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前，我的電影院多是在工作單位的大操場。不記得那時多久才放一次電影，但放電影猶如天使降臨，令眾人喜氣洋洋。在幼兒園時，和小朋友吵架，不再理睬。如果那天放電影，我就非常興奮地主動摟住那個小朋友，邊跳邊說：「我和你好，我和你好！」其實人家未必願意和我好，此舉多少有些一廂情願，不過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表現吧。
1960年代，我們總是看，也只能看兩部打仗片——《地道戰》和《地雷戰》，兩部列寧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看得太多了，電影裡的台詞，諸如「你們，悄悄地進去，打槍的不要。」「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耳朵就是那個耳朵，普通的耳朵」等早已爛熟於心，聽到上句，就能接上下句。1978年上大學，某同學長相頗似列寧，遇上食堂排隊或者其它擁擠場合，如果他正好在人群中，眾人就會說「讓列寧同志先走」（此為「列寧」片中的經典台詞）。
雖然看過很多遍這四部電影，但放電影時眾人還是不會棄之不看。每當放電影日，操場上先掛起一片白色的幕布，幕前早早地就擺滿了小板凳和小椅子。一吃過晚飯，人們扶老攜幼，向操場走去。電影要等天完全黑下來才能開始，但這段等待的時光卻是最快樂的。場上，老人樂，孩子跑，中年人聊天。我總能看到舞蹈隊的女孩兒盤著頭，修長地站在邊緣地帶。作為「crowd pleaser」，她們的快樂可能比我的還多一點。
一開始放映時，眾人立刻安靜下來。沒人評論，無人講話，一些孩子坐在銀幕背面，他們的身影與銀幕上的光影混為一體。觀眾們全神貫注地盯著銀幕，時不時地跟隨劇情發出不同的聲音。放著放著，銀幕突然黑了。「唉，還在跑片啊。」這時，眾人鬆懈下來，開始大聲說話，或站起來，走去方便。
大概當時電影片的拷貝比較少吧，「跑片」就是一部電影在附近的單位輪流放映。無論跑多少地方，等候多長時間，看客絕不會生氣。即使電影放到一半下雨，只要雨不算很大，觀眾也絕不會離開。風雨中，鼓動的銀幕上，景物人物都已變形，觀眾依然在觀看，直到雨越下越大，風越刮越緊，觀眾們才會很不情願地撤離。
外子生長在農村，無人下鄉定期放電影，但他舅舅家對面山上的駐軍定期會放電影，哪天放電影又永遠瞞不過孩子。那時他家裡兄弟三人，最小的才兩三歲。這小孩走不了山路，熬不了夜，睡著了又很容易著涼，哥哥們都不願意帶他去看電影。每到放電影，兩個哥哥都要設法瞞過小弟弟，趁其不備，偷偷離家，若不小心被看到，小弟就會哭鬧，不但走不脫還會被母親責罵。
大概從1970年代初，朝鮮、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替代了「列寧」和「兩戰」。這三個國家當時都是我們「遍天下」的朋友。《賣花姑娘》一公開放映，就以政治特別正確，極其擅長煽階級之情而風靡全中國，其中一曲《賣花歌》和以及眾多的啼哭鏡頭賺足了觀眾的眼淚。
現在想來，那會兒觀眾跟著流淚的原因可能各異，頭一次看確實真被感動了，但看過數次還在哭的或許是革命熱情疲軟之後顯露的溫柔人性，或許是那時人人都有傷心事兒，趁機也哭一哭。
相對《賣花姑娘》，北韓反映社會主義時期生活的電影，比如《鮮花盛開的村莊》等比較無趣，但我還是記住了其中的一句台詞——「好看的臉蛋兒能出大米嗎？」
後來，東歐電影登場。羅馬尼亞故事片《多瑙河之波》，阿爾巴尼亞故事片《寧死不屈》《海岸風雷》和《廣闊的地平線》等都曾紅極一時，這其中最讓少年人動心的是《多瑙河之波》。我的一個女友當時還在上中學，她回憶說：「雖然其中的一些鏡頭已被真理部刪得七零八落，但人類最美麗最溫柔的情愫還是透過刪片的利剪，如陽光般地穿透烏雲，照耀著少年維特們的心，劇中人安娜的蕾絲胸罩帶來的震撼相當於後來的露點鏡頭。」
我記得那部影片中的英俊船長在船上抱起新婚的妻子，邊旋轉邊大喊：「我要把你扔到河裡去！」這台詞立刻「風靡一時，為很多青年吟誦。吟誦時還浮想聯翩，激動不已，後來竟成為中學男生向女生調情的首選！」另一句船長死前的台詞「安娜是個好姑娘」也在北京的中學生「茬架」時運用，如果真打起來，戰敗者常常背誦此句，以顯示風度和悲壯。我女友說，她那個時代的少年人，若沒看過《多瑙河之波》，簡直就沒法談戀愛。
我記得放映南斯拉夫影片已是1970年代中期，彼時已近露天電影的末世。我母親單位放的最後一部露天影片是《瓦爾特保衛塞拉耶佛》，當時我看得如痴如醉。不久，一起看露天電影的舞蹈演員楊華就獲得全國舞蹈比賽一等獎，隨後她遠嫁美國，新郎是讀博士的高幹子弟。本來我們都滿心祝福這一對郎才女貌從此過上幸福生活，但不知何故，她被單獨遞解回國，從此再未出現在舞台上。
