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伍衝進去後，辦公區的一號樓、二號樓、三號樓很快就被占領了，只剩下四號樓，是一幢多層大樓，也是「聯司」總部。他們在樓上搞了一套裝置，配備有鋼瓶，帶著噴霧器一樣的噴嘴，噴射強酸。他們為堅守準備的磚頭、石塊、鐵塊也很多。隊伍攻到四號樓，久攻不下。正在這時，旁邊的木模車間又失火了，大家一邊忙著救火，一邊繼續強攻。當時進攻者的武器只有鐵棍、長矛，槍倒是沒有發。攻勢很猛，四號樓里的人終於抵擋不住，一層一層地由下往上撤退，最後退守到屋頂平台上，把上平台的樓梯封死。於是，進攻的人只能從牆外的落水管爬上去，爬到平台邊緣，守衛的人又將他們推下來。當時消息報來，我認為肯定已經跌死了好幾個人。每掉下一個人，王承龍就在現場給我打電話，我說：「完了，又死了一個！」
四號樓久攻不下，但旁邊木模車間的失火、救火，啟發了進攻者的靈感。正在現場的「消革會」（「消防系統革命造反委員會」）的司令吳大炮很起勁，很想在這場戰鬥中立功，他下面還有一個「義革會」（「義務消防隊員革命造反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在當時都是很有實力的。一聲號令，他們調來十七輛消防車，把四號樓團團圍住，長長的雲梯架上去，把四號樓屋頂平台包圍起來，準備用高壓水槍攻擊。誰知下邊把消防帶接上後，高壓水槍里的水卻放不出來，原來進攻前給高音喇叭停電以後，廠里的水源也中斷了。消防隊趕緊從一千多米遠的一條河浜里接水，雲梯上的多支高壓水槍（又名「大炮水槍」）就對著四號樓屋頂平台上的守衛者猛烈噴射，守衛者被一百多磅的水柱沖得稀利嘩拉，無法招架，消防隊員就乘機從雲梯上跳下去，在屋頂平台上舉起消防斧頭劈打。趁著守衛者混亂之際，進攻者們大批蜂擁而上，解決了最後一個據點。
工廠里最高的煙囪上還飄揚著一面「聯司」的旗幟，進攻隊員又爬到煙囪上把它拿下來，這就象徵著攻堅戰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參加打「聯司」最賣力的是兩個廠的工人造反隊員：上海矽鋼片廠和上海鐵合金廠，後來這兩個廠成為上海「文攻武衛」民兵組織的基幹廠。當時，我關照在現場指揮的「工總司」戴立清，不能打死人，他在那裡指揮時一再提醒進攻者，不要打俘虜，但是實際上動手打的人很多。被俘的「聯司」成員，男的上身衣服被扒掉，赤身露體挨打。「聯司」的頭頭楊仲池也被抓到了，聽說是在地下室里揪出來的。從電影鏡頭裡看，楊仲池被打得很厲害，雙手抱頭，口吐白沫，押送時一路上有人揪他的頭髮，拳擊他的兩肋，連在兩旁保護他的人也挨了打。整個戰鬥從上午十時左右發起總攻，到最後清掃戰場、押送俘虜，已是傍晚六點鐘了。
我最關心兩件事：第一，到底傷亡如何？死了幾個人？戴立清按我的要求一個人一個人清點，包括從屋頂平台上跌下來的，受傷送到醫院去的，清點下來他給我打電話說沒死人。我不相信，他說：「我已經點了兩遍了。我現在吃力得連路也走不動了，就是一個也沒有死。受傷是有的，還不少。」我想，如果沒有死人的話，對外、對上都好交待。「聯司」的「俘虜」當夜都被轉移到交通大學，我還是不放心，特地趕到那裡去看過，多方打聽下來證實了確實沒有死人，終於舒了一口氣。第二件事情，我關心全部武鬥的過程拍下來沒有？我叫上海電影製片廠趕快把片子洗印、剪輯、整理出來，隨時準備調用。
毛澤東巡視上海並觀看砸「聯司」的紀錄片
當天深夜，毛主席在上海知悉了剛發生的這場大規模的武鬥事件，他便說要到外面看看。毛主席從虹橋路的「四一四」招待所，坐上一輛蘇聯造的鋼甲防彈轎車出發。這車原是史達林送給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吉斯牌，混身黑色，車身厚重，北京有好幾輛，上海只有一輛。毛主席到上海總是由固定司機開車，司機就是市委車隊隊長老劉。車窗上裝著厚厚的保險玻璃，車身用兩寸左右的厚鋼板做成，不要說手槍射擊，連機槍、手榴彈都打不進去。當時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對群眾是絕對保密的，轎車從「四一四」招待所開出，向鬧市區駛去，毛主席坐在後座，窗上有薄紗擋住，他可以透過車窗向外張望。
