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接觸上柴「聯司」（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的簡稱）的問題，最早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那時上海的形勢相當亂，張春橋、姚文元剛從北京到上海不久，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張春橋讓他的秘書何秀文打緊急電話到武康路二號，說有兩個人闖入他們住的興國路招待所（現今的興國賓館），叫我去處理一下。
「聯司」人員夜闖興國路招待所
那天已快到半夜了，我急忙騎上自行車，趕到那裡。進了興國路招待所的邊門，只見門裡面吵吵嚷嚷，張春橋的秘書和部隊的軍官、值勤的解放軍戰士，圍著兩個人，正在跟他們爭論。何秀文打電話通知時要我以一個群眾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出面，所以我就走上前去對那兩個人說：「我是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其中有個人認識我，很快就叫出我的名字：「你是徐景賢。」他介紹自己說是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的。
我說：「你們到這裡來幹什麼？」
他說：「我們要見中央首長。」
我問：「你們怎麼會找到這地方來的？」當時張春橋、姚文元住的地方是非常秘密的。
那兩個人不肯講，他們堅持說：「我們到這裡要向中央首長匯報情況。」
正在我們對話的時候，「工總司」二兵團的頭頭耿金章來了，他也是張春橋的秘書打電話叫來的，張春橋要我們兩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出面勸阻那兩個人。
耿金章對他們態度很兇，說：「這地方是禁區，你們怎麼可以闖進來？」
通過問答，才知道他們是翻牆進來的，當時牆上築有鐵絲網。他們翻進大院後，見院裡是一個大花園，分布著好多幢樓，不知中央領導人住在哪裡，就挨家挨戶地找。文革以前，興國路招待所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來上海時住的地方，守衛得很嚴密。本地的來訪者要見中央首長，都要從大門口先打電話進去，然後由裡面派人出來接。那兩個人在裡面闖了半天，沒有結果，最後被解放軍戰士帶到門口傳達室。
耿金章和我兩人，一個扮白臉，一個扮黑臉，耿金章很兇，我比較溫和，一起勸他們回去。他們堅持了很久，看來見不到中央首長了，便留下單位、姓名走了。他們此行的目的，說是要向中央首長反映上海柴油機廠兩派的問題。
我等那兩人和耿金章走了以後，就跟何秀文一起到裡面看望張春橋。張春橋住在五號樓，見了我們的面他餘氣未消，惱怒地說：「解放軍根本沒用處，那兩個人居然可以翻牆頭跨越鐵絲網到院子裡面來，解放軍根本不敢碰他們。他們一幢樓一幢樓尋找，到了五號樓，我正在看文件，聽到外面要找人，就把燈關掉了。只聽見他們走近來，說要找中央領導，解放軍跟他們對話，就在我窗下糾纏了好久，才把那兩人勸到外面去。解放軍說要保衛我們，到關鍵的時候，連槍也不敢開。」我當時想，這兩個人並沒有謀害領導的意圖，開槍總是不行的。
張春橋又說：「我已經問過了，這兩個人是怎麼會來這裡的？」原來上海警備區政委李世焱和副政委李彬山，知道中央首長張、姚住在這裡，代表警備區來看望。他們出門的時候，正好碰見那兩個人，兩人看到年紀很大的解放軍首長從裡面出來，就把他們堵住問：「這裡是什麼地方？」兩位政委告訴道：「這裡是中央首長住的地方，你們不要隨便闖。」他們一聽便來勁了，興國路大院門口警衛森嚴，無法進去，他們就繞道到後面，翻過圍牆跨過鐵絲網，闖入院裡。當天只知道他們是上柴「聯司」這一派的，因為沒有造成什麼後果，也就算了。
但到後來，當上柴「聯司」和上柴「東方紅」（「東方紅兵團」）兩支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銳的時候，聽說這件事也變成「聯司」的一條罪行，有人宣稱上柴「聯司」的兩個人，在張、姚到達上海沒幾天，就半夜翻牆直闖張春橋、姚文元的家裡。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的家在康平路大院裡，那兩個人到興國路只是為反映情況而已，根本稱不上什麼「罪狀」。
「聯司」提出「改組」上海市革會
此後，我們就開始注意上柴「聯司」和上柴「東方紅」的矛盾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正好在張春橋、姚文元住處匯報工作，王洪文打電話來報告，說他已帶了好多人衝到上柴廠去。據說那天廠里發生了一場很大的武鬥，還抓了人。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清楚上柴兩派究竟是什麼關係，只是對王洪文講：「不要造成重大的傷亡。」其實這時王洪文和「工總司」已經介入到上柴兩派的矛盾中去了。
