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的對象「主要是解放後由群眾揭發、舉報的敵特嫌疑對象，還有被捕判刑後釋放出來的國民黨中高層軍人、將領」。[39]這一類人的名單都由警局提供：
抄家名單都是警局給我們的。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紅五類」，警局就是給我們一個名單，懷疑哪個地方有敵特的嫌疑，或者有海外關係的資本家，我們就去抄他們的家。公安人員穿著便衣等在下面，我們抄到的東西也都交給警局，而且是要登記的。[40]
各區名單集中後，再按區分下去；同時分下去的還有地圖，由警備區提供，是五萬分之一的軍用上海地圖，很詳細，哪個弄堂是死路還是活路，都標得很清楚。[41]這些抄家名單是上海市委要求警局系統提供，還是警局系統自己根據謝富治講話執行？目前還不得而知。而負責上海公安工作的市委書記梁國斌，在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串聯時，曾經說過「可以向紅衛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名單，讓他們去抄家」，[42]也可間接證明上海抄家名單至少是在市委默許下提供的。
一個當事者還回憶，「上面」對此次抄家作了規定，如必須留出與周邊群眾同等生活水平的家用物品，如熱水瓶、被子、鍋碗瓢盆等，以及現鈔、存款、糧票等，都有很詳細的數目規定；如果遇到反抗馬上匯報，不許武鬥，等等。[43]
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警局的一個副局長，和紅衛兵一起坐著吉普車巡邏，時刻準備哪裡出事便馬上趕去處理。[44]
趁紅衛兵抄家的機會，有關部門還讓紅衛兵出面干他們不便出面幹的事。據說監測部門過去在一些地段，長期發現可疑電波點，有的可疑點在多戶居民混雜的房子裡，礙於法制不能挨家上門查抄。這次抄家，有關部門便要求紅衛兵對可疑點的一幢或幾幢房子進行抄家，甚至安排人親自查抄。據一個當事者回憶，他當年聽參加過這類抄家的「上紅總部」糾察隊負責人說，曾看到一些成年人直接參與抄家，穿著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帶著袖章，看上去像紅衛兵，但有的人年齡明顯大了些，便戴著口罩。他們抄家挖地三尺，破牆鑿洞，內行得很。[45]上海虹口區北虹中學的一個學生文革後也回憶說，他們學校當時曾幾次被要求「抽調一批可靠紅衛兵」，以抄家為名，對警局內部掌握的敵特嫌疑對象進行搜查……規定了紀律，如不准透露是警局帶領抄家的，只能叫警局帶隊的人老師，還不准對外人提起被抄的對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東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記造冊，由被抄人本人簽字和居委幹部簽字才能帶回來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間進行，警局還為我們的行動配備了卡車。其中一家被抄對象在和平公園附近，警局懷疑那家有秘密電台，結果什麼也沒有抄出；另一家是49年前開首飾店的老闆，懷疑他家隱藏黃金等大量貴重物品，結果果然抄出大量金條金磚甚至夜明珠。[46]
此類有關部門讓紅衛兵出面干他們不便出面幹的事還有許多。例如上海市第51中學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那些日子接待過幾個成年人，自稱是警局的，給了他們一份十幾人的名單，都是住在徐匯區的；來人說這些人在中國人民銀行租有保險箱，存放的可能是敵產，或是其他什麼東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紅衛兵小將去「破四舊」。但這些保險箱必須同時使用兩把鑰匙才能開鎖，一把在銀行手裡，另一把在箱主手裡，「我們不好出面開鎖，你們紅衛兵小將出面」。紅衛兵根據提供的名單去到這些人家，要求交出鑰匙，所有人都以種種原因推說鑰匙不在或找不到。於是紅衛兵將他們帶往銀行，要求銀行強行開鎖，並由箱主支付10元開鎖錢。結果，開出來的全部都是外幣或黃金，沒有武器電台之類。這些資產都當場在銀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異議。[47]
全市性大抄家還真抄出了十幾部發報機，有個發報機是從棚戶區里抄出的。那些原先測出可疑電波的點，有些挖地三尺也沒有抄出發報機，但有些可疑點確實抄出發報機。而且自從這次抄家之後，全市可疑電波全部消失，整個上海的上空安靜了好多年。[48]
高安路19號是不公開掛牌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的宣傳部。小院隔壁是情報研究所，也沒掛牌。19號對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國，房子長期空關著，可屋子的閣樓上居然架著一門炮，對著19號宣傳部，下面箱子裡還有兩枚炮彈。[49]
還抄出不少武器：長短槍、機關槍甚至六零炮。全市共抄出3萬多支輕重武器，從迫擊炮到手槍，到好幾箱黃油都沒擦乾淨的步槍。[50]現在看來，那些抄出的武器，有些可能只是共產黨執政後收繳民間武器時沒有上交的私人武器；那些發報機，有些可能只是早就廢棄的商業電台。但是，抄家後可疑電波消失，說明還真是曾經有過正在使用的政府控制外電台。
「上紅總部」成立後，曾打算將抄家花絮登在《紅衛兵》報上，市里沒同意，說許多事是保密的。「上紅總部」就在自己辦公樓下辦了個「紅衛兵抄家成果展覽會」，展出抄出的槍枝彈藥和電台，以及黃金等物。[51]
