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蕭功秦的話，也有不盡然的地方。譬如說美國知識分子，雖然不像在俄法兩國那樣聲名顯赫，但是在上個世紀也曾有過兩次大顯身手的時候。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針對壟斷財團的"扒糞運動"，一次是在1960年代針對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一旦社會出現新問題——不論是新產生的問題如資本壟斷化，還是新感受到的問題（久已存在但過去不認為是問題或不認為能夠解決的問題）如種族歧視——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就彰顯出來了。如果最近的世界經濟危機不能V型或U型反彈，而是長期拖延下去，就會孕育出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
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後的知識分子》中最先提出了"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問世，宛如美國1960年代那一茬公共知識分子在離開歷史舞台時的一聲悲鳴。波斯納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乾脆就以《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命名。他們都認為，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學院化趨勢，是導致公共知識分子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錢滿素說："由於大學增擴，幾乎將知識分子盡數收入。現代大學的龐大、富裕、安逸、自由是學者們難以拒絕的，目前美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少數就業於'思想庫'和政府部門，絕大部分是教授。同時也只有在自己領域裡有了學術地位後，面對公眾才有權威，才會受到媒體邀請"。學院知識分子的專業化、規範化要求，弱化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反抗性。
但是在我看來，恰恰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成功，導致了他們的衰落。如果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真的到來了，公共知識分子將會萬劫不復。專制政府垮台後，各階層的民眾可以通過民主渠道自己向政府施加壓力，對於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代言人的需求就下降了。所以有人說："異議人士與專制政體共存亡。"蘇聯東歐國家以及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就已經飽嘗了民主轉型後的世態炎涼。
布爾迪厄、古爾德納等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一種自我調節功能，可以把"文化反抗者"轉化為"文化資本"、"文化權力"的擁有者。上一代公共知識分子，如許紀霖所說"取得了足以獲得話語霸權的文化資本，他們因而也越來越保守化，不再具有當年自由漂浮者那種獨立的、尖銳的批判性"。此時，他們之中不願意被"體制化"的人，或者說"永遠的反對派"，便只能從公共知識分子淪落為獨立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喬姆斯基是世界範圍內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在開發中國家有很多人青睞他、追隨他；但他在美國只是一個邊緣化的獨立知識分子，幾乎無人問津。公共知識分子不僅有"批判"、"破舊"的功能，還有"建設"、"立新"的使命。如果只是自說自話，永遠不可能被主流社會採納，這種言說只具有為"文化多樣性"保留一種"文化基因"的價值。
除了喬姆斯基這樣的人，還有另一類獨立知識分子，他們根本不管政治上的是非對錯，全身心地致力於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美國社會其實是很"講政治"的，很少有人敢於冒犯"政治正確性"，但就是有學者打破禁忌，研究不同種族之間的智力差異。他們是陳寅恪所謂"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的知識分子，只探索"天地之奧秘"，而不在乎"人間之冷眼"。
二、從"獨立"到"公共"
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演生史，我們是從書本上看到的；而中國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發展史，是我們親身經歷的，如果我們不把它寫出來，後代人和外國人想要研究的時候，將會遇到研究資料不足的困難。根據留在文字上和記憶中的材料，可以勾畫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主流自我定位的軌跡，是從"獨立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
梁啓超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知識分子。他與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有著類似心態，他在1902年《敬告留學生諸君》，首先強調的就是"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西方列強）他國之學生有異矣"。"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為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為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有用之。"他所謂"更有事焉"，就是要留學生回國後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今日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像王寵惠、胡適這樣的"海龜"，果然不負期望，盡了自己的"天職"。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五四時期達到了極致，後來則每況愈下。到筆者這一代蒙頓初開的時候，公共知識分子從整體上說已經被掃蕩乾淨。
徐友漁指出：自1949年之後在中國有30年之久公共知識分子存活的條件被基本上剝奪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難，勉力發表自己的觀點，其命運要麼是成為殉道者，如撰寫"出身論"的遇羅克，要麼被批鬥和關押，如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李一哲"。他們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流行的稍縱即逝的機會，使自己的觀點得以為人所知和廣為傳播。而在其他年代裡，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沒有機會使思想在公共空間得到表達。
文革"動亂"期間，誕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典範，一個是遇洛克，一個是顧准。遇洛克在《中學文革報》發表了《出身論》，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也因為這一點，他被最高當局下令槍斃。異端思想只要一進入"公共領域"，馬上就夭折了。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轉而求其次，滿足於成為一個獨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顧准就是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況下，將自己"離經叛道"的思想和理論發展到時代的一個高峰。他的思想成為"公共財富"，要等到1990年代了。文革十年，曾經有過許多顧準式的自由知識分子，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已經成為朱學勤所謂"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需要我們進行"考古"發掘。