後來，我們問王洪文是怎麼回事，他說：「『聯司』和『東方紅』兩派都宣稱自己是造反派，主要是上柴廠里的兩派在打倒誰、解放誰和結合誰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在誰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問題上有爭論。」據說這種爭論一直牽涉到八機部。對這些是非我沒有時間去弄清楚，也沒有認真去研究過，因為當時正值上海奪權初期，我實在太忙，顧不上去詳細了解。
之後，上柴「聯司」一派來找我們，上柴「東方紅」一派也來找我們，他們都認為市委機關聯絡站是張、姚的辦事機構，都想爭取我們的支持。果然，市委聯絡站的工作人員中有同情「東方紅」的，也有像郭仁傑那樣同情「聯司」的。我的態度是：哪個地方發生兩派矛盾的時候，不要去支持其中一派。所以，開始的時候，我在上柴「聯司」和「東方紅」的問題上一直是比較超脫的，沒有發表過意見。
等到交通大學「全向東」（一個年輕教師湯福坤的化名）與上柴「聯司」結合後，不斷在社會上發表言論，才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上柴這麼一個大廠，又有軍工生產，兩派對立很激烈，影響了生產，特別是軍工任務。我們派部隊的軍宣隊進去，不久軍宣隊很快地宣布「東方紅」是左派，「聯司」當然不滿意，他們就把軍宣隊辦公室砸掉了。部隊報告警局，警局抓了兩個砸辦公室的人。這樣一來，「聯司」更不滿意，組織人到市警局靜坐，從此就把上柴「聯司」的問題鬧到社會上去了。
上海「一月奪權」以後，很多基層單位都存在著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不同的群眾組織都打著「造反」的旗號，宣稱自己是「左派」，壓制對立派，大搞派性，唯我獨「革」，大權獨攬，不想和對方聯合而只想把對方打下去。而王洪文等指揮的「工總司」又往往支一派、打一派，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受壓的、丟權的或是失意的組織，對市革命委員會、「工總司」和「支左」部隊有意見，或是心裡有氣，現在正好趁著上柴「聯司」敢於向市里挑戰，就紛紛表示支持「聯司」，還成立了一個全市性的組織：「支援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聯絡總站」（簡稱「支聯站」），把各種對立力量都糾合起來了。
「聯司」把矛盾鬧到社會上來，使我們很傷腦筋，這影響到我們奪權以後的秩序問題。「聯司」派人到市警局靜坐以後，我們不斷地要市政法指揮部出面解決。市政法指揮部發了好幾個通告，但都不能平息矛盾。因為市政法指揮部是市革命委員會的所屬機構，「全向東」他們認為政法指揮部偏袒上柴「東方紅」，開始把不滿言論指向市革命委員會。從五月份開始，我們收集了好多有關「全向東」的言論，他的中心意思是：，上海市的政法機關對上柴「聯司」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必須改組負有領導責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批評「聯司」的做法。「全向東」又批評《解放日報》、《文匯報》是資產階級喉舌，是資產階級代理人，而且說上海政宣部門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裡，因為對宣傳工作不滿意就把矛盾扯到我頭上來了，當時我在市裡的排名在王洪文的前面，所以「全向東」在七月份提出一個說法：「徐景賢、王洪文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且鼓動一批群眾衝擊學生組織「紅三司」。比較嚴重的事件是有人放火焚燒西藏路的光明中學。雙方大辯論的時候，還有人把南京路上一輛同情上柴「東方紅」觀點的人駕駛的摩托車推翻，點火燒毀，不料被住在和平飯店樓上的外國人拍了照片，在國外報刊上登了出來。我看到了國外的報導和照片，很生氣，認為這樣做就是要搞亂上海。所以我當即下達指示，要《文匯報》、《解放日報》收集「全向東」和上柴「聯司」的言論，編成幾版報紙版面，加上批註，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裡發行，對「聯司」發起凌厲的宣傳攻勢。
「聯司」和「阿東」形成兩大派
「聯司」受壓以後，提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的口號。當時正值夏季，天氣炎熱，雙方就利用晚上乘涼的機會，在人民廣場設台辯論，支持「聯司」的和支持上柴「東方紅」（簡稱「阿東」）的辯手都很活躍。群眾去那裡觀看熱鬧，進場時有人首先要問你是支持「阿東」的還是支持「聯司」的？人民廣場上就像過去上海饒舌「小熱昏」的架勢，搭起了舞台，每天晚上雙方對著幹，展開大辯論，熱鬧非凡。