張春橋事後告訴我：毛主席的車子開到外灘時，曾被人家發現過。當時在毛的轎車前、後各有幾輛北京吉普負責保衛和開道，車隊開到一個路口，不知怎麼搞的，旁邊路上有一輛卡車突然插進北京吉普和毛的轎車之間。毛坐在轎車後座，可以看到前邊插進來的一輛卡車的後部，坐著幾個裝卸工人，他們居高臨下朝後張望，有一個工人發現後邊一輛轎車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趕緊同旁邊的人說了，還向轎車裡指指點點。同車的中央警衛局警衛人員緊張起來，馬上遞給毛主席一張報紙，假意讀報把臉部遮起來。那幾個人萬萬沒有想到車上真會是毛主席，隔著保險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點吃不准，事後才沒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傳開去。張春橋後來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連連說：「好險，好險。」
毛主席的車在外灘黃浦江邊緩緩行進，當天參加武鬥的人還沒完全散盡，馬路上的車輛和行人很多。外灘市革命委員會大門口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鋼釺、頭戴柳條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原來在市革會大門口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反而不顯眼了。毛主席的車慢慢繞過市革命委員會大門口，他這邊看看，那邊瞧瞧，目睹了這個經歷了一場大武鬥以後的城市夜晚的緊張情景。
第二天，張春橋通知我：「你趕快在電視台裡面播放昨天拍的片子。」電影紀錄片拍出來以後，電影廠已經連夜洗印、剪輯好了，我趕到電影廠去先審查一遍。影片長度為五十分鐘左右，完全是現場實錄：武鬥雙方門口對峙、彈弓射擊、堆高機撞牆、逐屋爭奪、噴射硫酸、失火救火、雲梯進攻、半空開戰、屋頂互毆……直至楊仲池被抓、毆打俘虜等等，全部過程歷歷在目，看得人驚心動魄。我布置上海電視台當天晚上播出這部片子，把播出的時間告訴了張春橋，由張去轉告毛主席的隨從。後來，張春橋又通知我讓電視台播放過兩次，一共放了三次。張春橋對我說，毛主席通過電視觀看了這部影片，還稱讚雲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張春橋說，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興趣。
後來有的文章里說，毛主席是不贊成上海砸「聯司」的，理由是毛主席回北京後，發表了在上海作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但根據我的了解，事實真相卻不是這樣的。毛主席看了砸「聯司」的紀錄片以後，我們都很興奮，王洪文因為指揮這次武鬥嘗到了甜頭，認為上海工人造反派很有戰鬥力，建議以上海矽鋼片廠和鐵合金廠民兵團為基礎，重建上海民兵組織，改名叫「文攻武衛」。當時我們認為文革以前上海的民兵路線是不對頭的，不僅上海，全國也是這個情況，民兵沒有戰鬥力，用兩句話可以概括：「牆頭上的官，抽屜里的兵。」所謂「牆頭上的官」，就是民兵幹部的名單都貼在牆上；「抽屜里的兵」，就是民兵的花名冊都鎖在人民武裝部的抽屜里，民兵難得訓練，打實彈的機會更少。張春橋則認為民兵都是「花架子」，沒有實戰能力。於是，他趁打完「聯司」這個機會，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主席回答：「武裝上海十萬工人。」
張春橋問：「可不可以發槍？」
毛主席說：「每人先發一根棍子。」
這是當時兩人的對答，張春橋向我們傳達的原話。有人刨根問底，對當時有沒有發棍子特別感興趣，實際上，建立「文攻武衛」組織的工廠里都有鋼釺、鐵棍，磨尖了就變成人手一根的梭鏢，根本用不著逐級發棍子。棍子是沒有發，但是過了幾年還是給上海「文攻武衛」隊伍發槍了。
根據毛主席的表態，張春橋當時正式寫了一份重建上海民兵的請示報告，毛主席圈閱後，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都跟著圈閱，表示同意。上海民兵就改成了「文攻武衛」，人民武裝部也改成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王洪文就這樣當上了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部的總指揮。毛主席視察了「八·四」大武鬥以後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總司」調動三十萬工人武裝砸掉「聯司」全過程的紀錄片，他覺得上海的形勢和他剛離開的武漢的形勢大相逕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裝完全能夠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決心武裝十萬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這正好說明：毛澤東是完全同意和堅決支持上海打「聯司」的行動的。
