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瑪麗（Mary Wright）曾說同治中興是「功敗垂成」，72那麼，我們所說的中國現代化的這一世紀困境，則可以說是「經濟之功垂成，敗於社會之災」。本文的周期分析顯示，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中國的政治制度始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追求經濟現代化時表現出靈活性和甚至強大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同時拒斥任何促進社會正義的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百年之中，中國從一個少數族群統治的王朝，進入資產階級共和國，再變為共產主義及而後的修正的共產主義政權。儘管政治制度的變化翻天覆地，但經濟發展的基本機制卻一以貫之，即以官商同盟擁抱國際資本。學者們創造了許多詞語來從概念上指稱這一機制，如「官僚資本主義」、「國家倡導的商業化」、「市場威權主義」等等，但這些概念的核心要義都是一樣的，即：政權壟斷國家權力，向國內外商人提供經商特權，換取其政治支持和財政資助，以強化這個政權鎮壓任何對現有政治壟斷的可能挑戰的能力。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安排下，經濟發展的代價是社會矛盾、階級不平等擴大、以及政商階層的權力濫用，最終結果必然是贏家通吃而輸家遲早陷入絕望。財富的積累因此必然伴隨政治腐敗與兩極分化，從而加劇社會不公、怨憤和騷動。這是同一個故事的兩面：一面是經濟現代化的成功、一面是社會的不幸與災難。
至此，本文要再次強調，中國現代化的瓶頸不在於缺乏成功的發展戰略，而在政治制度。一百年前，許多著名知識分子如嚴復等以國家富強為夢想，但回望長時段歷史，這對中國來說其實相對容易。幾代愛國人士所憂慮的物質貧困和經濟停滯，並不是阻礙中國進步的難以克服的困難。僅僅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哪怕有著外敵入侵和內戰頻仍，中國仍然成就了數波經濟繁榮。但是，中國迄今未能找到一條防止物質財富的增長加劇社會衝突的道路。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問題並非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本文並不打算全面解釋為什麼這樣的循環重複出現，但必須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整個民族缺乏歷史意識，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事實粗暴無視。在晚清的精英們認識到西方帝國主義的物質和技術優勢之前，甚至在1979年共產黨領導人決定把「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現代化建設之前，經濟「從未在中國歷史的劇本里占據舞台中心」。73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儘管經濟趕超成為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里依然充滿了各種叛亂、改革與革命，在民族記憶的建構中，貧困與動亂因此壓倒性地掩蓋了短命的經濟繁榮。
更有甚者，就像共產黨政權喜歡做的那樣，歷史教育總被政治操控來掩蓋歷史的一些因素而突出另一些因素，目的在於強化現政權的合法性。74再說，過去的經濟繁榮總是容易被忽視和抹煞，部分因為戰爭和叛亂的破壞，部分因為後來的成就更為耀眼。而且，突出前任的成就也不符合現政權的利益。強調薪本主義過去的失敗，凸顯當今政權的成就，正合共產黨統治者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