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血液透析被納入大病醫保，大部分地區報銷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極大減輕了尿毒症患者的負擔。但是，透析自付部分、併發症、用藥、交通、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費用疊加，對於失去收入來源的病人，仍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光是血液透析的自付部分，不同省市縣、不同醫保類型，報銷程度都不同，患者的醫療負擔也因此相差較大。一些地區的透析費僅能報銷七成左右，患者每年需自付3萬-4萬元。部分地區設有報銷上限，超出部分需患者自行承擔。一位湖南籍工人透露，老家每月報銷限額在4000元左右，額度經常不夠用，「後來，我不得已把每周3次透析改為2周5次，每月仍要自付2000多元。」這筆支出，幾乎相當於這個農村家庭整月的收入。
工廠考勤表，標註著工人離任透析的時間點。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生計和尊嚴
來廣州之前，工人們懷揣著一堆求職不得的經歷。
偏見、比常人差的體力、被透析耽誤的工時、僱主怕出意外擔責等，使他們的就業之路困難重重。於是他們隱藏身份，帶袖套、穿長袖，「小偷一樣」工作，最後紙還是沒包住火；許多基層公立醫院，只在白天開放透析，工作和透析時間衝突，病人們選擇上夜班，連續幾個月通宵，「身體遭不住了」；有人乾脆做日結搬運工，用工時段靈活，但手臂上透析用的血管，因用力過猛堵塞了。
最後，他們退回到一方床位上。
關於老家的生活，工人們多多少少描述過這樣的畫面——日子長在兩張床上，一張床在家，床邊窗戶緊閉，白天黑夜，風晴雪雨，生活沒什麼分別；另一張床在醫院，「黑麻麻的病人釘在越來越擠的透析室」，直到病人一波波被更替。
連接兩張床的，是一輛風雨無阻，每周三次往返「續命」的電動車。由於基層醫療資源覆蓋不足，在偏遠地區，有的電動車需要跋涉到市級醫院。根據國家衛健委2025年發布的數據，目前，全國仍有72個常住人口超過10萬的縣，公立綜合縣醫院不具備血液透析服務能力。
於是，經年累月，與錢一起喪失的，還有尊嚴和體面。
他們或許還能活很久，但因疾病，很多生的權利提前喪失了，不僅是婚姻、社會關係，還有工作機會，這些和病痛一樣難以承受。
張順就曾面臨這種處境。離異、無業，兒子尚未邁入社會。鄰居眼裡，當年意氣風發的老裁縫，變成了總穿長袖襯衫的無業游民，沒人知道，長袖下面是越來越密集的針眼，像給往後人生打出的一串省略號。
他想去大城市打工掙錢，但醫保報銷是個問題。「異地就醫」手續繁雜，高額墊付費用難以承擔。另一種思路，放棄老家醫保，購買大城市的醫保，也難辦——「五險一金成套下來得一千多元」，更重要的是，得在當地有正經工作，打零工不算。
2021年，生活像是開了一道口。
那年9月，國家醫保局在全國啟動5種門診慢特病治療費用跨省直接結算試點，尿毒症透析是其中一種，相關費用的實時報銷在各地逐漸普及。
不久後的2022年1月，廣東省率先開放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醫保的戶籍限制，這意味著，在廣東打零工的尿毒症病人，如果來自醫保報銷程度低的地區，可選擇在廣東就地參加職工醫保，且不與其他險種掛鈎。3年後的2025年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文提出，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加醫保的戶籍限制，以推動參保公平，目前部分地區仍有居住證等條件限制。
兩項醫保政策的開放，讓作為「試驗田」的廣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參保就醫的地域和身份限制，透析病人得以前來謀生。
「黑麻麻的，渾身中藥味，甚至沒有去考察透析室，直接殺到車間試縫紉機。」老員工都記得當年張順衝進工廠，著急掙錢的樣子。「我只想努力掙錢，比之前過得好。」
隔天在宿舍醒來，「熟悉的感覺回來了。」握手樓群，窗戶挨著窗戶，天沒亮，稀稀拉拉的聲響就鑽進耳朵，接著晚歸人的腳步聲的，是清潔工、外賣員、工廠工人電動車滴滴的啟動聲。他起床上班，走在這群人中——得病前他是其中一員，現在，他「回歸正常人的世界了」。
張順在工作。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張順對桌的邱秀蘭，比他晚一撥兒到。
邱秀蘭今年35歲，因病被僱主辭退後，她在雲南家中「躺了」5年，靠在電子廠工作的丈夫供養自己和兩個小孩。「大部分尿毒症家庭，婚姻都不會持久的」，丈夫有了新的感情，她不反抗，「我什麼價值都提供不了」，何況，每月總歸是要管他伸手要錢。
丈夫不同意邱秀蘭外出打工，「別累死在外面。」「我寧願累死，也不要病死」，臨行前，她給院裡安上監控，想孩子時能看上一眼。然後，在一個清晨的狗吠聲中悄悄出了門。
在工廠里，她一步步學技術，一年內成為車間主力，第一個月賺的3600元，除去醫療和日常開支，她把剩下的寄給老家的孩子，另一筆攢下的錢用來張羅公公的葬禮。丈夫照常不聯繫她，不過現在無所謂了，她能養活自己。
當生活趨向平穩後，她把更多的年輕女性同鄉帶出來。
18歲的葉曉敏是其中之一，她是縣城醫院裡年齡最小的尿毒症病人，輟學後，沒機會邁入社會。父母都是務工人員，收入並不高，她還有兩個正上學的兄妹。因為家住得偏遠，母親不得不在縣城醫院附近租房照顧她。透析費和租房費，給家裡帶來很大壓力。
壓力還來自對未來的迷茫。「我年紀小，每次進透析室，其他病人都用可憐的眼神看我，好像能看穿我的一生。」縣城小社會裡，她避著人走路，大部分時間漚在出租屋裡，就這樣過了三年。「我不甘心一輩子這樣。」當地醫院的透析群里，她加上邱秀蘭的微信。
葉曉敏愛學習，能吃苦，一進廠就要求去頭部車間學技術活。邱秀蘭教她用縫紉機，從走直線、打圈，再到打邊。她還用剩餘的布料給葉曉敏縫了坐墊，「坐著不累」，廠里發的1000元介紹費，邱秀蘭也「分享」給葉曉敏一半。很快葉曉敏學會了車整條褲子。
她們彼此陪伴，挨著床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力付醫藥費。
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們和另一位雲南老鄉合住，兩張上下鋪的床，多出的床位碼滿藥，窗台上晾著粉格子樣式的枕巾，那是用廠里的廢棄布料縫製的。下班後的夜晚，微風順著樓群間的縫隙吹進來，滿屋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像窗台上被拼接晾起的布料，三個被疾病磨損的身體，在這個能夠到的「最寬廣」的地方，重建起「體面」的生活。
邱秀蘭和葉曉敏在工作。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老闆的生意
「我開廠的目的很簡單，通過幫助他們，增加病人數量。」五樓辦公室里，兼任透析中心老闆和服裝廠廠長的賀軍坐在監視器前。他按動遙控器，屏幕里十三個畫面依次切換，工廠和透析室盡收眼底。
2017年，為緩解公立醫院床位壓力，推進分級診療，原國家衛計委正式允許社會資本進入透析領域，也是那一年，賀軍從公立醫院提前退休，創辦了這家民營血液透析中心。據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年底，全國共有獨立透析中心611家，約占全國透析服務機構總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廣東是全國獨立透析中心數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