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澤東從武漢來到上海
「七·一八」事件發生後，形勢急轉直下，導致八月四日上柴「聯司」的被砸掉。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砸「聯司」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應該和全國形勢的大背景聯繫起來加以考察。當時全國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即「七·二〇」武漢事件。毛主席當時在武漢，武漢的兩派矛盾激化。「百萬雄師」這一派得到了武漢軍區和司令員陳再道的支持，包圍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的住處。毛主席的住處正好在王力的隔壁。王力出去跟激動的群眾說話，群眾認為他支持另一派，把他打傷了。當時的中央擔心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很緊張，認為陳再道可能搞兵變，所以他和江青一起建議毛主席轉移到上海來。說來也巧，正當毛主席到上海的時候，上柴廠出了解福喜被打死的事情。中央認為毛主席在武漢的安全受到威脅，由周恩來總理到武漢緊急安排毛主席撤出。中央原來已經有過決定：為了保證安全，今後毛澤東外出不能乘飛機，所以他從北京到武漢時乘的是專列。但是這次緊急撤出時又乘了一次飛機，這是毛在一生中最後一次乘飛機，從武漢直接飛到上海。毛主席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兩點抵達上海的，這一天，人民廣場正好召開上柴廠被打死的解福喜的追悼大會。毛主席來後住在上海西郊虹橋路的「四一四招待所」（今西郊迎賓館），上海當時的重大任務，就是要確保毛主席的安全。
七月二十二日，河南發生大武鬥，江青在北京接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時，明確肯定了「文攻武衛」這個口號。當時林彪、江青都主張造反派要掌握武力，不僅要文攻，而且要武衛。林彪、江青後來把陳再道召到北京，進行批鬥，並在武漢把「百萬雄師」這一派壓下去了。
張春橋是陪同毛主席從武漢飛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見河南「二七公社」負責人的詳細談話記錄用文件的形式批轉給我，同時告訴我，這個記錄可以散發。我就把江青的談話印成傳單，夾在《文匯報》、《解放日報》裡發行。我覺得當時中央的方針非常強調「文攻武衛」，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武。
毛主席到上海以後，七月二十三日，我們在人民廣場開了一個「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的大會，完全是針對武漢事件、河南大武鬥，包括針對上海上柴「聯司」和「支聯站」的。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通過他掌握的警局楊浦分局，搞了一次秘密的突擊搜捕，把正在泰安路「支聯站」總部開會的「支聯站」頭頭二十五人全部抓獲，把其中的十四人送交市警局關押，但「全向東」沒有到會，未能抓到。當時，游雪濤領導的秘密組織「掃雷縱隊」派人打進了「支聯總部」，掌握了他們的動向。所以，「支聯總部」是首先被解決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柴「東方紅」的隊伍全部撤出了工廠，為以後的「踏平聯司」創造了條件。八月三日，由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起草，經過我改定，經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發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致上柴『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市革命委員會是當時上海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權力機構給一個工廠的群眾組織的成員寫一封公開信，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我們當時認為對「聯司」已經仁至義盡了，找它出廠談判不行，上門去談判也不行，市政法指揮部又控制不住他們的行動，最後一招只有向他們的群眾寫信了。市革委常委擴大會在討論這封信的草稿時候，也頗有爭論，比如「工總司」陳阿大堅決不同意在信中提「聯司」是群眾組織，主張一定要宣布「聯司」是反革命組織。我說服他：「聯司」還是群眾組織，「聯司」的群眾我們還應該稱他們是「革命群眾」，希望他們能夠起來與「聯司」的頭頭決裂。
《公開信》印成大布告的形式，派專人直接送去上柴廠。當時的做法也很特別，由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派幹部乘著三輛大卡車，拿著公開信，還通知新聞記者、電影廠的攝影師一起去，看「聯司」怎麼應對。到了廠門口，「聯司」完全把市革命委員會作為對立面，不讓進廠，送信人就在車上用高音喇叭廣播《公開信》，結果「聯司」派人把高音喇叭砸了，把電影攝影機奪走了，打了攝影師，還把幾個送信的代表帶進去教訓一頓。三輛大卡車被砸，實際上是「聯司」中了我們設下的一個圈套：市革命委員會給你寫信，你居然敢於對市革會派出的代表動手，這說明「聯司」的問題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市里對它採取進一步行動就有充分的理由了。