打倒"四人幫"之後，體制內有"思想解放運動"、理論務虛會、四千人大討論，體制外有民主牆、民刊、高校競選運動，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是過去二十多年中難得一見的。後來當局以"四個堅持"、"清污""反自由化"名義屢次進行打壓，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再度出現了知識分子議政的新高潮。在此期間，知識精英始終以"獨立知識分子"自命，而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說法。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新概念還沒有從西方知識界傳入中國；一方面是因為生活之樹常青，理論則是灰色的，理論認識總是滯後於社會實踐。
當時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有兩個明確的針對性。一是針對毛澤東的"皮毛論"。（毛說：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小生產所有制五張"皮"上。現在，知識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不聽主人的話"，"明年就不下聘書了"。）二是針對1980年代所特有的知識分子"入閣""入幕"傾向。
1986年9月，我在胡平《論言論自由》座談會的發言中說："胡平的文章是一個標誌，是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人格逐漸形成、新的知識分子典範逐漸形成的一個標誌。……沒有紳士風度，實現不了言論自由。同時，欺騙、藉助某種權勢，也實現不了言論自由。胡平只是娓娓道來，而不靠政治上的算計。我們只能靠言論的合理性來說服群眾。在氣候好的時候，真正的知識分子也不應該藉助權勢，來加強言論的說服力。"兩年半以後我又在一次座談會上說："知識分子要有獨立的政治人格。遺憾的是：許多知識分子（包括從事政治研究的個人和群體）都儘量使自己的形象模糊，以便謀得更多的發展機會，這是政治人格未發育成熟的表現。從政治主體方面，現在知識分子可以說是基本崛起了，從88年下半年開始。我認為我們這些人覺醒早一些，但這不構成一個占統治地位或領導地位的力量，一直要等到88年的北京飯店會議，到今年的簽名運動，到這次的學生運動，才最終標誌了中國的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它已經在歷史上崛起了。那麼下一步呢，它的成熟化呢，很顯然是需要有一個組織起來的過程，從政治上的自覺到一種組織上有力量的政治主體。"
1988年，湯一介先生在《經濟學周報》上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的前途》一文，指出："在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道德學問'的人常常自己想當'帝王'，或者幫助別人當帝王。這樣就使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作為一個自覺的集團的作用大受限制，從而很難形成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群體意識。當前中國知識分子如果要形成一自覺的群體意識，就必須努力保持其'不治而議'的特性，這應是毫無疑義的。"
同一年，我所在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和《中國文化報》聯合召開了兩次知識分子問題學術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有鄭也夫、許紀霖、吳廷嘉、黃萬盛、高增傑、閻步克等。鄭也夫當時撰文說："在官僚機構中補充一些中青年知識分子也是開明的措施。但掌權者的直接意圖往往是為了增加幾個能幹的官僚，並沒有想引進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氣氛。……這種補充新血只有周期性地不斷進行，才能保持住官僚機構中的活力。而要這樣做，一個前提條件就是社會上存在著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後一領域的知識分子可以向前一領域流動，但前提是：兩個領域都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他還援引科塞的話說："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縛是他的標誌，他總能'在'一個社會中而不完全'屬於'它。一定程度的疏遠正是完成知識分子角色的前提，而同時這種疏遠是建立在對於社會基本理想和中心價值的深切關心之上的……在他們深切關注的同時，他們應保持獨立，這種態度使他們通過'獨立關注'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而超越感情上的中立和盲目的捲入。"許紀霖後來回顧說："作為一場嚴肅的思想討論，'知識分子熱'還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的自由意識和獨立人格。這一訴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為一個普遍的共識。""這一獨立意識的關懷便催生了我所稱之為的思想界。在'文化熱'之前，中國除了專業的學術界，只有理論界，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是在理論界展開的。但理論界與權力中心、與主流意識形態靠得太近，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的爭奪。從新啟蒙運動開始，知識分子便慢慢地從體制中心向體制邊緣發展、向民間發展，開始建構起一個民間的思想界。"
1980年代人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獨立性"，強調的是與官僚機構保持距離，而不是與政治運動和社會生活保持距離。王軍濤說："真正一再挑戰執政者的是第三代知識分子，他們成長於文革和其後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共產黨意識形態失去影響力的文革後受到正規教育並接受西方社會思潮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他們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知識分子問題，不僅倡導培養獨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人格和心態，而且試圖上接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精神。他們是民主牆運動、校園民主、學潮、新啟蒙運動的主導力量。通過80年代的這些活動，他們形成自己的多元社會的理念和獨立政治人格。到80年代中後期，他們先後發動從書熱、沙龍熱、民意調查熱、文化熱、民辦學校熱、新學科引進建設熱和從商從政熱、幕僚諮詢奏摺熱、大型研討會熱，開拓獨立的影響社會的渠道和機制。到80年代末期，他們與上兩代知識界領軍人物已經創造出左右輿論和人心的政治思潮格局。儘管從經濟基礎、制度化空間和思想成熟上他們還不能與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相比，但由於政治穩定有序和各界期望，他們對政治演變進程的影響並不小於民國時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