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父親在那8年裡也享了不少在老家享不到的福。比如他可以天天品嘗武漢有名的熱乾麵、面窩等早點，也可以隔三差五地去花樓街廣益橋、中山大道一帶轉轉，看看當年他拉土方建成的百貨大樓或者他打過米泡的巷子。有沒有比這些更讓他開心的時候呢？當然有。比如1980年我帶他參觀了武漢大學的校園。當時大姐早已從鄭州「黃河勘察設計院」調到武大工作，家就住在校園，而我則是武大的大二學生，住在學生宿舍。那天我帶著他從大姐家所在的教工12捨出發，穿過校園正中的體育場，從依山修成的台階拾級而上來到武大行政樓前。行政樓背靠蒼翠的珞珈山，俯瞰高大梧桐樹環繞的體育場。從行政樓沿體育場繞半圈就是有名的櫻花大道。大道右側是獅子山，山腳下的坡台上整齊地排列著枝條伸展的櫻花樹。獨一無二的學生宿舍「老齋舍」在櫻花樹列後拔地而起。四棟「老齋舍」依山勢上下四層，三個巨大的城堡式拱門把四棟宿舍連成有機的一體。每兩棟宿舍間有108級石階穿拱門而上通向各層宿舍入口。爬上石階回望是三個拱門上方飛檐斗拱的櫻花城堡。「老齋舍」頂寬闊的平台是讀書散步的好地方。從平台前行上到獅子山頂，就是著名的山頂圖書館，圖書館大門左側的牆上鑲嵌著一塊一人多高的漢白玉碑，上面刻著「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立武漢大學建」。它隔著「老齋舍」平台、櫻花大道和運動場與行政樓相望。從圖書館正門可以俯瞰校園傳統式建築群，轉到它後面則可以看到碧波蕩漾的東湖。記得那天在山頂圖書館門前的台階上休息時，父親邊嘖嘖稱讚校園美景，邊感嘆道：「這裡真是個仙境啊！」「仙境」這個詞讓我很意外。難道眼前藍琉璃瓦頂的建築群讓父親聯想到他心中《西遊記》的花果山或者大雷音寺了嗎？如果是，我想那這一方面是因為武大校園確實美；另一方面，看到與該館建成同年出生的大女兒在這裡工作生活、小兒子在這裡念書他心中充滿了欣慰與驕傲。後來我又帶父親逛過幾次武大校園。1985年我在」湖北省電力學校「工作3年後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我想父親一定在心裡向母親的在天之靈報告了兒子的進步吧。
比欣賞美景更讓他開心的是孫兒繞膝的天倫之樂。父親在閃莊的時候雖然吃苦受辱，可是二姐的6個孩子卻給了他和母親帶來極大的快樂。母親去世我回老家奔喪時第一次見到外甥、外甥女們。那時的他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二月底的寒風中，小外甥們只穿了件空心棉襖，雙手深深地插在袖筒里，但紅紅的臉蛋上卻煥發著勃勃的生命力。農村長大的他們不僅個個身體健壯、吃苦耐勞，而且特別懂事。在那困難的歲月里他們是姥姥、姥爺的開心果，也是他們的好幫手。父親來武漢後，武漢的孫兒輩們同樣給了老人家極大的歡樂。記得父親最開心的就是寒冷的冬夜裡，二哥的兩個兒子偎在爺爺的被子裡，為他暖腳。有時候爺爺逗兩個孫子比賽心算，看誰更快；有時候，他又發表對兩個孫子不同性格的觀察，說弟弟腦子靈活，打完架先告狀，害得哥哥挨罵。我女兒兩三歲的時候，爺爺給她買了個潑浪鼓做過年的禮物。這個潑浪鼓我保存了好多年，女兒的大兒子兩歲時我送給他做新年禮物，後來玩壞被不記得那個潑浪鼓故事（儘管我跟她講過）的女兒扔掉了，很可惜。
這一時期為父親養老作出最大貢獻的是二哥和二嫂，因為父親的最後8年裡一直住他們家。大姐有三個孩子，還有同樣從農村來武漢卻沒有戶口的婆婆；大哥有兩個女兒卻只有一間房。我是77級大學生，父親來漢時我正讀大二，住學生宿舍，每天功課又緊，不可能照顧父親。1982年畢業結婚後我和太太住了幾年筒子樓，還是不能接待父親。其實二哥家裡雖說有兩室一廳也很擁擠，可是因為體諒大姐、大哥家的困難，也為了支持我的學業，二哥二嫂從一開始就主動請父親住他們家。後來他們把二兒子送到洪山的一家全托幼兒園兩年。他們那樣做僅僅是為了從小培養孩子獨立生活的能力呢，還是兼顧了父親的生活空間？1984我們小家在武大分配了一室一廳的房子，我把父親接到家裡住了一個星期。這期間他嘗到了小兒子的南方人媳婦燒的菜，也牽著孫女的小手在校園散過步。這些年我常後悔沒讓父親在我們家多住一段，讓二哥二嫂多喘一口氣。可是再一想，覺得那一星期父親的心中應該有一點「安度晚年」的感覺吧。
其實，二哥還為父親「安度晚年」作了一個更大的貢獻，那就是設法解決了父親的醫療費問題。母親去世時只有64歲。文革中她被遣送回鄉，不僅解除了公職，剝奪了退休金、公費醫療等一切待遇，還要接受勞動改造。這樣的精神打擊加上農村缺醫少藥，讓母親過早地離開了我們。父親落實政策來武漢時已是古稀之年，身體免不了出現這樣那樣的狀況。可是他比母親幸運得太多了。他的養老是在國企體制改革之前，當時學校、機關、工廠的醫療都還全是免費。二哥正好趕上這個時期，把父親看病的費用都在廠里報銷了。嚴格說起來這個做法當然是違規的。可是二哥工廠的領導知道我們家的情況，在那個全國平反冤假錯案的大環境下，領導們睜隻眼閉隻眼地支持我們，顯示出一種人性的光輝——這和短短几年前說我「政治上不合格」，剝奪了我上大學資格的衛生局吳書記有天壤之別。因此就醫療條件而言，父親最後的8年也是他名副其實的「安度晚年期」。
