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帶來抗議：經濟成功與政治不滿的周期性困境1
中國在從1911年到2011年的一個世紀之中充滿了改革、叛亂和革命，儘管在這百年裡，統治中國的不同政權，從晚清王朝到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政權，從毛澤東的政治恐怖到後毛時代轉行資本主義之實的共產黨政權，全都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謂國家利益，強調國家統一、社會控制與政治穩定的重要性。2一般認為，叛亂與革命的發生，是源於晚清以來中國所遭受的貧困與停滯。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們的一個標準看法，就是在持續鼓吹國家富強之時，強調他們所理解的貧弱中國和因此而來的現代化動因之間的種種聯繫。3共產黨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闡釋（如今已經成為當今官方觀點或主流敘事，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在中國人的觀念里代替了其它闡釋）強調，1949年之前的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民飽受經濟貧困、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的苦難，國家則遭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肆意欺辱。4無論在本土中國還是在海外，人們所廣為接受的當年中國的標準圖景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敗於大英帝國，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中國持續處於貧窮、停滯和保守狀態。對那些不認為毛有效地解決過貧困問題的人來說，這種狀態甚至一直延續到1979年；儘管毛時代在意識形態上是激進的，但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極權的。5是中國落後的經濟狀況孕育了持續不斷的叛亂和革命——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質疑。
本文對上述傳統觀點提出挑戰，並對有關中國革命的物質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解讀提出質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國在20世紀初期曾經確實取得了實質性的（儘管是不均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以重新發現這段被遺忘的繁榮為基礎，本文重新審視了經濟狀況與社會不滿及政治抗議之間的關聯。結果發現，雖然物質落後和經濟停滯常常引發中國民眾造反，但在國家整體經濟表現良好、各種西化改革措施順利推行、社會走向現代化之時，政治不滿同樣會急劇並大規模增加。本文認為，中國對現代化的追尋，一直受困於經濟繁榮與社會抗議之間的張力。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有過三波周期性的由現代化努力所推動的經濟繁榮，但每一波的經濟成功都伴生著社會不安的加劇。因此，本文斷言，不僅物質的落後會導致政治不滿，而且，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就像近代中國歷史上所取得的那樣——也同樣會推動政治不滿的高漲。
本文考察的重點，就是這三波現代化周期：始於社會危機，經過經濟繁榮，終於政治抗議。其中第一個周期始於晚清。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碰撞震驚了中國，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改革，最終結束於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這個過程中的高光階段，在於慈禧太后的「新政」。「新政」在20世紀頭十年裡刺激了中國的工業投資與商業發展。這場經濟領域的單軌現代化推動了經濟繁榮，但並未能夠緩解社會衝突。於是，社會矛盾持續積累，形成了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中華民國由此建立。然後是第二個周期，同樣始於外國侵略與社會落後所帶來的危機。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代表，要求進行根本性政治制度變革的呼聲高漲，但這類努力全無成果。相反，穩固後的國民黨威權主義政權啟動了經濟建設的「南京新政」。日本入侵前的十年見證了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所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年代」6，在這期間民族工商業迅猛發展，外國投資和國際貿易顯著增加。然而，這一進程走上了和慈禧新政一樣的「自我毀滅」之路：政府腐敗惡化，社會不滿加劇，都為1949年共產主義的全國勝利鋪好了道路。
