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入青春期後，母親多次說：「那時，我就不願意讓你看到一男一女摟在一起跳舞。」當年外祖父不願意母親參加文工團，因為他瞧不起戲子。那時的母親也許理直氣壯地對外祖父說我是去參加革命，但她絕未想到，參加了十來年革命，自己卻淪為伴舞的歌女。如果當時母親臉皮厚些，不在乎女子高級職業學校的小字報，留下當老師，她的境遇會不會好些？
我不到十歲時，中國蘇聯交惡。從此，莫說《蜻蜓姑娘》，連最流行的俄羅斯民歌都不能再唱了。那時的母親開始唱一些新歌，比如《唱支山歌給黨聽》，《金瓶似的小山》。後一首原是西藏民歌，歌詞中有個「您」字。母親是南方口音，無法分清「您」和「寧」字，常讓我糾正發音。
在我記憶中，1958年後，母親在北京登台演出的機會不多。一個原因是她從歌舞團調到了軍樂隊。在歌舞團時，雖然母親不是唯一的獨唱演員，卻是唯一受過專業音樂訓練的獨唱演員。
1950年代時，匈牙利聲樂專家來華講學，作為文工團唯一會五線譜又會英文的人，母親被派去學習。在專家指導下，她唱了《曼儂·勒斯戈》《藝術家的生涯》中的曲目。作為一個獨唱演員，母親的調動顯然是受累於父親，帶了懲罰的性質，畢竟軍樂隊以器樂為主，是為國事儀仗服務的。
那時的革命文藝強調為工農兵服務，母親單位的為工農兵服務就是下部隊勞軍演出。勞軍只有器樂演奏，總是不夠娛樂，為此銅管樂隊才配備了獨唱演員。我4個月大時，母親去慰問蘇軍，一去三個月。我3歲時，她又遠去朝鮮慰問軍隊。調到軍樂隊後，母親絕大多數的登台機會都是下部隊勞軍。
一年中，母親最多半年，最少數月都要下部隊演出。我們家在京沒有親戚，於是我必須在寄宿學校度過周末。母親一向服從組織，永遠不會為個人的私事向組織說「不」，而那些「不」，很多時候是為了我這個多病的孩子。
我4歲患肝炎住醫院，母親又要遠行，她說：「你那時還不會讀日曆計日子，你就數著病床欄杆對我說，『媽媽，你這一天再來看我吧。』其實，我第二天就要下部隊了。」「人們都說肝炎患者要多吃糖。我買了一包白糖放在你的床頭，你保姆再去看你時，發現白糖都被同屋的男孩吃光了，他有祖母陪住。」「後來你出院了，我還在外地。幼兒園怕傳染，不肯收你。你保姆幫的那家也怕你傳染，不讓你去住，怎麼辦呢？最後還是於大娘看你可憐，同意照顧你幾個月。」
我不記得母親到醫院去看我，卻記得患病時總被護士按住打針。那些針不僅打在我的屁股上，還打在胳膊和腿上，甚至扎到腦門上。現在想來大概是肝炎病人需要經常驗血，而我人小血管細，進針很難吧。
我患麻疹時怕見風，母親在床邊拉起帳子，不許我出門。我站在窗前向外望，臉還腫著，過路的人說我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小熊。
常生病常吃藥是件苦事兒，有一次趁媽媽不注意，我把該吃的藥丟在箱子和床的縫隙間。媽媽問：「你吃過藥嗎？」我回答吃過了。可什麼都逃不過她的眼睛。多年後，母親還會說起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發現你會撒謊。你記住永遠不能對媽媽撒謊！」
母親照顧生病的我，操心受累，但脾氣也很急躁。她從不會講一句溫言軟語，總是一邊照顧一邊抱怨責罵，似乎生病都是我的錯。很多年後，母親還說：「你小時候總是生病，我好不容易存一點錢，你一生病就用光了。」
聽她的抱怨，我曾想過也許我真的很礙事。如果那次煤氣中毒死了，就不會再礙事了。我甚至幻想爸媽還能生個小弟弟，待他長大後，告訴他曾經有個姐姐，如何如何的可愛，特別是在他淘氣的時候，於是我就如天使般地永遠活在家人的心中了。