接父親來武漢前我們姐弟四人商量好了，每人每月出10元錢作為父親的生活費。我上大學前有8年年資因而是帶薪讀的書，每月從環衛所領取43元的工資。與有家有口的哥哥姐姐們相比，每月拿出10元對我的負擔小得多。1982年畢業後工資漲了些，我的負擔就更小了。2022年秋退休搬家整理物品時，我發現了偶然保存下來的那一時期我給父親匯款的郵局存根12張，時間是1984年5月至1985年10月。其中5個月寄了10元，4個月寄了15元，3個月寄了20元。那時候我的月薪應是50-60元。這意味著父親每月至少有40元生活費。雖然不很高，但絕對是衣食無憂的，尤其是他看病不用花錢。
就在父親終於可以安心養老的這個時期里，他骨子裡的社旗精神突然甦醒，蠢蠢欲動了：他開始動腦筋做生意了。在全國越來越濃的經濟改革的氣氛中，他在二哥家那條街上開了個小人書鋪。小人書又稱連環畫，是一種通俗讀物，以圖畫配簡潔文字講故事。20世紀50-70年代中國沒有電視更沒有手機，是小人書的黃金時代。我這一代人都是小人書迷。放學回家做完作業就跑到花樓街和打銅街口的小人書鋪，花2-3分錢就可以看2-3本。我關於《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以及《魯濱遜漂流記》和高爾基的《童年》、《我的大學》等的知識，最初都是從小人書獲得的。1980年代的父親趕上了小人書黃金時代的尾聲，每天總有一幫孩子坐在鋪子裡那幾條矮矮的長凳上靜靜地看書。不記得父親開小人書鋪掙了多少錢。二哥說，不在乎父親開小人書鋪掙不掙錢，只要他有個事做不寂寞就好。2014年和大姐一起與二姐團聚時，我有機會與外甥、外甥女們閒聊。他們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早已進城，個個都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老天爺很公平，外甥、外甥女們一個賽一個地孝順，讓吃了那麼多苦的二姐在晚年獲得了財富自由。聊到他們的姥爺時，一個外甥突然嘆口氣說：「哎，現在要是俺姥爺在，他會比俺們哪一家的生意都做得好！」外甥的話像子彈一樣擊中了我。是啊，父親一生有30年在「越窮越光榮，越富越罪惡」的時代度過。好容易熬到「勤勞致富光榮」的時候，他已經垂垂老矣，不由得讓人生出「生不逢時」的感慨。。2023年我回國探親時，二哥分給我10本他保存的父親開鋪子時用過的小人書。它們是父親這個社旗人「安度晚年期」的珍貴遺物。
1982年過年大舅從老家來武漢看他女兒（我叫她四姐）期間，到位於漢陽的二哥家與父親團聚。三十二年前，是大舅把大哥從漯河帶到漢口找父親，後來他又曾和母親一起從河南臨潁到漢口販賣過蘋果。父親和大舅這兩個老兄弟歷經滄桑後在武漢重聚，該有多少話要聊啊！吃完飯我們三兄弟三媳婦帶著父親和大舅去鍾家村照相館，留下了一張父親「安度晚年期」的寶貴照片。
這一時期的父親也留下了一個遺憾，那就是沒有為母親爭取到平反。記得是1980年底左右，在父親的催促下大哥、二哥和我陪同父親去了一趟「新華織帶廠」，要求為母親平反。不料去了以後，廠里的幹部說「你母親的問題屬於『四清』問題。不存在平反的問題「。查維基可知，「四清」運動是1963年在中國農村開始的一場政治運動，運動從一開始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發展到後期的「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文化」。這場運動既是建國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產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也就是說，在城裡國營工廠工作的母親根本不可能是「四清運動」的對象——除非你抓住「清政治」這一條，說母親是地主婆。然而，即使是那樣，如果父親都被落實政策了，母親不也應該落實政策嗎？然而，在專政鐵拳下生活時間長了的我們三兄弟都已變得十分懦弱，聽到領導的話一下子就嚇得失去了維護自己權利的勇氣，居然連母親究竟犯了「四清」的哪一條都沒問就乖乖地被那些幹部打發走了。今天想起這件事我仍然覺得自己當時太窩囊。回頭再看二哥將父親看病的費用報銷這件事，我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母親和《芙蓉鎮》裡的胡玉音及丈夫一樣，是」四清運動「的犧牲品。不同的是胡玉音和秦書田在1979年都被落實政策，退回了被沒收的新房，開始繼續開店賣米豆腐，而母親卻沒有。她的工資、退休金、公費醫療的待遇等全都被剝奪，最後連生命都搭進去了，你說到底誰欠誰的呢？二哥廠里的領導也一定這樣算過這筆帳才允許二哥報銷父親醫療費的吧。
1987年2月7日，父親中風臥床一年後去世。父親彌留之際，我們給在老家的二姐打了電報。二姐趕到武漢時，父親已經離開了我們。父親的後事是嚴格按回民的風俗辦的：我和大哥在漢口民權路清真寺為父親守了一夜靈，請阿訇念經，淨身。完了二哥廠里派了一輛卡車幫我們將父親葬在了石門峰迴民墓地，墓碑上是大哥寫的碑文：「河南泌陽回民鄭蘭序大人，生於1906年7月20日，歿於1987年2月7日。「父親這個社旗人就這樣以「泌陽人」的身份重歸於土了。左側寫的立碑人共5名：上列的「孝男「是我們三兄弟，下列的」孝女「是大姐和二姐。三哥的名字沒寫上去。對此父親和三哥大概都不會有異議吧。葬完我們姐弟5人在父親的墓前照了一張相，那是我們鄭家姊妹最齊的一次相聚。
