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下的普通語境中，獨立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所指，有很大的重疊；然而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二者又有很大的差異。本文導言先給出二者的初步定義；第一節從世界範圍的知識分子演生史，考察公共知識分子的興衰輪迴；第二節從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考察中國知識精英的自我定位是如何從"獨立"的知識分子轉變為"公共"的知識分子；第三節對於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給出較為詳盡的分析。
誰是獨立知識分子？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先生所作紀念碑碑文中，對於此類知識分子的典範，有一個很好的描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誰是公共知識分子？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一書中的定義是：以公眾為對象、就政治和意識形態性質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牛虻，要像蘇格拉底一樣對現狀發問，雖然不一定都要發聾振聵，但也能挑戰常規，啟發思路，衝擊思想的麻木。根據賽義德的說法，他們應該能"公開提出令人窘迫的問題，對抗正統和教條（而不是製造它們），不能輕易被納入政府和企業"；波斯納補充道，也不能輕易被納入其他宗教、社會、學術的教條。
"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和"挑戰常規，啟發思路，衝擊思想的麻木"，這是兩種不同的心態與做法，筆者年輕的時候，還分辨不清二者之差異，要等到"知天命"之年，才能真正體會箇中滋味。
一、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首先要說明的是，知識分子不是讀書人，讀書人古已有之。對於大多數讀書人來說，"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捷徑；只有少數讀書人，才具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東林人物"事事關心"的境界。在西方，早期大學裡雖然有良好的人文教育，但是其培養目標是神職人員、律師和醫生，而不是知識分子。像蒙田、盧梭這些歐洲知識分子的先驅，就不是出身於大學。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也與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無關。中共所謂"知識分子"，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標準：蘇區肅反的時候，小學畢業就被列入可殺之列；抗戰初期的時候，中學生就是吸收黨員的優先對象；1956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1957年"反右"的時候，中專學歷以上才入法眼；1980年代的幹部"知識化"、"專業化"，對"知識分子"的劃界已經升至大專或本科；到了21世紀初，如果不是"海龜"或戴上一頂博士帽，就很難提拔到較高的領導層次。朱蘇力說：20年前，作家和詩人在中國肯定是知識分子，可自打王朔點出"過去有些作家是流氓，如今有些流氓是作家"之後，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籠統地認為作家詩人都屬於知識分子了。所以，知識分子既不能用學歷來界定，也不能用職業來界定。
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最早來源於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現在十九世紀的俄國。俄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包括拉季謝夫、十二月黨人、普希金、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國的知識分子不是一個職業性的階層，而是一個精神性的群體，這批人有些可能是軍官，有些可能是教師，有些可能什麼都不是，但他們在精神氣質上則有著共通之處，有"謀求公眾福利的獻身感"。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真正的知識分子——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義、價值和品質的代表，而不是國家、社會階層和社會利益的代表。精神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創造者擁有預言的使命。"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說法，實際上是對知識分子概念的根本性顛覆。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是法國。1898年，左拉、法朗士、普魯斯特、莫奈、克列孟梭等人發表了《知識分子宣言》等一系列文章，挺身而出為遭受誣陷的猶太人上尉德雷福斯辯護。"知識分子"當時在法文中是一個貶義詞，雷威在《自由的冒險歷程》中寫道："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黨！在這喊聲中有種挑戰，有種逼人的傲慢……這是一種方式，非常大膽的方式，將一個近乎侮辱性的稱號作為一面旗幟來舞。""成百上千的詩人、畫家、教授，他們認為放下手中的鋼筆或畫筆來參與評論國家的事務是他們分內的責任，與此同時他們修正了'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含義。……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現了一種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寫員、詭辯家、博學家標誌出其他時代一樣，也是新鮮而有特定性的。"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知識分子主要是一些自由業者，他們在精神氣質上有點像波西米亞人，經常坐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哈貝馬斯指出，"公共領域"就是這樣出現的，當時"公共領域"的主體就是這批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咖啡館裡討論的主要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公共話題。
知識分子不是產生於現代化領先國家——英國，這是很耐人尋味的。英國的進步路徑是經驗累積式的，新舊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英國的著名思想家都是畢業於大學，職業是教授、法官、議員、行政官員等。無論是思想創新還是政治創新，最初都是發生在一個上層的小圈子內，然後再逐漸擴散到全社會。直到19世紀的憲章運動，才有群眾性的運動發生，而從這些運動湧現出來的明星也不是左拉那樣的知識分子，而是新型政治活動家——工會領袖及其在議會中的代言人。蕭功秦說："從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來看，凡是中產階級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如英國與美國，觀念型知識分子並不很多，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當有限。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過社會壓力集團來申張自己的利益。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為社會而申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觀念人'，而是被稱之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個專業的利益集團中總有一些以自己的專業立場與自身利益為基礎，同時又為社會公益事業而積極活動的人士。"
而在像俄國那樣的後進國家則不然，一批留過學或者受到留學者影響的人，具有西方的知識背景，許紀霖指出："以這樣一種精神態度來觀察俄國當時落後的專制制度，他們便覺得所處的社會極為醜惡、不合理，產生了一種對現行秩序的強烈的疏離感和背叛意識。"於是，他們就要把自己的感受訴諸於社會，啟蒙顢姍的統治者與愚昧的民眾，以達成"趕超"先進國家的共識。如果現行體制過於保守與封閉，遲遲不能響應他們的呼喚，他們就要發動民眾打破這個"鐵屋子"。所以，知識分子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以公眾為對象、就政治和意識形態性質的公共問題發表意見的"公共知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