母親不喜歡社交，也沒有什麼朋友，音樂和歌唱是她唯一的喜愛和寄託。然而，在她唱歌的年代裡，當局不斷地發動著革命群眾運動。在「運動」之外所剩無多的日子裡，母親的唱法，她的出身和丈夫，甚至她所受過的專業訓練又都成為她登台演唱的障礙。
我的記憶中，只有一兩個她登台的畫面，印象最深的是她穿一襲天藍色長紗裙走上舞台，身後的管弦樂隊氣勢非凡。我看著樂隊指揮伸出雙手，第一小提琴開始了，如泣如訴。母親傾身向前，唱出了第一句。她的聲音清麗而曼妙，但表情略顯僵硬。
也許是她個性太嚴肅，太正派，太不會逢場作戲吧？我不知道她唱的什麼歌，但從表情和曲調，我猜那是一首悲傷的歌。很多年之後，我問起那次演出，她答那是歌劇《蝴蝶夫人》中的詠嘆調《晴朗的一天》。
在1965年的氛圍下，母親居然能唱這首歌，真是太奇怪了。她解釋道：「確實，那是革命化民族化的時代，許多藝術歌曲，西洋歌曲都不能唱。我是洋唱法，這樣一限制，我能唱的歌就少之又少。我也試圖唱民歌，可我無論怎麼唱，人家都說不像，總是批判我資產階級的洋唱法，所以我只好不唱。後來因為下部隊演出不能都是管樂演奏，他們還是要我唱。結果選了《安東尼達浪漫曲》和《晴朗的一天》，前者是蘇聯反侵略的歌劇《伊凡·蘇薩寧》第三幕的唱段，後者被認為是反美的，也被批准唱。」反美？我愕然。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此前，母親不過問政治，一心唱歌。1957年時，她反對父親出去聊天，總是說你有時間要多練業務。但是這一次，母親不能再不過問政治了。
文革初期，她唱過的《晴朗一天》就被羅織了「喬喬桑等待美軍丈夫歸來的心情暗合她期盼右派丈夫的心態」的罪名，在批判她的大字報上，她被稱為「李香君」。其後數年，她只參加過幾次合唱。
1969年，去黑龍江的五七幹校後，母親就被分配去伙房燒火。我從地里勞動回來，經過食堂，常見她圍著一條灰白色的圍裙，坐在灰堆里篩著煤灰，認真地找出可燒之物。後來，她的右眼裡生出一片雲翳，我想就是那時候吹進去的煤灰。
母親並不怕勞動，也做過更繁重的勞動。但幹校之後的許多年，舞台上的那條天藍色長紗裙和煤灰中的圍裙總是交替出現，每當憶起戴圍裙的母親，我都會哭。
後來幹校的小學需要音樂教員，母親被調去當老師。當時能唱的只有幾首革命歌曲和八個革命樣板戲，我不太清楚，母親怎麼打發她的音樂課，不過她教過的孩子都說，母親給了他們一生中唯一的音樂教育。幹校的中學演出樣板戲，我被派演主角。樂隊缺人手，母親又被派去拉手風琴。
我們演了好幾個月，我歌母親伴奏，之所以說「歌」，是因為別人都說我唱的是京「歌兒」，而非京劇。母親拉的是72貝司的大琴，她個兒小，拉起來十分吃力。沒拉多久，手腕上的腱鞘炎就犯了，疼得不行。暗地裡，我巴望著母親回到小學去，因為她的手傷，也因為她看我的缺點歷來都是火眼金睛。那是母親無歌的日子。
1974年，母親又開始唱歌。但那時她主要是指導排練，教學生。彼時，我在工廠已學徒滿師。儘管母親一直非常反對我專業唱歌，但大學久久不開，看到同事們的孩子憑著一技之長考入專業文藝團體，她才決定教我唱美聲。聽到母親的決定，她的同事們都搖著頭說：「唉，老杜啊，你該早動手。你女兒年齡太大了，考文工團太晚了。」
那段時間的每個周末，我們都在琴房裡度過。母親從最簡單的歌曲教起，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黃自的《玫瑰願》。母親說：「我不是花腔女高音，你卻是。你的聲音比我更靈巧明亮。」