曹荻秋9月4日一個講話說，「上海的紅衛兵抄了五千家」，[52]這顯示，9月4日之前，上海被抄家5，000戶。1966年9月18日曹荻秋在全市區縣局以上幹部大會上，作關於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勢的報告，在匯報「文革戰果」時，曹荻秋說上海搜出黃金48萬兩，「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動得比上海厲害，但上海成績比北京大」。[53]10月，曹荻秋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將紅衛兵抄家作為上海文革戰果匯報。後來造反派說，上海市委這是將文革的「破四舊」成果「據為己有」。[54]
抄家風潮愈演愈烈
三天大抄家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回憶說，最初警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單中，沒有社會知名人士或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基本都是資本家、小業主，還有長期被有關部門懷疑是「特務」者。市委通過公安系統影響紅衛兵的抄家行動，固然有趁機將他們一直懷疑的對象抄家，但更多的應該是希望儘量將紅衛兵的抄家行動控制在各級黨委手裡。
但事實上，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範效應，以後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約束，緊接著全市抄家不斷，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絕大多數知名人士也還是被本單位職工或本地區紅衛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無法阻止。參加這場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學、大學的學生紅衛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組織的紅衛兵。紅衛兵運動興起的最初期，在職職工也學著學校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以後不久，因中央不贊成，紅衛兵成為純學生組織。
這些成年人的紅衛兵組織，在單位黨組織的策劃或默許下，對本單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結束後，許多工廠、工業局編印的「文革大事記」或「黨史大事記」中，對此都有記載。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統各單位就出動五六千名職工紅衛兵，冶金局直屬單位共有900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機關53人。[55]工廠的職工紅衛兵組織也對自己廠的「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組織抄家行動。例如國棉17廠，8月31日至9月1日兩天，全廠出動400多名由幹部和工人組成的「紅衛兵」，對34名「重點對象」進行抄家。[56]沒有工作單位的自由業者，也難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區的房管所職工紅衛兵抄家，接著又被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抄家，不甘凌辱，於9月3日凌晨雙雙自盡。
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對象中，市委常委、市警局長黃赤波也在其列。當時上海對各級幹部的批判還在市委的控制之下，批判幹部尤其局以上幹部要得到上級黨委批准。黃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市委拋出的局級幹部之一，8月23日晚，市警局文保處的幹部王維章，帶人去抄了黃赤波的家。王以後成為警局系統的造反派負責人。[57]以維持社會秩序為責任的市警局的局長尚且自身難保，普通市民更難逃劫數。不久市委進一步失去對全局的控制能力，抄家之風更加蔓延。抄家對象，開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黑六類」，即地、富、反、壞、右，再加上資本家（實際上還有小業主），以後很快波及黨政領導、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作家演員等著名文化人士、學校教師，等等；幾乎波及所有的「牛鬼蛇神」；有的單位凡帶「長」的全部都被抄家。
市人民銀行不論共產黨執政前後，凡曾擔任過銀行正副經理、襄理者，都在被抄之列。商業一局更提出：「抄錯是方法問題，不抄是立場問題。」靜安區抄家1.78萬餘戶，占全區總戶數的14％，其中被抄家最多的是威海、延中兩個街道，各占總戶數17％多。海運局到1966年10月底，共抄144戶，其中機關幹部18人，船長20人，輪機長7人，大副21人，二副7人，大管輪3人，二管輪3人，三副和三管輪以下工人65人。全市文化宣傳系統1.1萬名幹部中，被抄者2，421人，占22％。[58]
上海是中國民族資本家最集中的地方，被抄家對象也最多，知名人士如劉念智、郭琳琪、榮漱仁（榮毅仁之姐）家被抄。全市6萬多工商業者統統被抄家，無一倖免。一些社會知名人士，更是紅衛兵抄家集中目標，作家巴金、書法家和詩人沈尹默，以及演員趙丹、白楊、京劇演員童芷苓等等，上門抄家者絡繹不絕，這幫去了那幫來，甚至時常發生兩群抄家者在同一時間上門的情況。抄家株連名人子孫後代。黎元洪兒子、段祺瑞侄子、袁世凱孫媳婦等悉數被抄。上門抄家的不僅紅衛兵，還有單位造反隊。抄家者挖牆洞、砸櫥櫃，上到房頂，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徹底。更有「毀滅性抄家」，不僅拿走東西，還將未拿走的東西肆意破壞。有的家庭，被抄家後接著又被強占房子，「掃地出門」，失去棲身之地。[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