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分級診療效果仍難以實現。「本地人更信賴公立醫院，公立醫院依然一床難求，民營透析中心大量機器閒置。」於是，多家民營透析中心通過發放福利吸引客源。所謂的福利包括，包吃住、安排就業、發補貼等，補貼金額從幾百到小几千元不等，「不提供住宿和就業的，補貼高一些。」
激烈競爭下，一些民營透析中心還會通過仲介觸達外地客源，這些「透析頭子」在短視頻平台發布廣告，對接外地尿毒症病人，有時還負責去車站接人、安頓食宿和介紹工作。當病人透滿三個月，他們從透析中心處按人頭拿介紹費，金額在百元到千元不等。
憑藉商人的敏銳和冒險精神，2022年，看準尿毒症病人就業難的痛點，賀軍在透析室樓上辦起製衣廠，幫助病人以工養醫。此後，靠安排就業吸引來的透析患者，占據了客源總數的大半，一度蕭條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其實，工廠本身難以盈利。工人們戲稱，下樓透析才是「體現價值」的時候。
「價值」可以量化為數字。據2025年7月15日實施的《廣東省醫療保障局關於公布泌尿系統透析類醫療服務價格項目的通知》，「血液透析費」項目的全省最高限價為每次390元，各地市據此合理制定具體價格。不考慮用藥和其他治療項目，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計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費用約為4000元到5000元。醫保報銷的九成左右費用，通過醫保經辦機構撥付給透析中心。
「單人月毛利潤在2000元左右。」賀軍說。「毛利潤」指從醫療上賺到的錢，減服裝廠「貼出去的錢」。
「終究不是慈善，我能提供的很有限」，晚上十點，五樓辦公室里，監視器的藍光打在賀軍臉上，屏幕一角，張順佝著身子加班，夾在縫紉機上的小夜燈，把他的臉映得黑亮。賀軍坦率地說，「只能是給他一個好身體，再給一個工作機會，讓他能回歸社會，自食其力。」因為擔心出意外，他通常等到張順下班才離開。
這樣的生態圈裡，民營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營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業、補貼等福利，為病人提供生存空間；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來的病人，又為透析中心帶來醫療營收。
也正因為這樣的福利，使這個生態圈始終處在規則的灰色地帶。這背後，是一個爭議已久的話題——發放福利是否合規？一些外省案例中，已有類似行為被有關部門叫停整改。
有律師認為，發福利不僅涉及不正當競爭，也可能屬於醫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有業內人士抱怨，個別透析中心每月補貼高達兩千元，類似「花錢買病人」。但也有律師稱，民營透析中心「讓利」患者，屬於市場行為，不該被過多干涉。總之，「不能在明面上說」的福利，給圈裡人帶來隱隱的不安全感。
「什麼規則，沒有規則，規則就是活下去」，縫紉機邊，張順快速輸出，語速和針腳一樣密。他聽說過類似傳言，比起老闆，他更擔心工廠的存續。廠里缺貨源，發不出工資的那個月，他借給賀軍數萬元維持運轉。他想在這裡干一輩子。
而賀軍則更希望得到一些政策扶持，比如，有關部門能提供一棟廉租房，作為病人的宿舍。有律師表示，目前法律上沒有專門針對尿毒症病人的用工規範，如果給企業以僱傭殘疾人一樣的政策優惠，或許能提高僱傭積極性。
「如果這樣的就業模式，能從廣州推廣出去，我們找工作就沒這麼難了。」一位工人病友說。
尾部車間裡，尿毒症工人在剪線頭。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扳命」
「在這裡沒有失落感，大家都是一樣的人。」從第一批尿毒症病人來到廣州，已經過去近五年。他們早就把自己連根拔起，一些人離家前，把戶口本從父母處分割出來，怕出事後連累家人。
在這片開闢出的領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語言體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間互稱「腎友」，一些病友繼而發展成情侶，圈裡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鄉會彼此惦記，「隔段時間就打個電話，就怕人消失了。」
日子是共同過的。下班路上，小瓶冰鎮礦泉水一個傳一個，輪著喝一瓶；宿舍里，一人生病，其他人幫著送醫院；錢被借來借去，腎友來來往往，有的去了別的透析中心，有的後來去世，這些錢不一定都還得上。張順賺到的錢，請腎友吃過飯，幫回家探親的腎友報銷過飛機票。賺得最多的那個月，他捐出去1000元，街道頒發的愛心證書至今放在每日通勤的公事包里，把包的四個角撐得周正。
與老家相比，唯一沒變的是眼前的死亡風險。畢竟，透齡、膚色和手臂上針孔的密度，年輪一樣呈現著剩餘生命的刻度。