當代中國看來又一次在重複這種循環。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繁榮，已經引發了巨大的社會怨憤和政治不滿——儘管或許還未到引發政治革命的地步。政府的腐敗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再次引起廣泛的政治不滿與民眾抗議。共產黨政權對此的態度與策略，與1900年代的慈禧和1930年代初期的蔣介石一樣，就是以經濟現代化與政治壓制相結合來達到維持政權合法性的目的。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儘管口頭上還在堅持馬列主義，這套主義百餘年來都在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但事實上卻正強力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然而，它小心地切開市場機制與政治民主的關聯，也切開市場機制與普通民眾藉以影響財富積累的全國分配的渠道之間的關聯。再一次，抗議不僅因貧困但更因繁榮而高漲，政治不滿不僅隨經濟停滯但更伴隨資本積累而增長。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中國，貧窮、落後與停滯固然誘發了社會動盪，但經濟增長與物質進步，在中國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以其在歷史上出現的那種方式，一樣引發社會動盪。這就是中國故事的另一面，即：國家繁榮、經濟增長和物質現代化是如何引發抗議，乃至把中國推入社會動亂與政治革命的呢？這日益要求學界的關注和解釋。國民經濟成就與國民政治不滿之間的這一悖論性關聯，成了妨害中國現代化的世紀難題。問題的癥結，並非如何選擇經濟增長策略的發展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平衡財富積累與社會正義的政治議題。研究顯示，中國富強的政治條件與政治後果之間總存在著內在矛盾：在所有三輪歷史周期中，經濟繁榮始終以威權式改革為政治前提，而威權式繁榮卻反過來加劇社會衝突。因此，中國現代化的瓶頸是政治的和制度的，而非物質的或發展的。
本文首先敘述這三輪始於改革、終於革命的現代化周期。對前兩輪現代化，重點凸顯那些被官方史學和傳統記憶所忽略的經濟成就，進而分析其在各自的具體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後果。第三波現代化的經濟成就已人所共知，因此重點討論社會方面。然後，本文轉向探討百年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總體政治條件，並展示政治的視角如何比物質主義的視角能夠更好地解釋中國歷史的百年軌跡。結論中，本文將就經濟發展與其政治支撐的關係而簡要闡述關乎歷史記憶的主旨。
從不情願的改革到辛亥革命：晚清的第一輪周期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敗於大英帝國的「中央王國」從此開始了對現代化的持續追求。7在五千年文明的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國家在物質財富、軍事實力和技術水平上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這是一種痛苦而震撼人心的自我體認。按照標準的歷史敘事，正是這一震撼促使這個國家奮力重獲富強，並由此引發了一個世紀的革命與動盪。8
這一觀點雖有其正確之處，卻未能道盡個中曲折。最起碼，它忽視了鴉片戰爭與辛亥革命之間長達七十年的時間跨度。七十年裡，幾代人過去了，許多社會經濟條件發生了變化，造反與改革更是重複出現。像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類的暴力動亂，絕不僅是對國內的貧困和階級壓迫的反抗，它們有著強烈的宗教與民族主義色彩。更重要的是，而後那些直接導向辛亥革命的動盪是在這種變化了的條件下出現的，是政府主導的旨在推動經濟現代化的改革所促發的。換句話說，雖然貧困與壓迫確曾引發晚清中國的社會危機，但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現代化努力的最初進展和國民經濟的相應改善並未能夠療治社會不穩。相反，這些進步和改善常常喚起進一步的政治不滿，並最終孕育出革命的動力。在歷史發展的這條奇特軌道上，正如20世紀頭十年的各種事件所證明的，政府發起的改革經常扮演著一種矛盾的角色：它既推動了經濟繁榮，也促發了政治抗議。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後興起的「自強」運動（亦稱洋務運動），是晚清中國現代化追求的開端。這場運動致力於引進西方的軍事和工業技術，但拒斥西方工業的精神和政治因素。9經過滿漢統治精英內部的激烈辯論之後，現代化運動伸展進入經濟領域，洋務政治家們希望發展「官督商辦企業」來擴大中國的經濟基礎。10其中一些企業在航運、採礦等行業頗為成功，並使中國經濟在某些方面實現了最初的「現代化」。不過，只有在滿清統治的最後幾年，當慈禧太后雖然很遲但卻決定性地接受了變法思想之後，改革步伐才「非同尋常、出乎意料地」加快了。111898年，慈禧鎮壓了百日維新，牢牢樹立了她在帝國內部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權威與權力。與此同時，她認識到，由於落後並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犯，她的帝國深陷來自外部的威脅。她是從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中學到這一課的，當時她被迫帶著皇帝逃亡西安。從1902年1月慈禧返回北京到她1908年11月去世，清廷正式頒行「新政」，發布並貫徹了一系列鼓勵工業、貿易和鐵路發展的政策。在經濟制度方面，晚清政府多方推動私人工商業的合法化，包括在1903年設立商部，起草並頒布「獎勵公司章程」等。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