除了公演電影之外，1970年代還放映過一些「供批判」的內部電影，比如日本片《啊，海軍》和《山本五十六》等，但我沒資格看。另有一些因批判而出名的電影，比如前蘇聯影片《第四十一個》，直到2009年，我才有機會在網上看到。後來披露，即使在文革中，當局的最高領導還可以隨意欣賞那些被他們批判的資產階級影片。
1970年代末，我在上大學。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電影《追捕》《望鄉》《砂器》《遠山的呼喚》和《生死戀》等。看電影幾乎是全校出動，看完後幾天，大家都還在談論。不僅背誦台詞，複習劇情，評論演員，而且日本人的審美很快影響了國人。人們開始追星，高倉健、中野良子、吉永小百合、栗原小卷、山口百惠…追星總比只崇拜一個神要好。
1980年代中期，我在紐約上州讀書時，夏天常去看露天電影。與美國的車文化匹配，露天電影叫做「drive-in-theater」，也就要開車去看。我無車，楊先誠同學熱心地帶我們幾個無車戶去，車子裡坐五個人，票價大概是一車一美元。
我們駛入影院後，就找停車位，一般是先來先得。與大陸的露天電影不同是，沒好位置也不能把車子開到銀幕背後去。好處是即使下雨也不影響觀看，一邊刷著雨，一邊看。停好車，把車位上配的話筒放入車裡。若車位比較靠後，視覺效果不好，但「聽」起來毫無問題。
很多人停好車，再去買熱狗、爆米花和汽水。很大一桶爆米花，澆了奶油，香氣四溢。這些美國電影院的經典食品比一般商店裡賣得貴，據說電影院主要靠此盈利，而美國的觀眾極少自帶吃的，很願意花錢買，似乎只看電影不吃爆米花就不能算享受。當時我的英文不夠好，看原聲電影有些吃力。轉頭看看周圍，隔壁車上一對年輕男女正在親昵，顯然並非只看電影。唔，你懂的。
在中國看露天電影，人們聚在一起，西方看露天電影，人們被車子隔開。這不僅因為汽車文化，也體現了西方文化中看重個體的價值觀念，而且似乎該價值在英美國家更甚。據我多年觀察，這世界上少有幾個國家的國民如英裔美國人那樣地渴望孤獨，喜歡獨處，那樣地希望與他人保持距離。我們家附近的拱門國家公園面積有300多平方公里，每月訪客大約數千，但我的同事卻說太擁擠，周末寧願開車到無人區去，晚上在哪裡看星星。美國人喜歡與人保持距離也表現在電影中，在《我的希臘大婚禮》（My big fat greek wedding）里，新郎的英裔父母因希臘親家熱情貼近而手足無措。
西方電影中，有不少與電影院有關的精彩故事，也有表現電影院的精彩鏡頭，但露天電影入鏡的卻不多。我回憶起來的只有《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和《電影院天堂》（Cinema Paradiso）。後者開幕的鏡頭是一張白床單隨風飄舞，它很可能隱喻著銀幕。
在古老的村莊裡，沒有電影看的人們怎麼娛樂呢？黎巴嫩作家Anwar FAccawid的短篇紀實《電話》，記述了現代發明介入古老文明的故事。他生長的Magdaluna曾是一個天老地荒的地方。村民沒有日曆，若問何年發生的某件事，人們會回答「在下大雪的那一年」或「在地震的那一年」。
在那村里，寡婦Im Kaleem的小屋猶如一方舒適的綠洲，慰藉著精疲力竭的村民。夜幕降臨，男人們聚集在她家中，就著三盞煤油燈，吃喝聊天。孩子在院中玩耍，時不時地男人們差遣去買煙或傳話，得一點兒小錢兒買彈球兒玩兒。Im Kaleem一視同仁地，毫不為己地愛著村裡的每個男人。雖然村婦們相互訴說著丈夫的不忠，但私下卻因自己的男人拜訪她而鬆了一口氣。當地人信仰天主教和長老派基督教，而真正的天使卻是這位寡婦。若在中國，她肯定是被唾棄為大破鞋。
電話侵入後，娛樂和消息發布中心轉移了，Im Kaleem頭髮突然變白，迅速衰老，不久就無法邁出大門。因為電話，很多村民陸續走出村莊，包括作者本人。八十年代的中國也見證過類似的變化，不過帶來大變化的是電視。在無電視的時代，中國公社或縣級的劇團演員往往是當地的大眾情人。電視普及之後，人們足不出戶就能看到國家級演員的表演。在情感的失落上，黎巴嫩村莊的寡婦和中國縣城劇團的演員大約相同。
進入電視錄影時代之後，所有的電影院生意大減。錄放機、電話、電視和計算機的發明都有美國人的份兒，這一切發明又似乎迎合了美國人喜歡獨處的生活習慣，當這些發明傳到東方的農耕社會，東方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逐漸被改變。
比錄影放像機更具有衝擊力的是，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影視娛樂從集體觀看轉向家庭，再轉向單個人的觀看。隨著娛樂普及和信息共享，影院劇院反倒成了奢侈品。除非是特別注重視覺藝術的片子，我本人已不大去電影院了。幾年前的感恩節，我在《紐約客》看到一幅漫畫：一家五人坐在一張沙發上，每個人都埋首於「I」打頭的小物件，對身邊的人視而不見。對比美國畫家Norman Rockwell的資本主義大家庭的美滿畫面，不知是悲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