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經濟繁榮和國際貿易，城市化也在加速。「在物質繁榮的基礎上，在日益深廣的西方影響下，都市社會在中國沿海各大城市發展起來」。52當時中國的現代化程度給外國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對當時情景的生動描述，會讓今天的讀者很容易聯想起全球化之下的當代中國：「1930年代的中國，呈現出各種現代與傳統元素的獨特結合，吸引眾多西方人為之傾心。基本而言，西化的與傳統的兩種生活方式在中國共存，前者是現代都市的產物，後者則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鄉村所秉持。中國的各大城市已是國際性都會：到訪者可以很舒適地住在現代化的酒店裡，使用抽水馬桶、浴缸等現代設施，乘坐進口轎車旅行，使用隨處設立的郵政局和電報局往家中寄信或發電報，和穿著洋裝、說著（最流行的外語）英語的西化中國人往來，並與現代風格的企業和銀行做生意」。53
不過，這只是一層薄薄的現代包裝；在包裝之下，是逐漸擴大的城鄉差距、持續加深的沿海與內陸地區不平等、正在激化的階級衝突、和不斷擴展的社會積怨。193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凸顯商業繁榮之下農民的極度貧困。54更重要的是，雖名為「民國」，但就支持權貴、鎮壓抗議而言，政治制度的運作與晚清政權如出一轍。白吉爾敏銳地指出，「1930年代形成的『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和大清帝國末年的官僚資本主義極為相似。在國民黨統治下，與在清朝統治下一樣，政府試圖利用現代企業鞏固其基礎權威。在經濟發展的名義下，高級官員們調動各種人力、物力資源來謀取私利」。55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制度下，國民經濟的繁榮絕不意味著全體國民的富裕。相反，它帶來了深重的階級剝削，窮人成為富人的獵物；「商人謀取了暴利，但他們幾乎從不與雇員分享利潤」。56其結果，自然是城市工人運動的興起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對此，許多著作在研究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時，都作過詳細論述。57但這些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到的是：工人無產者，還有更重要的、支持了共產黨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的貧苦農民，並非簡單地困於貧窮；他們的貧窮是持續出現在國民經濟繁榮這一歷史背景下的。在這一意義上，本文認為，並非貧窮與落後，而是缺少社會正義的繁榮與威權式的現代化，推動而不是減緩了政治不滿與社會革命。
物質成就伴生社會衝突：中國崛起向何方？
歷史常常以驚人的方式重複自己。對於1930年代中國的描述，說它「呈現出各種現代與傳統元素的獨特結合，吸引眾多西方人為之傾心」云云，只要稍作修改（譬如把「電報」換成「網際網路」），即可恰如其分用來形容八十年之後的當代中國。在今天的這一輪循環中，中國的經濟成就更為巨大，可是，與晚清及民國一樣，現代化並未緩和、而是激化了社會怨憤。這樣的經濟成就對許多人來說是如此顯著，以致這些經濟成就的負面社會後果很少得到考察；這和此前那種強調社會不滿、忽略經濟繁榮的歷史論調恰好形成對比。本文意欲扭轉此種敘述，將著重展開社會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升溫，社會不滿也在不斷積聚。58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民眾抗議，即官方術語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從1994年的1萬餘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餘起，參加抗議的人數從73萬增加到307萬，年均增長12%，59高於同期的國民經濟增長率。隨著1990年代的物質進步，社會矛盾如此快速、猛烈的加劇，使得 中共當局在2003年提出所謂「和諧社會」的計劃來平息不滿。但奇怪的是，這項「新政」對減低社會不滿的增加並無多大作用。抗議事件繼續增加，從2004年全國有7.4萬件增加至2005年的8.7萬件，平均每天240起，涉及人數約500萬。60近幾年中，抗議事件年均增長20%，涉及人數年增超過30%。民眾抗議的爆發性形勢與「社會和諧」的口號完全不符，讓領導們極為難堪，以至政府於2005年後不再公布此類數字。但是，社會不滿隨經濟增長而加劇的事實卻是無法掩蓋的。而且，必須強調的是，在一個威權國家，群眾抗議是非常難以組織的，抗議的領導者乃至參與者都可能受到當局的嚴厲懲罰，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訴諸這類群體行動的。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不滿要比上述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更加嚴重。社會不滿也反映在其他許多方面，如日常反抗、上訪、網絡行動、以及近來出現的針對官員的個人暴力行為。61
上訪是清楚地顯示出社會不滿加劇的一個例子。相關研究表明，1978至1982年間，由於毛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曾出現過一個上訪高峰，這四年內全國法院系統接受來信來訪共計83700起。對比之下，二十年後的1998至2002這四年間，這一數字增加至4224萬起，是1978-1982高峰數值的近500倍。62然而，法院系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上訪渠道；各級黨和政府都有相應的信訪部門，形成所謂信訪系統。僅以位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國務院信訪局63為例，2000年接待上訪人員數量比1999年增加超過40%，這年的數字已經將近1995年數字的三倍；2001年比2000年又增加將近40%。64全國人大僅在2004年上半年也接待上訪12220次，收到信件42498封，都是表達不滿並要求解決問題的。65