回顧父親的一生，可以看到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他先後長達30年的逃亡和勞改。和同齡人一樣，我從小被灌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宏大敘事」，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並最終到達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那時天天講的階級鬥爭也以這個「宏大敘事」為理論根據，說它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無比壯麗的事業所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這樣教育的結果，我一直認為父親是站到了歷史的錯誤一邊，應該接受改造——即使他的土地或許是辛勤勞動所得。可是改革開放後我和無數國人一樣漸漸改變了看法。關於促成這種改變的原因，作家余華說得最簡明：「中國書寫了一部荒誕的階級鬥爭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沒有地主也沒有資本家⋯⋯執政者要求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天的時代有階級了，執政者要求人民：千萬要忘記階級鬥爭。」今天的階級的產生當然是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決策的結果。這個決策讓包括我親戚在內的無數中國人擺脫了貧窮，我為之歡呼欣喜。可是它也導致了貧富懸殊。而且深一步思考會發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決策的理論困境：解放前本來就是一部人富裕的，是土改和三大改造剝奪了富人的財產消滅了階級。現在重新製造階級分化那不是走回頭路嗎？既然如此那何必當初犧牲那麼多先烈、殺死那麼多富人來消滅階級呢？《智取威虎山》裡說楊子榮「出身僱農本質好」，然而2017年11月北京市政府卻驅趕了首都的「低端人口」。（「出身僱農本質好」的潛台詞就是「窮人都是好人，有錢人都是壞人」。平白地給所有富人加上了無法擺脫的「原罪」。）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在2013年的畢業典禮致辭中尖銳地指出了國家政策重大變化中小人物的命運：「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你來說就是毀了一生。「父親特別是母親的命運就是例證。其實大人物的命運同樣如此——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慘死不也是發生在國家走彎路的時期嗎？
當然，父親比母親幸運，能夠活到摘帽和安享晚年的一天。可是那並不是因為父親從壞人變成了好人，而是要感謝國家領導人胡耀邦的決策。這一點和我能圓大學夢要感謝鄧小平1977年拍板恢復大學高考一樣。鄧採納了溫元凱的建議，不問家庭出身、「自願報名、擇優錄取」，給了我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然而，感謝之餘，我總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因為父親和我一樣，命運的轉折都是由於我們自身以外的偶然原因突然實現的。換言之，「階級鬥爭整人」或者「落實政策平反」，「讓你上大學」或者「不讓你上」都取決於某個大人物的意志。當我讀到英國思想家洛克（1632-1704）的「天賦人權」思想尤其是是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美國《獨立宣言》時，就明白了我為什麼感到不對勁：「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追求幸福和接受教育應該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不應該依靠某個大人物的決策或者恩賜。《獨立宣言》的精神和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衛生局吳書記對我「出身地主，不能上大學」的裁決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而鄧小平拍板的「自願報名、擇優錄取」的高考規則和美國《獨立宣言》精神有了共同之處。
回顧父親的一生還讓我思考了集體主義和資本主義在道德上孰高孰低的問題。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我從來都堅信「打土豪，分田地」，讓窮人過上好日子是正義的事業。富人的財產都是靠剝削窮人得來的，「資本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所以通過暴力剝奪他們的財產在道義上天經地義，「好得很」。然而，阿根廷總統米萊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他2024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演講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完全不同但令人信服的觀點。