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親重視孩子教育讓他們得到了回報。母親成為國營工廠職工後不久，大姐於1954年8月從「黃河水利學校」畢業，分配到位於鄭州的「黃河勘測設計院」做水文工作，月薪52.5元。大姐回憶說，「相當一段時期里，我每月從工資里拿出三份，分別寄給母親、姥姥和友人。給母親寄的是20元，寄的時間最長，從畢業工作到1962年我成家生孩子為止，大約8年左右」。大姐對家裡經濟的貢獻非常重要而且來得非常及時，因為那一時期家中三個男孩子都是學生而且正長身體。我記得大哥上學的帆布書包不僅破舊，而且沒有背帶，他每天是夾在腋下去上學的，二哥的「動物學「課本也是撿大哥用過的。我很喜歡那本精裝課本里的彩色插圖，比如松花江「狗魚」的照片，」九斤黃「、」來杭雞「和」狼山雞「的照片等。我的關於肉食雞，產蛋雞和肉蛋兼顧等雞品種的知識，就是從那本書里得到的。不過直到30多歲來到美國以後，我才第一次看到白殼的「來杭雞」雞蛋。——收到大姐每月匯款的父母親一定十分欣喜吧。
然而父親在漢口的逃亡生活在1958年戛然而止。那年秋天他被政府遣送回了他曾經歷了起落的泌陽縣閃莊。關於那次突然的變故大哥是這樣寫的：
1958年老家的公安把爹從漢口花樓街紙馬巷帶走了，說是把地主分子、保長鄭xx主捉拿歸案是全國公安大躍進的一個成績。當時我20歲，正在武漢市一中讀高二。那天上完晚自習回到家時，母親難過地對我說「你爹被人帶走了」。
大哥關於「公安大躍進」的說法我感到存疑。首先，父親是隱姓埋名逃亡漢口的，沒有知情人的舉報公安機關靠「大躍進」是找不到父親的；其次，隱約記得有人說過老家有個叫「麻鎖」的人不知何故記恨父親，將他告發，導致了父親人生的第二次大難。父母早已去世的今天這件事的真相是無法弄清了。那年我6歲，不記得父親被帶走的情景。算起來我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總共5年左右。
勞動改造期（1958-1979）
父親被遣送老家後，在那裡接受了21年的勞動改造。大哥回憶說「原來擔心當保長時的人命案會加罪於父親，後來得知最壞的情況沒有發生。爹被遣送回老家只因為他是個地主。「
人過半百的父親被遣送回老家時是怎樣的心情？那21年漫長的歲月里他在老家又經歷了怎樣的苦難？父親被遣送時我還小，那21年裡我沒和他在一起，後來也不曾問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得而知。今天回顧那一時期的父親，我只能按照自己對國家歷史的認知和對社會人性的理解從幾個方面加以推測。
首先有一點應該沒有疑問：他一定是懷著惶恐和愧疚之心回到老家的。這是因為老家有兩個他不敢面對的孩子。前面說到除了大姐在外讀書，父母、兩個哥哥和我一家五口住在漢口。其實，我在老家還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我十幾歲時第一次得知，在解放軍即將打到閃莊的緊急情況下，身體瘦弱又是小腳的母親一人無法帶三個孩子出逃。萬般無奈下只帶了二哥一人出逃，將其餘兩個孩子送了人：二姐送給本村一個僱農家做童養媳，三哥送給社旗的一家窮人。仿佛老天爺有意要懲罰父母對孩子造的孽，8年後政府又強制父親回來面對他們。我看過電影《唐山大地震》。裡面徐帆扮演的一位母親在1976年的地震央不僅失去丈夫，而且被救災人員告知必須捨棄壓在倒塌的房屋水泥板下一對兒女中的一個來保住另一個。母親萬般無奈下捨棄了女兒。不料女兒並沒死，她被人收養長大了。多年後與意外倖存的女兒重逢時，母親撲通一下跪倒在女兒面前請求饒恕。每次看到這個鏡頭，我的心頭就忍不住一酸，上演起文革中也被遣返閃莊的母親與自己無奈送人的二女兒重逢的一幕。其實，父親何嘗沒有同樣經過那撕心裂肺的一幕呢？因為是童養媳，可憐的二姐沒上過一天學。父母親那樣重視孩子的教育，而他們的二女兒卻是個文盲！僅這一件事該讓他們一輩子多痛心啊！
2014年我和大姐與二姐團聚時，得知三哥一輩子記恨父母遺棄自己，發誓與他們老死不相往來。與三哥相反，二姐體諒時代巨變中父母的無奈，從未對他們吐過怨言。在漫長的21年裡她全心全意地照顧父親和文革中也被遣返回鄉的母親，並於1975年為母親送終。從那時三姊妹的聊天中，我發現二姐對父母盡孝並不是因為她是個虔誠的回教徒，遵守了伊斯蘭教的孝道；也不是因為她不是基督徒，沒有「原罪」的觀念，而僅僅是因為她覺得「他們是我的爹媽」。換句話說，她的盡孝是因為她心中最純樸最自然的作為人之子的愛與善。想到這一點，我又覺得老天爺最終還是公平而仁慈的：在懲罰了父母之後，又給了他們一個最為孝順的二女兒為他們養老送終。因為她對父母盡的孝和她淳樸的孝道，二姐在我的心中就是個天使，就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美麗的女性。前面提到我們家沒有照全家福。其實即使父母在漢口帶我們照了相，那也不是個全家福。——我們一家人從未在一個屋頂下聚齊過。但這也不過是中國社會巨變過程中微不足道的個人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的一個小小縮影。
