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東西，我偷東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獻身精神等等？不，沒有。如法捷耶夫描寫兩個人在遠東森林裡打游擊一樣，我以後也要如實描寫自己。（59年1月16日）
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有過與顧准相似的經歷。然而，許多人甚至不敢如實地感受，更少有人敢於秉筆直書，經歷史留下一點記錄。這是中國的恥辱，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記里，顧准已經下定決心要下十年功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國的歷史，弄明白人類的命運是怎么回事。這個計劃當然過於龐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們還是有了現在的《顧准文集》，它使人們在問起20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准"。
顧準的弟弟陳敏之在把顧准和他的通信結集出版的時候加了一個題目：《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當然是正確的，顧准通過痛苦的改造放棄了對他曾經是神聖的"終極目標"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他說："我面對它所需要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於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氣。"他又說："我還發現，甚至理想主義也可歸到經驗主義裡面去。"但是正如許多同志所指出的，顧准實際上是一個上下求索，雖九死而無悔的理想主義者。因此說他放棄的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毋寧切合他思想實際。他在1960年1月17日的日記中已經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結論：苛政猛於虎。"
在已經到世紀末的今天，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中國的近代史，其實是一部自由主義的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然而九曲黃河終歸大海，顧準的覺悟已經預示了這一點。
顧準是孤獨的，因為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就是要"孤立"他。即使到臨死，他想與同在北京城裡相距咫尺的九十老母見一面而不可能。在顧準的日記里唯一引為同道的是宋慶齡。他在1959年12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宋慶齡的和平、進步、正義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氣何能持久？"
顧准可謂"時窮節乃見"的典型，但我更希望什么時候，中國能甩掉"時窮節乃見"這個被視為可貴可敬，其實卻是可怕可憐的民族傳統，讓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的時代早早到來。1960年以後的調整時期，1978年以後的農村改革，都已經證明，只要稍稍多給人一點說真話的自由，中國雖然人多，吃飽飯還不是辦不到的。希望中國今後不要老是以"時窮"來考驗她的子女的智能和良心。
總之，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記，它不屬於顧准這一個人，而是屬於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那一段痛史。
1997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