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的大潮席捲朝廷。正如費正清所說，隨著「現代」的到來，「1900年之後的中國天翻地覆」。13當然，變化主要出現在經濟領域。由此，商業發展了，最初的工業化也出現了。這些雖然不能讓整個中國經濟迅速「現代化」，但確實給中國的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帶來了繁榮和富裕。費正清進一步指出，這一時期的「增長在各主要省份最為強勁」，私人企業的成長壯大到了需要「在制度架構上表達出來」的程度。14與此同時，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的程度也與日俱增。粗略估算，此間中國經濟增長率之高相當驚人。15據研究20世紀早期中國的權威經濟史家羅斯基（Thomas Rawski）估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事實上與1897至1931年間的日本不相上下16，中國也因此「決定性地突破了經濟演化的舊模式」。17而人所共知，上述時期日本經濟的表現可謂奇蹟，其GNP在1900年為19億日元，到1920年已高達110億日元。18
中國這個時期的對外貿易也有迅猛增長。經濟史學家的研究顯示，那種認為對外貿易及外國投資只會對中國有害的看法，這時已經站不住了。相反，外貿「不僅對條約口岸、而且對內地農村的產出增長都有顯著的積極作用」。19從18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中，由於國際參與日益深化，中國進出口開始快速增長。20據海關總稅務司的數據顯示，有記載的貿易額（進口和淨出口）的價值，從1880年代後期年均20萬海關兩，增加到一戰期間年均超過100萬海關兩。21到1900年，棉紡織品取代鴉片成為中國第一大宗進口商品，占到全部進口的40%。20世紀初中國的貿易結構也有了顯著的多樣化。出口方面，中國外銷絲綢、茶葉、大豆製品和棉紡織工業產品。221902—1914年，外國在華投資也翻了一倍。23
但是，隨著經濟現代化的進展，社會衝突也在增長，而並非如當局所期盼的那樣被馴順。新建項目經常引發政府與當地社區的對立，對立的勢頭可以蓋過官僚與商人的合作。尤其是被視為經濟進步與繁榮之關鍵的鐵路，其建設在許多地方都激起了社會騷動。24族群衝突亦明顯加劇；現代化開始喚醒占中國人口絕大部分的漢人的民族意識，相應增加了他們對滿族統治者的不滿。然而，在解決這些衝突上，晚清的政治制度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1900年代的慈禧新政涉及教育、軍事和行政等多方面，包括在中央政府設立現代的部，在各省組建咨議局（1908年）、甚至計劃在北京召開國會。25雖然各省的咨議局鼓勵了地方、社會與漢族的政治參與，但總體來說，變法的實施是「不情願的、斷斷續續的、並前後矛盾的」。26
更重要的是，伴隨上述新政舉措的是「試圖重新加強中央對各省的控制，並使權力集中於北京的一小群滿族權貴之手的種種努力」；而且，新政的目的「是挽救而非摧毀這個王朝」。27這便決定了新政在解決社會衝突時的無能。當經濟現代化加劇社會不滿時，帝國政權沒有採取相應的、根本性的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來應對。其所進行的有限的政治改革，其實與深遠的經濟改革一樣，旨在維持、甚至強化現存制度以保證滿族精英壟斷實際權力。歷史學家已經指出，正是這一情形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不滿。可以說，政府的經濟改革增強了社會的力量，而強大了的社會力量卻決心要終結滿族的統治。新興反對力量的核心，不僅有各省諮議局的商人、新軍人物，還有各種秘密會社——後者既包含長期反抗「外來」滿族的民族鬥爭因素，也反映了當時農民們的苦難現實。28因此，孫中山革命勢力的崛起和辛亥革命的成功並非簡單地源於中國的經濟落後與民眾貧困，而是源於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初步成功所促發的種族衝突和社會動盪。讓清帝國垮台的，也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所帶來的衝擊；相反，這一衝擊激發了改革，而改革甚至創造了繁榮，但是繁榮反過來激化了社會對政治束縛的怨憤。改革還進一步加劇了政治不滿，並強化了反對派組織抗議的社會政治力量。簡言之，改革和繁榮加深了危機，並為政治革命增加了動力。
從布爾喬亞繁榮到布爾什維克革命：民國的第二輪周期
辛亥革命未能突破上述困局。中華民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重複了上述循環：從經濟進步，到社會衝突，再到革命——這一次是共產主義革命。當然，貧困依然是驅動農民革命的因素之一，但歷史的真相又絕非如此簡單、線性。日本入侵前的十年中，政府倡導的各項經濟現代化政策相當成功，1930年代的繁榮也令人印象深刻。這段繁榮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認識之中被隱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共產黨宣傳有意突出中國在1949年前的落後。本節的重點是從西方學術著作中汲取經濟數據，以糾正主流中國記錄中對這一時期經濟現代化進程的敘事，從而揭示孕育社會衝突和政治革命的背景。
白吉爾第一個明確提出，南京十年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年代」。她這樣寫道：「辛亥革命十年之後，即1920年代初，民族資本主義全面活躍起來，新一代的商人伴隨工業生產和對工薪勞動階層的剝削而誕生了」。29這個故事顯然有兩面：一面是經濟繁榮，另一面是階級對立；兩者攜手發展而共同指向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