第二個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放心不下留在漢口的一家人吧。當時母親一邊全職工作，一邊一個人帶著三個兒子打拼。開始的3-4年裡大姐每月的匯款還在繼續，所以經濟上還勉強維持。可是大姐成家生孩子後匯款停止，家裡就困難起來。1961年大哥高中畢業，考入了華中師範大學數學系。師範院校免學費和住宿費，讓母親肩上的擔子輕了些。可是那段時間家裡的困難已經讓看在眼裡的二哥不能專心學習。正在武漢首屈一指的一中念高中的他決定輟學當工人來幫助母親了。二哥輟學的消息傳到父親那裡，他是怎麼想的呢？雖然那時候報紙上天天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聽到消息的父親仍然在心裡責備自己沒盡到父親的責任，沒能全力支持孩子的學業吧。
第三個可以肯定的是父親回鄉不久就遇到中國1959-1961年的大饑荒。在那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中，父親一定吃了不少苦頭。
那時候我上小學了，當時的事還記得不少。比如我每天放學回家時飢腸轆轆，重複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餓biang了」(餓極了，漢口方言)。那也難怪，正長身體的我本來正餐就沒怎麼吃飽，又基本沒有副食品。可是不論多餓，還得等母親下班後生煤球爐，煮飯做菜。記得母親患了浮腫，明亮的小腿上一摁一個坑。再比如一天早晨，在花樓街上學的路上，我看到一位大人邊走邊吃的手中包子突然被後面跑來的人一把奪去，搶犯得手後邊跑邊往包子上吐唾沫，周圍的路人面面相覷。那時候我太小，不知道饑荒的原因和規模。我對三年大饑荒較全面的了解是近年讀到一些資料之後，特別是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1959年4月底，在湖北浠水縣城就讀的中學生楊繼繩目睹了父親活活餓死的情形。他這樣回憶自己當時對災荒的認識：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我沒有絲毫抱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然深信不疑……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事，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呢？……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後他的看法產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後這個變化更是飛躍性的：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一旦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本書就是他履行記者和學者雙重責任的調查結果。《紀實》不僅顯示1958-1961年全國有3600萬人死於饑荒，而且第一章就披露了我老家的災情：「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一是【泌陽縣所在的】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一時的「信陽事件」。這個地區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萬人因飢餓而死，餓死的人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21頁）
和平年代餓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這個數字令人觸目驚心，因為這個比例超過了1942-43年的河南大饑荒！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幾個原因疊加造成的：天災減產幹部們仍虛報產量，因為不浮誇就被批判為「否定大躍進」，「向党進攻」，而一旦產量報高，農民就被迫多交公糧，直到口糧、種子都交上去，而為封鎖消息又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讓逃荒，當然就有人餓死。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甚至人吃人。1962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將大饑荒的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同年他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7頁）書里特別提到在這場大饑荒中「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32頁）。這麼嚴重的災情中父親沒有餓死實在是不幸中的萬幸，其中一定有二姐一家的功勞。