從醫學上來說，年輕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期，通常為5年到20年，受年齡、病情等因素影響，部分可達20年以上。根據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腎臟病透析專業委員會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我國透析患者平均年齡為56.9歲。
風險的形式是具體的。透析過程中出現的低血壓、肌肉痙攣、低血糖等情況，如果得不到及時搶救，重則危及生命。張順透析時不睡覺，「怕出意外醒不來」；一位透齡長的病人手裡攥著速效救心丸，四小時透析過程中，他不斷地睡過去，醒來後又在枕頭縫裡翻找藥瓶，「這藥跟錢似的，可以不用，但得有心裡才踏實」；「扳命」，病床上一位貴州患者用方言形容透析，這個詞原意指離開水的魚拼命擺動尾巴。
這裡的確出現過死亡的案例：高齡病人透析後暈倒死亡了；清晨宿舍里，工人被發現時已經不幸離世。作為「高危」群體，他們的死因難定。家屬來鬧，工廠賠錢，遺體被領走，之後的事大家不願多討論。直到一切恢復如常，傳言湮滅在工廠機器的運作聲中。
即便是這樣的風險，大家也都選擇用集體主義的方式應對。
兩年前，病人們自發成立互助基金，每月一發工資，就往裡面存十塊錢。起初只有廠里員工參與，後來逐漸擴展到外面的透析中心，甚至是線上的腎友微信群。發起人張永宏記過一筆帳，先後有上百位病友參與互助，最多的時候，基金里有過8000元。它讓貧血的女孩輸上了血，也救過返工路上出車禍的腎友，「沒這筆錢，人就沒了。」
每逢生日，病友一起慶祝又活過一年。「老東北」「桂林仔」「雲南妹」……圍坐一圈，用廠里發的兩百元生日獎金吃飯喝酒。祝酒詞裡，大家心照不宣，不談因疾病而雷同的過去，更不興聊未來，活在當下的日子裡，日常瑣碎才是下酒料。酒桌上，臉色烏黑，五官的界限都因此模糊起來的，是透齡長的，他們放得開、喝得多，給年輕人斟酒時，手裡的酒瓶被慎重地掂來掂去，倒倒停停，「他們路還長，得控制。」
結束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八點，透析床位上葉曉敏打著哈欠，鄰床邱秀蘭已熟睡。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對於年輕的工友，人生的確有更多可能性。
「從透析的第一天，我就沒有打算透析一輩子。」葉曉敏非常肯定地說。18歲的她，大概率會活過廠里年老的工人；或者，按照她的預設，活到醫學進步，治癒疾病，「換不起人腎，換個豬腎也行」，但這是一項遙遠的技術，稱為「異體豬腎移植」，目前全球僅實驗三例，均未完全成功；當然，最理想的狀況是，活到攢夠錢換腎，那才是透析圈裡所謂的「終極上岸」。目前，受制於數十萬元的費用和受限的腎源，我國超200萬名尿毒症患者中，每年能完成腎移植手術的僅5000例。
透析室里，年輕的工人隔床平躺，聊起對未來的規劃，關於遙遠的醫療技術，關於換腎的價格，關於如何掙更多的錢，關於病好後和「正常人」一樣戀愛、結婚。有時有人聊到血壓升高，透析機發出滴滴的警報聲。
目前的工作，是支撐這些「可能性」的支點。
廠里35歲以下的腎友占了三分之一，初中、技校、大學輟學的都有，許多人在這裡才第一次邁入社會。他們大多進入頭部車間學技術活兒，幹得上心，總拿全勤獎，在各個車間裡當上小組長。
透齡長的，沒這些念想，工作只為維生。日復一日，他們圍在尾部的大方桌邊干碎活兒，平均工資不超過2000元，基本抵消開支。午休時間，大桌子變成床，他們直直躺著，睡得踏實，像一排擱淺的魚。即便底薪連降三次，直到沒有，也有人繼續待著。他們或許做過其他嘗試，發現活路不多，於是不再折騰。
命運無力逆轉，不妨舒坦活一日算一日，「不當家裡負累就成。」
在這樣的尾部車間，工墮胎動率極高，據賀軍統計，來來往往有過百來人，大部分不超3個月就離開，通常，他們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間試探、流轉。
張順不屬於其中任何一類。
透析室門口的儲物間，工人離任透析時，把物品存放在裡面。櫃門上的人名換了一波又一波。新京報記者吳瑜攝
對於他來說，最務實的生存法則是，「可以病，不能病態，也不能太病。」他反覆把這句話解釋給新來的年輕人：「我們是有病，但不能病懨懨躺平，腎壞了腦子沒壞；也得照顧好身體，身體是本錢，本錢沒了，都是白玩。」
靠著這樣的法則，他過上自足的生活。去年掙了四萬多元，攢下兩萬，打營養針和住院，都沒愁過錢；舊宿舍又黑又暗，他自費800元住進大單間，有兩扇大窗戶，握手樓間距近，陽光照不進屋裡，但「有窗戶才像人住的地方」。總有外面的透析中心打來電話挖人，他不為所動，「不想像商品一樣被換來換去」，穩定才是安全感。
順利的話，人生將這樣有序地運轉下去。就像床邊桌上，永遠碼著藥片、枸杞、眼藥水、礦泉水、創可貼，生活就圍繞這些物件展開。
早起，來一片藥「抗病毒」；一把枸杞明目，再滴上眼藥水，尿毒症影響視力，可他「靠眼力掙錢」；塞進包里的礦泉水，是兩天的飲水量，一口都多不得；最後，用創可貼把胳膊上的針孔蓋嚴實，「房東看到不敢租給你的。」
做好這些準備工作，他出門上班，新的一天，周而復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順、邱秀蘭、葉曉敏、賀軍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