王洪文決定動手砸「聯司」
八月四日凌晨三點，王洪文在華山路八百八十八號召開「工總司」全體委員的緊急會議，討論如何對上柴「聯司」動手。我覺得要動手的話，一定要經過張、姚批准。我當時多次打紅色保密電話找張春橋，但他陪毛主席去了，不接我的電話。我把緊急請示告知他的秘書，秘書答應轉達，但張春橋始終沒有回覆。沒有他的批准，我是不敢下最後動手的決心的。估計是他有意不表態，讓王洪文出面放手去干。
王洪文把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等找到華山路888號參加作戰會議，他們把楊浦區的地圖攤開，在上柴廠的周圍標出了很多作戰點，對廠房、倉庫、水塔、食堂，甚至上柴廠沿黃浦江周邊的區域，都作了詳細的作戰部署。因為怕「聯司」成員從黃浦江上轉移出去，特地從港務局調了幾艘巡邏艇，把江面封鎖起來。
部署完畢，王洪文已經等不及張春橋的批准令了。
王承龍作為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參加了華山路八百八十八號的作戰會議，他根據我們商定的意見對王洪文說：「這麼重大的行動要春橋、文元同志批准，我們還是等一等好。」
「不管了，動吧！」王洪文自己拍板了。凌晨，上海的各個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舉行誓師大會。會後，浩浩蕩蕩的隊伍乘著一千多輛卡車向上柴廠進發。
我記得，八月四日那天天還沒有亮，王承龍氣急敗壞地衝到榮昌路六十號市革會專題寫作組，緊急敲我臥室的門：「快起來！老徐，快起來！王洪文他們已經調隊伍打『聯司』去了！」
我很著急，張、姚都沒有表態，怎麼辦呢？我趕到康平路辦公室，王少庸也被從睡夢中叫醒，我們只能面對現實。當時王洪文又下令從楊浦區大廠調隊伍，最初調四萬人，後來有些單位聽到消息就自己跑去了，加起來有十幾萬人。軍工路上塞滿了人和車，各種各樣的車輛載著工人，他們拿著鋼釺、鐵棍，戴著柳條帽，穿著帆布工作服。鋼鐵系統的造反派最先趕到上柴廠，充當了打頭陣的隊伍。在現場指揮的是王洪文、戴立清、張寶林和王腓利。我讓王承龍一定要跟他們在一起，並下了一個命令：決不能打死人！我最擔心的就是武鬥死人。上柴廠解福喜一死，對「聯司」很不利；假如這次在打「聯司」的過程中，「工總司」這邊也打死人，事情就會更複雜化。我處理過一九六六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工總司」與赤衛隊大武鬥，只是傷人，沒有死人，後遺症就少些。所以我要王承龍帶去一條死命令：打「聯司」不能打死人！我和王少庸、馬天水沒有去上柴廠現場，我們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禮堂聽取消息。
王洪文他們在上柴廠外圍的工農新村，找了間有電話的房子作為指揮所。除了陸上包圍以外，還調來艦艇，從黃浦江上斷了「聯司」的後路。開始的時候，雙方都採取宣傳攻勢，打「心理戰」，高音喇叭對高音喇叭。最前沿的是幾十名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文攻」。外面對裡面廣播：「『聯司』必敗！『東方紅』必勝！」還策動「聯司」廣大戰士起來造「壞頭頭」的反；裡面對外面廣播：「『工總司』鎮壓『聯司』絕沒有好下場！」而且口號提得很策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階級不打工人階級！」王洪文聽了大為生氣，下令：「把裡面廣播喇叭的電源切斷！」有人立即通知供電局切斷廠區電源，結果裡面的喇叭不響了，外面照樣廣播。
「聯司」製造的彈弓威力很大，他們在厂部辦公樓屋頂平台上樹起一根根水泥柱子，系上很粗的橡皮筋，用洋元（鐵棒）鋸成一段段鐵塊當子彈，像一段段胡蘿蔔塊，通過橡皮筋向廠外陣地彈射出去，射程很遠。這些彈弓像一挺挺機關槍，很具殺傷力。「工總司」戴立清在前沿指揮的時候，一塊洋元打到他胸前，把衣服口袋裡的鋼筆都打斷了。他後來告訴我這件事，我說：「幸虧鋼筆保護了你，不然，胸口肯定要受傷。」裡面發射的「子彈」把外面的高音喇叭也打壞了。外面有些人想衝進廠門口去動手，但裡面樓頂上守著很多人，不斷朝外扔石頭、鐵塊和自製燃燒瓶，甚至噴射鏹水和硫酸，使進攻者無法逼近。上柴廠的圍牆也很厚，一時難以突破，後來從外廠調來四輛二十五噸的大型吊車和堆高機，從側面撞牆，牆倒下以後，外面的隊伍沖了進去，開始了逐屋爭奪戰。「聯司」人員死守，進攻隊伍攻下了食堂、酸洗車間、鑄工車間、冷鍛車間，衝進了三十米高的金工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戰鬥十分激烈。
（三）
電影攝影師拍下砸「聯司」的全過程
上海電影製片廠一位姓殷的攝影師和我比較熟悉，他在隨市革命委員會代表給「聯司」送《公開信》時已經挨過打，對「聯司」有一肚子氣，這次他帶著電影廠「敢死隊」跟著最前面的隊伍一起衝進去，爬到廠內的制高點，用好幾部攝影機居高臨下地同步拍攝，把砸「聯司」的過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來。這就是後來製作完成後放給毛主席看的一部長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