有人可能認為，抗議和上訪顯示了民眾相信政府可以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這種觀點可以為政府的能力和責任心作出辯護，但無法解釋上述發展趨勢。除非人們承認，抗議的減少意味著政府治理的退化和民眾信任的下降，否則，就不能說抗議增多顯示了政府效率改善和公民信任的提高。當然，抗議與申訴增多，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改革以來中國的政治空間有所擴大，但這種擴大並不必然意味著政府治理的改善。且不論沒有抗議意味著什麼，但抗議的出現一定意味著嚴重的不滿。也有人說，各種抗議有利於促進政府責任心，並預防社會不滿擴大。但北京一家官方刊物的數字明確顯示，只有0.2%的上訪者通過信訪系統解決了自己的問題。66研究信訪的專家們早已發現了信訪系統的尷尬處境，那就是這一系統在幫助上訪者解決問題上不起什麼作用。67
本文並不認為中國正在走向另一場革命；儘管本文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正在增加。至少到目前為止，雖然社會抗議在增加，但政府的應對能力也在同步提高，首要表現為實行鎮壓的強制能力在提高，而政府的財政實力也在加強，可以有選擇地以此安撫一些抗議者。可以說，無論是促進經濟發展，還是鎮壓社會不滿，當今共產黨政權都比晚清和國民政府做得更好。所有群體性事件都被成功地限制在地區範圍內，沒有擴大為全國騷亂。然而，抗議增加的勢頭並未停止或減緩，只是社會抗議與政府管控在同步發展，衝突的這樣兩個方面的規模與力度齊頭並進，尚未有一方能壓倒另一方。想要更好地理解上述這種政權與公民之間的對抗，必須注意到一個重要事實：正是同一套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在最近幾十年裡取得了巨大的物質進步，同時也是導致社會不滿增長的制度原因。68就此而言，改革時代的中國與晚清帝國、國民黨的民國走的是同一條路，那就是經濟現代化在製造社會不滿。當然，歷史環境改變了，當今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但根本趨勢沒有改變：全球化也是把雙刃劍，它也在中國加劇了全球化的財富與地方化的貧困之間的衝突。69正如一些資深學者所指出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既支持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也將這個國家拖入了日益嚴重的內部治理上的欠帳。70政治不滿和社會抗議的上升，正是這種治理欠帳的負面後果的必然產物。
歷史周期、政治瓶頸與經濟記憶及其缺失：討論與總結
在上述三個歷史時段，中國走的都是單一方面的經濟現代化道路，結果總是物質財富與社會衝突的同步增長。一直以來，危機下的壓力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初推手：在晚清，這是與西方列強遭遇中的無能；在民國，是軍閥造成的物質落後；在共產黨時代，則是文革所帶來的經濟災難。經濟貧困、物質停滯、工業與技術落後，始終困擾這個國家，並成為歷次循環的啟動器。但現代化的啟動階段都非革命，而是政府為重振國家「富強」所發起的改革：晚清有「自強」運動，民國有親資產階級的國家重建項目，後毛時代則採行了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緊隨而來的是針對經濟改革舉措的政治爭論，並由此引發對現存政治制度的質疑。這類政治緊張然後可能爆發為危機，引發保守派領導人對激進政治改革者的鎮壓，結果便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與康有為、梁啓超的流亡，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暴力清洗，和1989年對民主示威的天安門軍事鎮壓。
對本文的分析而言，鎮壓之後的情況最富意味。在所有三個歷史案例中，無一例外，鎮壓都沒有（或僅僅是暫時地）減弱政權對經濟現代化的追求，而是相反地加快了工業建設、商業發展和國際化努力。這些改革舉措一般來說都成功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創造了物質繁榮，儘管繁榮的程度依歷史背景而有不同。但是，財富的增加卻進一步刺激社會政治不滿，這便構成困擾中國的世紀難題。在前兩輪循環中，政治不滿最終引發了革命；當下的第三輪循環，前景尚未可知。
中國歷史在更早階段上也不乏財富增長導致社會衝突的例子。比如說，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和孔飛力（Philip Kuhn）就曾討論過18世紀的經濟繁榮如何加劇了晚清的危機。71他們還明確指出，中國在遭遇西方之後，傳統王朝循環被現代化追求所取代。這也同樣適用於本文所討論的三波周期。在19世紀中期與西方列強遭遇之前，中國不存在要在國際競爭中趕超其它國家的壓力，所以，傳統帝國政府——至少晚清以前——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沒有顯著作用。所以說，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晚清以前的危機都是王朝危機，但在遭遇西方之後，就變成了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生存和繁榮的危機。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經濟成就導致政治抗議這一命題，是過去一百年新出現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