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芳華》被解讀為文革隱喻，再度成為熱門話題。小說原著作者、電影編劇嚴歌苓表示，自己「對文革這麼仇恨的人，我不可能去用文革這樣的一個隱喻來寫我的小說」。
最近，一部七年前拍攝的電影《芳華》因為B站上一個博主將它解讀為文革隱喻再度成為熱門話題。時事節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邀請《芳華》小說原著作者、電影編劇嚴歌苓和作家查建英對此進行討論。嚴歌苓表示，這是一個比較荒唐的解釋。她說自己「對文革這麼仇恨的人，我不可能去用文革這樣的一個隱喻來寫我的小說」。
嚴歌苓說，從80年代初，從傷痕文學開始，很多很多對文革的控訴、反思和批判已經開始了，讓這個民族持續地去反思、去批判，這種過程本來是有可能形成一次中國的文藝復興。遺憾的是到了1989年「六四」以後，整個關於文革的討論，又變成了一個禁忌。「誰不讓我們知道文革?誰不讓三十歲的人知道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以至於他們產生這樣一種可怕的理解?」
查建英表示，這些所謂別有用心的人，其實非常簡單，也非常明確，就是整個共產黨的極權體制，這一整套人和制度。這個體制必須有它自身的內在邏輯，就必須不讓歷史真相完全暴露在陽光之下。因為他們整個集團本身就是造成文革的力量，而文革可以說是一個高峰。從1949年以來，一系列政治運動、政治迫害，造成了無數人家破人亡。這個制度里的掌權者，可能一代一代地更替了，但他們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所以他們必須把這些歷史真相遮掩起來。
查建英談到自己前些年為季羨林《牛棚雜記》英文版寫的序言中，把文革和猶太人大屠殺作比較，說在某種意義上，文革就是中國人的大屠殺，只不過是自己對自己。她說，「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今天你住在柏林，在柏林最大的廣場上還掛著希特勒的像，只不過希特勒死了，後來納粹黨也『改革開放』了，搞了經濟改革，換了一批新人，然後就說，好了，不要再提希特勒了，過去的事情也不要再提了。然後這些猶太人還要和當年迫害他們的那些黨衛軍的後代，一起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而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
《芳華》招魂?「文革就是中國人的大屠殺」
如何建立知識分子反抗的共同體？
總部位於美國的《中國民主季刊》發表筆談《知識分子與反抗的共同體》。香港「占中」運動發起人之一、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客座研究員陳健民說，香港民主運動一直有知識分子的身影，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已解散)多年來亦曾組織學者發表聯署聲明、在報章撰寫文章併到各中學演講。總的來說，香港知識分子對抗爭運動有兩大貢獻：1)建立論述——批判不公義的制度，說明民主的重要性;2)提高認受性——沒有政黨背景及商業利益的知識分子形成一股清流參與抗爭，有助提高民主運動的認受性。與中國五四運動及捷克「七七憲章」一脈相承，香港知識分子是以「理性論政」及「活得磊落真誠」的精神投入這個「反抗共同體」。
「是否應當與受到官方嚴厲懲罰的敏感知識人保持接觸?」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會長張艾枚說，答案顯然是肯定的。然而在現實中，這一判斷經常受制於恐懼與風險。然而，仍有一些學者面對風險選擇絕不退縮。
張艾枚表示，正是這種由退縮與堅持交織而成的現實，揭示了中國反抗共同體生成的根本矛盾：困境與希望並存。習近平時期的政治高壓進一步加劇困境，但堅定勇敢的抵抗者也使希望得以維繫。波蘭與香港的案例告訴我們：唯有讓風險由集體承擔而非個體獨自承受，恐懼才會失效。能否構築這樣的「風險共享機制」，不僅決定中國反抗共同體的形成與存續，也關係到專制政權能否繼續以恐懼為統治的核心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