有了一些基礎後，她開始教我唱西洋歌劇，其中最難的是《魔笛》中的夜女王唱段。我看著母親彈唱，佩服著她的音樂天分和音樂素養。她能自彈自唱，能伴奏。數年後，她退休，又去音樂幼兒園教孩子彈鋼琴。她記譜能力強，無論彈奏還是演唱，都能自如地變換曲調與和聲。
她聽力敏銳，總能聽出我的音高不夠，或不准，或其他的什麼毛病。那段時間，母親不僅教我，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學習和提高演唱技巧。她隨喉科醫生林俊卿先生學咽音唱法，又與早年的老師，留美回來的李維博先生切磋技藝。她常去中央樂團聽課交流，樂團的獨唱演員孫家鑫和張麗娟都曾與母親同學。她還做了大量的聲樂筆記，我甚至懷疑她打算寫一本有關美聲唱法的書。
對美聲唱法，她有著宗教般的感情：「學會正確的發聲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好，只要她/他有基本的嗓音條件。」「以前嗓子長小結，還是因為方法不對。東歐的唱法是面罩唱法，唱的時候是要『唱』出來，而林大夫的咽音唱法是要放鬆聲帶，而不是特別要『唱』出來。就像這樣『啊』，你聽，這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大白嗓。咽音是頭腔共鳴，聲音向上向後走，你以為聲音不大，但有共鳴，音量大。」「你唱的時候，喉結要穩定。」
她說著說著，就用手指掐住我的喉結，試圖分開喉部的兩隻小骨頭。「你的喉結，喉結要固定不動，喉氣不要向上跑，就是這樣，就是這樣。唱過高音之後，你的嗓子才不會調上去，馬上就能唱低音。」私下裡，我以為林大夫的發聲方法固然科學，但那不是唱歌，而是肌肉訓練。
訓練了一段時間後，我就去報考鐵道兵文工團和中國歌劇舞劇院。考歌劇院時，郭蘭英是主考之一。我參加了複試。老師們滿意我的聲音，但身高卻不符合要求，最終未被錄取。母親繼續教我唱歌，但私下裡，我認為她是嚴師，卻不是好老師。在教我唱歌時，她往往批評有餘，鼓勵不足。有時我一張口都被她打斷：「位置，位置！」「錯了，錯了。」
我終於患了聲樂課恐懼症。幸虧後來大學重開，我也幸運地考上。面對那些「唱衰」我們的人，我終於可以替母親爭一口氣了。
1974至1985年，隨著美聲唱法的興起，歐風美雨鋪天而來，一直打壓洋唱法的「民族派」不再趾高氣揚了。在多年被冷落被迫害之後，母親的學生中有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她似乎也被重新認識，重新獲得了尊重。
新時代帶給母親一定的尊嚴，也帶來名利場上的痛苦。雖然母親自己能唱，對唱法也領悟頗深，教導學生毫無保留，盡心盡力，但她個性嚴謹，一直是社交和名利場的低能兒。
一天，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場獨唱音樂會，獨唱者正是母親的一個學生。她跟隨母親多年，能唱的西洋歌劇基本上都是母親一字一句教出來的。音樂會後，在接受電視台採訪時，她卻隻字不提母親，自稱是某個有名氣的聲樂老師的學生。據我所知，她僅是那個名人上大課時的旁聽生。
母親每次提到這類人和事，難免氣結，並說從此她再也不教學生了。但每當有人求教，她又故態復萌。
母親唱了一輩子的歌，雖然她的美貌和音樂才能從未給她帶來一點世俗的名利。
我的母親於2017年10月10日去世，謹以此文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