砸「聯司」的實質是兩派權力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離開上海的時候，上海、武漢的大局已經穩定。毛走的時候，不再乘飛機，而是從上海乘專列回去的。虹橋機場邊有一條專線，專列就停在這條線上，這條專線的外面是大圍牆，有鐵門可以把專線的入口封鎖起來。專線的月台和車門的踏步是平齊的，用不到跨步上車，適宜於老人登車。那天臨走的時候，毛主席很高興，讓所有的隨行人員，警衛、護士、醫生以及汪東興、楊成武、余立金、張春橋等，都圍在他旁邊，在車站上拍照留念。張春橋後來把這張照片拿給我看過，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所見到的張春橋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砸掉「聯司」後，北京和外地的紅衛兵對上海的反應很大，有些人公開支持「聯司」，指責上海「工總司」調動武裝血腥鎮壓「聯司」。八月二十日，張春橋到北京，在會上表態說：「『聯司』要上海大亂，這樣的局面怎麼能夠維持下去呢？上海出動工人武裝砸掉『聯司』是完全正確的。」張春橋敢於在北京的會上公開支持砸「聯司」的行動，說明他是摸到了毛澤東的底的，他知道毛是支持這次行動的，所以才敢於出來說話。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已處於失意的在野狀態，所以他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同情「聯司」，這是從全國範圍的角度來觀察的。至於在上海，「聯司」和「工總司」的矛盾，更是在野的造反派和掌權的造反派的矛盾激化的表現，在支持「聯司」的隊伍里，我曾經發現過戴祖強的弟弟，是「支聯站」的頭頭，而戴祖強是「工總司」一兵團的負責人，在上海「一月奪權」的時候，他曾要成立一個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和二兵團的耿金章相結合，另外成立一個政權，後來被王洪文砸掉了。戴祖強的弟弟就說他的哥哥是被壓制的，所以他要支持「聯司」。其他像「紅革會」的某些人、「炮司」的某些人也支持「聯司」，因為他們在「一月奪權」中都是受壓制的，這正反映了當時的權力爭奪。
但我並不認為當時代表「聯司」觀點的人都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他們同樣擁護文化大革命，他們也打著「批判修正主義」、「打倒走資派」的旗號，也主張推翻上海市委，也高呼「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的口號，只是因為他們在本單位、本地區的掌權問題上受到壓制，所以才四出串連，和社會上各種各樣被打下去的力量結合起束，想用各種方法掌權，於是就出現了大動盪和大武鬥。奪權和反奪權，奪取權力後如何瓜分權力，這是上柴「聯司」問題所以爆發的深層的社會原因。
毛澤東講過文革一年發動，兩年搞徹底，三年收尾。但搞到那時，反而天下大亂，違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他想要穩住大局，決不允許再天下大亂。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在視察全國時，也說過七、八、九月以後，全國的形勢要穩定的話。上柴「聯司」和各地一些在野的、沒有得到權力的組織提出「上海要第二次大亂」、「全國要第二次大亂」，肯定不符合毛當時的戰略部署。所以我覺得，如果把砸「聯司」與武漢事件、與毛澤東視察全國、希望穩定的設想聯繫起來，就比較容易理解這些事件的發生背景和發展脈絡了。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第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