楊繼繩這樣總結自己的調查結果：「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家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12頁）百年前徐志摩調查的是蘇聯的現實，世紀之交楊繼繩調查的是中國的大饑荒，然而兩人得出的結論卻驚人地一致。
兩人結論的正確性為1984年壽終正寢的「人民公社」的歷史所證實。和「大躍進」一樣，「人民公社」被稱作建設社會主義的「三面紅旗」之一。雖然被政府和作家浩然等人歌頌為通往共產主義的金光大道，1958年開始實行的「人民公社」不僅直接導致了三年大饑荒，而且導致了改革開放前20多年裡農民長年食不果腹和全國城市居民憑票購糧。為了能吃飽飯，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簽下「生死狀」，搞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對著幹的土地承包製，結果不僅小崗村農民立刻變得豐衣足食，而且由於土地承包製的普及，不久全國農民再也不用忍飢挨餓、城市居民告別了憑票購糧的時代。
然而，對父親來說還有更甚於飢餓的痛苦，就是那21年裡父親作為「五類分子」受到的待遇。毛在1962年8屆十中全會上指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3-1965年，中國農村展開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緊接著是後來被官方定性為「十年浩劫」的1966-1976文革。在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五類分子」始終是鬥爭的對象。
1975年2月，我有機會親眼看到了勞動改造期父親的實況。那年正月十二母親在勞動改造中去世。接到噩耗我和二哥兩人趕回老家奔喪。到了閃莊父母的土坯房前，在湖北省紅安縣當過兩年知青的我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房子沒有門，只有個泥巴糊成的一人多高的不規則形開口，開口後面的帘子上吊著個牌子，上面寫著「地主分子鄭xx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名字上打著大大的紅叉。因為牌子吊在帘子正中央，進出時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到一旁，以免碰落。
謝晉導演的電影《芙蓉鎮》讓我看到了父親那一時期飽嘗的專政鐵拳在湖南省的威力。電影講的是1963-1979年湘西一個小鎮上的故事。勤勞美麗的少婦胡玉音和丈夫擺米豆腐攤子致富蓋了新房，卻在「四清」運動中被劃成新富農，新屋被查封，丈夫自殺。「文革」開始後，胡玉音被指定每天和右派分子秦書田一起掃大街。秦書田的真誠關心和幫助使兩人產生了愛情。然而當他們申請結婚時，懶漢二流子支書卻命令他們在門口貼上白對聯「兩個狗男女，一對黑夫妻」，不久秦書田更被判處十年徒刑。在宣判會上，秦書田叮囑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在他最屈辱的日子裡，父親有沒有這樣告誡過自己呢？
父親的屈辱感我完全能夠理解，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屈辱。1975年3月，我工作的武漢市江漢區環境衛生所黨支部程書記突然把我叫到他辦公室，通知我環衛所今年從區衛生局分配下來一個名額去武漢醫學院上大學，經全所工人討論通過黨支部決定推薦我去。他還批准我三天假，讓我複習功課準備考試。家庭出身地主的我原本根本不敢奢望上大學。聽到這個好消息我興奮不已，興沖沖地利用那三天時間集中複習了我原本已經在讀的《青年自學叢書》語文和數學分冊。可是等我回到單位準備迎接考試時，程書記又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尷尬地告訴我區衛生局黨委吳書記駁回了單位對我的推薦並責令環衛所重新推薦。老書記同情地對我說，「小鄭啊，我們黨支部和全所工人都認為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從各方面來講都是。可是衛生局吳書記說你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合格』。我不贊成她的決定，可是無能為力啊。」緊接著，我初戀的女友也宣布和我分手。我們是一同插隊的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回城時都被分配到環衛所工作，她掃大街，我掏大糞。那是我一生中最屈辱最絕望的時候。