據白吉爾研究，這一「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見證了經濟發展、迅速的城市化和中國對全球經濟的深度參與。30一戰後，中國產品湧入歐美市場，1919年上海口岸出口價值額比上一年增加幅度達30%。1917年以前，中國外貿總額增勢平緩，但此後五年增長迅猛，從1918年的10.4億兩白銀到1923年的16.7億兩，增幅達60%。白吉爾還指出，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結構日益多樣化，且貿易逆差也在縮小。她由此認為，就外貿結構而言儘管中國仍顯示了不發達經濟體的特點，但「已不再是一個依附經濟體的貿易結構；毋寧說，它對應於現代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31「由於國內外兩重市場的需求刺激，生產擴大了」。32從1912到1920年，現代產業增長率達13.8%；此種快速增長步伐，只有到了1953至1957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才再次出現。33毫無疑義，這段時間出現了經濟繁榮，民國的「整個商圈」因此受惠。1914至1919年間，紗廠單位線球的平均利潤增長70%，同期錢莊利潤增長74%，重要企業的利潤增長了20倍，有些甚至達到50倍；股息高達30-40%，有時甚至達到90%。34
向稱謹慎的學者也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成就「令人矚目」。35賀金思（Graham Hutchings）指出，這類經濟成就「包括鐵路、公路和電信的建設，還有學校和大學的創辦或改革」。36他認為：「政府日益強化的經濟干預雖時有腐敗，但造就了一批專業的管理精英。1928年收回關稅自主權，在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也終結了外國對海關稅收、鹽政管理和郵局的控制。『不平等條約』時代的終結尚需時日，但民國政府竭盡所能地在推動這一時刻早日到來。」37
即使對國民黨政權持較強批評態度的歷史學家，也同意說「民國歷史並不只是一段持有期，並非是經濟的全面停滯和政治體系的崩潰。相反，現代都市因素的聚合增長為1949年之後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38
經濟史學家們對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率的估算各有差異，但都承認工業經濟和對外貿易有迅猛發展。有研究者認為，1914/18至1931/36年間，工業部門整體比重從16.1%提高為18.9%，其中現代工業年均增長率達9%左右，其比重也從3.5%提高為7.5%。39外貿在整個1920年代持續增長，至1931年，進口與淨出口年度總值達到峰值，為324萬兩白銀（1910年代僅為約100萬兩）。民國最初大約十五年左右的外貿指數，若以1913年為基數100，到1931年則為240.7，40增加了近1.5倍。1920年代，外貿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達10-17%，毫不遜色於同時期的美國及世界其它重要獨立經濟體。411914至1931年間，外國在華投資翻了一番；至1931年累計投資額達32.43億美元，占當年GDP的大約三分之一。42可以說，無論按哪個指標，「直至1930年代，中國的貿易和硬通貨淨流入狀況都在不斷改善」。43
另有學者強調國內市場的擴大，指出一戰後的十年「出現了工業僱傭的高潮」，「特別是在輕工業部門」。44還有研究顯示，「黃金十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年均增速達8-9%，這一速度代表了民國大部分時期的發展節奏。45一位對南京政府持嚴厲批評態度的歷史學家也估算說，1931至1936年間中國（滿洲除外）工業年增長率達到6.7%。46根據他的研究，南京十年期間全國發電量增加一倍，年均增速9.4%，棉布產出增長16.5%，銀行存款增加15.9%。這些數據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1936年生產比1929年提高僅6%，）、美國和法國（兩國1929—1936年生產甚至分別下降了12%和21%。）。47他還觀察到在抗日戰爭初期依然有工業高增長，1938至1943年間工業產出增加了近四倍。48
當然，中國經濟在抗戰的後期幾年裡受到了嚴重損害。但是，因加入美英盟國並參與戰後國際政治重建，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提高。1943年，英美兩國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並同意取消上海公共租界及其他特權。至此，除香港還在英國手中外，整個大陸「不平等條約的時代已成為過去。」49如一位史學家所言：「1943年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與蔣介石進行了會晤，這是首次中西高峰會。首腦們達成一致：日本戰敗後，滿洲和台灣將歸還中國。中國的國際新地位獲得了確認，並重新拾起了失去已久的尊嚴」。50隨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獲得了『大國』（Great Power）待遇，並將在戰後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她成為國際社會中倍受尊重、且具有（幾乎）完全主權的成員。這是自一個世紀之前西方槍炮打開中國國門以來幾代民族主義者所夢寐以求的目標」。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