米萊是個資深經濟學家。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結果指出，資本主義在道德上遠遠高於暴力革命和集體主義。他這樣說的根據如下：從公元0年到1800年間，世界人均GDP的年增長率始終是約0.02%，也就是幾乎為0。然而工業革命後人均GDP開始呈指數級增長，它不僅不斷翻倍，而且翻倍所需的時間從107年遞減為66年，33年。也就是說1800年時，世界上大約95%的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降至到了5%。這個增長是自由貿易資本主義運作的結果。也就是說，資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會的恩人，他們絕非剝奪了他人的財富，而是為普遍人的福祉做了貢獻。（換言之，沒有資本主義，今天的皇帝也只能坐轎子；有了資本主義，今天的普通人也擁有小汽車，可以坐飛機。）如果資本家的商品或服務不受歡迎，他將面臨破產。相反，如果他製造出高質廉價的商品，他將會生意興隆並生產出更多商品。市場是幫助他們發現如何做才能成功的機制。但如果國家懲罰資本家，後果是生產變少，社會整體的蛋糕變小，這將對整個社會造成傷害。作為一種經濟體系，它的道德高度在於它的運作是基於自願交換，而不是通過暴力剝奪或者政府稅收強制的。
米萊的觀點也為中國過去75年的歷史所證明：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不僅農民食不果腹，而且城市居民憑票購糧，社會整體的蛋糕極小，「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華國鋒《第五屆全國人大會會議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2月26日）。相比之下，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令世界驚艷、國人驕傲的成就：國人不僅早已實現豐衣足食，而且從平地上建成了超大城市深圳，重新打造了所有的城市，建成了高鐵網絡，湧現出華為、小米、比亞迪等一大批享譽世界的私營企業。這些成就的最大受惠者當然是中國的老百姓。我想中國老百姓都會同意以下的結論：今天的成就是鄧小平「白貓黑貓」理論，「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的結果。然而，從經濟學的觀點看，「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就是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結果就是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換句話說，這個結論實質上和米萊的觀點高度一致。改革前的革命犧牲了無數先烈，殺了無數富人，結果社會整體的蛋糕越做越小；改革開放後對內實行市場經濟，對外搞自由貿易資本主義，中國沒有為「宏大敘事」死一個人但社會整體的蛋糕卻越做越大，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父親去世那年秋天我來美留學。原來計劃學成回國的，可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回成。從那以後，我只能在回國探親時為父親掃墓。然而，回國的機會畢竟不多，因此每年到了父親的忌日或者清明節，我只能請哥哥姐姐們為父親掃墓時轉達我對父親的思念。值此父親38年忌日到來之時，我決定將此文獻給他，作為我在心中為他樹立的一塊永遠的墓碑。
文章開頭講到我一直沒寫什麼來紀念父親是因為對他所知甚少。其實還有一個原因也讓我遲遲沒有動筆：即使寫了，除了引起自己對過去的痛苦回憶又有什麼意義呢？誰會有興趣看這樣的文字呢？可是方方的小說《軟埋》改變了我的想法。小說結尾大學同學龍忠勇發現吳青林父母家土改時遭遇的親歷者丫鬟小茶倖存，然而害怕歷史真相影響自己平靜生活的吳青林拒絕見小茶。他決定忘記過去。於是研究課題從「川東民間大戶建築」派生出「民間大戶建築的社會學」的龍忠勇對他說，「這本書，我一定會認真地寫出來。因為你不需要真相，但歷史卻需要真相。」我這篇文章就是為保存歷史真相而寫的——我所知道的我的家族史的真相。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看的，因為我寫的雖然是個人的家族史，但只需看看歷次運動冤假錯案被平反者的龐大群體和他們子女的人數，就知道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楊繼繩在他關於大饑荒的那本書的前言裡說了下面一段話。他的話直接觸發了我以文字為父親立墓碑的決心：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如因此書而遭不測，我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河南社旗店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