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既然鼓勵不同意見，於是各種批評如潮湧來，異議者大略可分五類：一、以章（伯鈞）羅（隆基）同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知識分子；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勛、林昭和北京大學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五、學者。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交通部長章伯鈞提出以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為「政治設計院」，應多研議政治興革；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主張由全國人大、政協成立「平反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由中共、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儲安平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批判一文抨擊「黨天下」。
1957年6月，毛澤東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感到各界的批評已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特別是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還有取代中共執政的能力，於是聲稱引蛇出洞，發動反右派鬥爭，全面整風。「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被毛澤東指為三大右派言論。中國大陸有55萬2,973人被官方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實際劃出之右派分子超過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中共陷害民主黨派，露出一黨獨裁真面目，自此徹底告別新民主主義和民主。
五、中國文化大革命與李一哲大字報
毛澤東利用群眾的領袖崇拜和集體狂熱，鼓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對異己的黨內外力量，以階級鬥爭之名進行打擊。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以暴力揪下與其意見不合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將之殺害，更縱容狂熱而無知的紅衛兵四處串聯，破壞歷史文物、挑戰公權力與社會秩序，任意侵害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而在鞏固個人權力之後，毛澤東竟反手將青年通過上山下鄉運動打入農村。
1974年11月10日，有廣東省人民藝術學院大學生李正天、廣州市第十七中學高級中學部學生陳一陽、王希哲在廣東省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指導下，以共同筆名李一哲，在廣東省廣州市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藉由批判「林彪體系」，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的問題。中共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書記趙紫陽下令保護李一哲等人之人身安全，由宣傳部以筆名宣集文對大字報進行批判，批判文件附有大字報原文向全國各地發布，同時並組織批判會，允許李正天公開辯論達上百場。
趙紫陽轉任四川省委書記後，李一哲等人即以反革命遭到逮捕，直到1979年2月，始為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主持平反。
六、四五運動與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
1976年1月，周恩來於國務院總理任上逝世，中共中央下令禁止自發悼念。由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仍勉力維持了政府的運作，而受到人民愛戴，不同意周恩來作為的人們，也認為可藉題發揮，人們乃借祭悼周恩來表達對中共的不滿。3月25日，《文匯報》發文影射批判周恩來，引起反彈，28日，南京大學數學系師生由該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總支部委員會書記李西寧發動，持毛澤東巨大畫像上街遊行憑弔，29、30日，南大20多組師生分赴南京各地刷寫標語，31日，南京17所大專院校代表於南大集會，一度醞釀組織「中國民主大同盟」，最後成立南京市各界群眾悼念周總理聯絡站，推選李西寧為總指揮，組織群眾前往梅園舉行悼念活動，並對周恩來公開交付政務的副總理鄧小平表達支持，公開反對擁護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集團。
南京事件誘發了北京的響應。30日上午，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由組長曹志傑率領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貼出北京第一個悼詞和花圈。4月4日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群眾人數達到200萬最高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毛澤東主持，認定其為反革命藉機反撲，次日進行暴力清場，隨後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
四五運動啟蒙和集結了一批陳子明、王軍濤等一批青年學生，中國民主運動中的體制外政治力量在眾聲喧譁中無意地誕生了。
七、民主牆運動和北京之春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6日，國務院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國防部長葉劍英等發動懷仁堂事變，一舉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文化大革命走入尾聲。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圍牆拆除，人們把大字報改貼到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該面牆自此被稱作「民主牆」。人們在其上張貼各種大字報批評時政，最後演變為各種非正式刊物。7月，鄧小平復出，恢復副總理等職務，9月發言主張要撥亂反正。
時有南京大學政治系教員胡福明向《光明日報》投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幾經審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審定，率先於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光明日報》始於次日發表，後經各報轉載，掀起鄧小平求是派和華國鋒凡是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鬥爭。11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陳雲發言批判四人幫與文革，主張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等，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華國鋒奉行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原則，華國鋒失勢，鄧小平成為改革派的實質領袖。就在此時，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主張政治民主化，1979年1月8日，魏京生與楊光、路林和劉京生創辦了《探索》雜誌，將這次運動命名為「北京之春」。這個名字源於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除《探索》外，當時雨後春筍般推出的民刊還有徐文立、劉青、趙南主編之《四五論壇》、任畹町主編之《中國人權同盟》、北島、芒克、劉念春、徐曉、陳邁平、鄂復明、周眉英等參與之《今天》、陳子明、周為民、王軍濤之《北京之春》，以及胡平、姜洪之《沃土》等，天津有劉士賢、呂洪來的《渤海之濱》，武漢有秦永敏主編之《鐘聲》，青島則有牟傳珩主編之《理論旗》等。
3月25日，魏京生再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布《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的通告，北京市警局亦發布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北京市警局當日即逮捕魏京生和中國人權同盟對外聯絡人陳旅。30日，鄧小平在中共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重要講話。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1980年2月，武漢《鐘聲》主編秦永敏與上海《民主之聲》主編傅申奇共同主持全國部分民主刊物武漢會議，決定各民刊暫時停刊，半年後再復刊，並在到廣州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此間秦與傅等人商討建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
民刊中挫之時，則有學生競選運動接棒。1979年7月全國人大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縣區一級實施直接之自由選舉，允許宣傳政見，乃有上海同濟大學學生率先於1980年5月宣布投入參選人大代表，繼之各校響應，湖南師範學院校方指定候選人觸怒學生選民，於是掀起學生參選熱潮，其中以年底北京大學為首的北京市各大學參選最為熱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生該校研究生會主席陳子明串連各校最是積極，北大西城區分校歷史系本科生李勝平於10月率先宣布參選，海淀區本部11月第一批參選學生為經濟系夏申、國際政治系房志遠、技術物理系王軍濤，其他著名參選者有哲學系研究生胡平、學生會主席經濟系張煒、法律系袁紅兵、物理繫於大海、中國語言文學系張曼菱等，競選活動自由活潑，除可張貼宣言、大字報，還可組織選民見面會、答辯會、舉行民意測驗、出版報刊等，最後當選第七屆海淀區人代表者有陳子明、胡平、李勝平等。1982年《選舉法》修改，取消了自由競選。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憲決議，取消了原第45條公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2年12月，鄧小平主導的新憲法由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四項基本原則入憲，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八、中國之春運動
1982年11月，9月甫獲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實驗醫學博士的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表《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宣布投身中國民主運動，旋即獲得紐約中國大陸新移民聯誼會會長薛偉（黃仕中、王元泰）聲明響應。12月《中國之春》雜誌創刊，薛偉擔任發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