在父親經歷苦難和屈辱的那個時期里，他獲准來漢口探過幾次親。有一年探親時，我和他有過一次單獨的感情交流。我從未對任何人提起過它，今天紀念父親，我想把這件難忘的事記下來。那是1965年秋，我剛進武漢七中念初一。那天下午父親結束探親去大智門火車站乘車返回閃莊。因為母親、兩個哥哥和我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父親是獨自一人去的火車站。那天我一直想著父親。下午放學的時候不知哪根神經動了一下，我突然決定去火車站送送父親。這樣一想，我拔腿就奔向離學校不遠的七路公車集家嘴站。汽車從長江和漢水交匯點的集家嘴經過王家巷碼頭、大興路、民生路、水塔、到大智路站後，我跳下車，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候車室。還好，父親還在等車。見到父親的那一霎那，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淚崩。不記得當時我對父親說了什麼，但我想父親一定不會忘記和小兒子那次意外的感情交流吧。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那天那樣做。那時候可是個收音機里天天播放《不忘階級苦》這首歌，學校也組織參觀過《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的時候啊。如果說那天我想到好容易見到的父親又要離開了就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那應該就是那個13歲少年心中對父母愛心的自然流露吧。
就在父親放棄一切希望，準備在勞改的屈辱中了此一生的時候，他的命運突然迎來了光明的轉折。1979年3月，一個喜訊從天而降：父親被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再接受勞動改造，而且獲得了與在武漢的子女團聚的自由。喜訊來自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的決策。1979-1982年，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歷次運動冤假錯案的平反。被平反落實政策的對象包括55萬名「右派」，300多萬名錯誤打倒的各級幹部，40萬國民黨起義人員，被查抄存款沒收房屋的資本家——還有440多萬名地主、富農。若加上他們的子女，上述群體的人數會增加多少倍呢？如此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相當於把江山社稷的社會基礎重新打造了一遍。
不幸的是母親沒有看到光明到來的一天。她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母親被遣返回鄉比父親晚8年。那段時間裡，我從一個幼兒園的兒童變成了中學生。記得那段時間裡母親給我講了「王冕學畫」和「范進中舉」等故事。後來我才知道，這些都出自《儒林外史》。我還記得在父親走後的那些年裡母親常常獨自哼唱《蘇武牧羊》。蘇武是漢朝的使節。他留居匈奴十九年卻誓死不降，天天手持漢節放羊，最終獲釋歸漢。這首歌歌頌了蘇武的愛國精神。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窮愁十九年，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教匈奴心驚膽碎，拱服漢德威。
歌詞裡有「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幾句，表達了蘇武對老母和愛妻的無限思念。母親是借這首歌來表達她對父親、二姐、三哥的思念嗎？歌曲結尾的「任海枯石爛，大節不稍虧，終教匈奴心驚膽碎，拱服漢德威」描述了蘇武歷盡艱辛最終苦盡甜來的結局。母親是否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借這首歌表達她的一種信念呢——只要自己像蘇武那樣堅忍不拔，總有一天自己和家人也會看到光明的一天？
安度晚年期（1979-1987）
父親摘帽那年73歲。獲得自由後不久他來到武漢，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8年。接父親來武漢養老是理所當然的：二姐一家辛苦照顧了父親21年，可那是政府強制父親在原籍改造的情況下不得已的結果；現在父親自由了，輪到武漢四個子女承擔父親養老責任的時候了。
1979年正值文革結束不久，中國百廢待興，老百姓的物質生活並不豐富。小崗村的經驗還沒有在全國普及，城市居民的糧食依然憑票供應。父親雖然有了「人民公社社員」的新身份，可是沒有武漢市的戶口，沒有糧食配給——糧票制度直到1993才廢除。但那畢竟是個撥亂反正的年代，老百姓的物質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父親的糧票缺口可以通過同事朋友幫助等辦法克服。最重要的是自1950年逃亡以來父親第一次可以真名實姓地行走於市，抬起頭來做人了，我們子女也不用擔心被指責沒有與父母劃清界限了。這是我之所以把父親的這一時期稱作「安度晚年期」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