當時上海勢力較大的是一批在市里掌權的造反派，以「工總司」領銜，另一批是在野的造反派，「聯司」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還有「工總司」一兵團、二兵團、三兵團的一些下台的頭頭，曾經挨過整，還有學生組織「炮司」的一些人，「紅革會」的一些人，都受過打壓。於是各種各樣沒有掌握權力的造反派，在社會上借「聯司」的問題形成了一股力量。事實上，當時被打倒的「走資派」和「牛鬼蛇神」都不敢擠進這個隊伍去，「挺身而出」參加大辯論的人都打著造反的旗號，包括「聯司」也宣布自己是造舊市委的反、造陳丕顯、曹荻秋的反的，他們的口號是：「市革命委員會必須改組！徐景賢、王洪文必須從市革命委員會滾出去！」，他們又從南京路市百一店高樓上掛下來幾條大標語，上面寫著：「打倒陳、曹黑秀才！」群眾一看，就知道是要打倒徐景賢的，因為我造反以前還在給原市委起草文件、代曹荻秋寫檢討報告。現在「聯司」就製造輿論，把我劃到陳、曹一邊去。
在六月份的時候，「聯司」在廠里又搞過一次武鬥，還衝擊了上海市青年宮。市革命委員會為此發了一個《六·二九通告》，明確提出要制止上柴廠的武鬥，把「聯司」放在被告的地位上。「聯司」當然很不服氣。
七月一日，王洪文決定由「工總司」出面聯合各個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開了一次大會，聲討「聯司」和支聯站。我與王少庸、馬天水、王承龍、王洪文商量，覺得「聯司」這樣搞下去，會把上海搞亂。因為各區、各系統的「支聯站」都紛紛成立，上海從此有可能分裂成為對立的兩大派，這是我們最擔憂的事情。所以我們贊成王洪文聲討「聯司」的行動。
《六·二九通告》以後，我們邀集上柴「聯司」和「東方紅」兩派的頭頭到衡山飯店談判，市革命委員會領導全去了。我記得，「聯司」的負責人楊仲池來了，他是一九六二年的清華大學機械系畢業生，分配到上柴廠後成為技術骨幹，現在是「聯司」的頭頭，「東方紅」的負責人也來了，但是「聯司」的代言人「全向東」沒有來。我們在會上提出的方針是：兩派在本單位辯論是可以的，但是雙方應該求大同、存小異，爭取聯合起來，而且不能發生武鬥，不能把另一派的人趕到廠外面去。那天雙方爭論不休，談判沒有結果。
那時，「東方紅」這一派在廠里留不住了，住到外面。廠里變成「聯司」一派了。局勢有一觸即發的危險，還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武鬥。市革命委員會的幾個領導商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決定再放下一次架子，登門去跟楊仲池談判，希望他們先讓「東方紅」的人回到廠里，然後在廠里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雙方要繼續抓生產，不能把生產停下來。
那天我們認為直接去上柴廠是相當冒險的，王洪文沒去，因為「聯司」對他意見很大，怕他去了會出事情。去的是我、馬天水、王少庸、王承龍四人，每人後面只跟一個警衛。我們闖到「聯司」總部，楊仲池在那裡接待我們。當時楊仲池非常傲氣，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一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居然敢於對市革命委員會持這種態度，從沒見到過。我們心裡很生氣，但都忍住了。楊仲池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錯在「東方紅」這邊，他們是正確的，指責市革命委員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一派，反對一派。但是最後他終於同意讓「東方紅」那一派回廠。
「東方紅兵團」的成員回廠不久，又出了一個七月十八日事件。因為雙方把大字報貼來貼去，發生了衝突，釀成武鬥。觀點傾向「東方紅」的工具車間工段支部書記解福喜在武鬥中被打死，矛盾馬上激化。王洪文抓住這個機會，七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廣場開了一個大型追悼會，追悼大會結束後，又舉行全市卡車大遊行，在第一輛大卡車的前面掛了一幅解福喜的大照相，企圖在全市造聲勢。
這時，「聯司」也發了一份備忘錄，為打死人辯解。我們請法醫做屍體解剖，屍體上傷痕累累，我詳細地看過屍體解剖的照片，我認為這個解剖是可信的，結論是武鬥重傷致死。但是在「聯司」的備忘錄里，說解福喜是因疾病或者中暑而死。我當時覺得「聯司」的態度很不對，文過飾非，這個組織在武鬥致人死亡後還要抵賴，是完全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