進入《文藝報》是張光年苦勸的結果，但蕭乾在大鳴大放期間不甘人後的表現卻與張光年毫無關係。
蕭乾認為，張光年要他擔任《文藝報》常務副主編，是張光年從黨內得知要發動「反右」鬥爭之後，想推卸責任讓他來當替罪羊。蕭乾夫人文潔若也持這種觀點，並且，文潔若還從黃秋耘的回憶錄《風雨年華》找到了證據，證明張光年很有可能是預先得到可靠情報，然後不僅抽身而出，並且成功地把蕭乾作為替罪羊拋了出來。
多年來，我一直隱隱約約覺得包括「鄰居」在內的一些人，是比干先得悉形勢的逆轉的。「文革」期間，我買到過一份小報，其中只說《文藝報》的負責人把乾等人當成替罪羊，他自己和另外一些人，則成了「反右」急先鋒。可惜那份小報我沒保存下來。
及至讀了黃秋耘送給乾的一本回憶錄《風雨年華》（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我才恍然大悟。（《生機無限》）
在《風雨年華》一書的第177頁上，作者黃秋耘描述了1957年邵荃麟接到電話的情景：
我們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九點二十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編輯部一問，才知道這一期的《文藝學習》早已簽字付印了，正在裝訂中，大錯鑄成，無法挽回。要是我早兩三天知道了「轉」的消息，像《刺在哪裡》那樣的文章是絕對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當時還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報》抽出了幾篇措辭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許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