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9年至1984年，我在大西北的一家省報工作了二十六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用自己的腳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丈量了72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個角落，寫下了幾百萬字的新聞、特寫和其他各類文章，也因為得罪權勢被羅織罪名而兩次身陷囹圄。這裡，我向世人實錄報告我生命體驗中的堅守和掙扎，無奈和屈辱，還有那麼多的迷失和荒唐。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說，生活並非是一個人的經歷，而是他們的記憶。我覺得這話說得真好。我相信，個體生命的親歷和記憶比一切正史野史更真實更可靠，更具特色，更富個性，因而更不可摧毀。這裡選兩節供各位閱讀並指正。
我至今保存著一張1967年2月23日拍的照片，那天恰好是農曆正月十五，青海高原上最冷的日子，從中午起便紛紛揚揚地飄起了雪花。照片上的我跪在報社院子裡的沙石地上，五花大綁，穿著一件黑色的老棉襖，四周是扛著槍的「人民解放軍」，可他們一個個都毫無英氣，有的棉帽上的護耳耷拉著，有的手裡的槍還在肩上斜掛著……他們在跪成一片的「反革命分子」中來回穿梭，看得不順眼了，就打上一記或踢上一腳，我現在常常備受折磨的腰椎變形毛病，就是哪兩位「子弟兵」留給我的大禮，記得先是自己硬是不肯低頭，挨了一腳，還算是「腳下留情」，後來又因為我跪得太久了，便想讓自己的屁股在腳後跟上稍事休息，也能籍此舒展一下筋骨，又想看看在同院住的妻子是不是也被抓了過來。這下好了，只聽後面一聲「跪好！」幾乎就在同時，先是頭上挨了一槍托，繼之又腰上受了猛一腳，北方部隊冬天穿的是那種所謂「大頭皮鞋」，這一腳功夫如何，可想而知，只記得那時疼得我哇哇直叫，而腦袋上也開始有冷冷的濕濕的東西慢慢地流下來。
怎麼會有這麼一張照片的？原來這是他們為「青海反革命罪行展覽」作的準備。當然拍了許多許多，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展覽會八字還沒一撇，「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便宣布青海省軍區是「反革命政變」。真叫眼睛一剎，老雞婆變鴨，「革命」與「反革命」立即顛了個倒。我在前面對這次血腥鎮壓已有所涉及，這裡再留下些我親歷的若干細節，這些民間記憶可能比正史更可靠更個性化因而更不可摧毀。
青海的文化大革命發展到1967年初，就如同全國大多數地方一樣開始進入你死我活的「奪權」階段。由於青海的運動是從青海日報1966年6月3日的一篇社論開始的，所以各派都特別關注報社運動的進展情況。這年一月，上海文匯報首先奪權成功，毛主席特別批示高度評價「一月風暴」，青海日報立即效仿，在一月底還是二月初也奪了報社「走資派」的「黨政財文」大權。青海的黨、政、軍紛紛用各種形式明的暗的硬的軟的表示了反對。於是，從二月十四日起，以工人為主力軍的包括幹部、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在內的大約上萬「革命群眾」便開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保衛新生青海日報」的保衛戰，他們在報社印刷廠四周搭起了帳篷，日夜輪班，吃在斯睡在斯，報社許多編輯記者和印刷廠工人拿出家裡的米麵煤磚給守衛人員做飯烤火……那些赤忱而善良的人們在瑟瑟寒風中，含著熱淚高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這樣連續堅持了九天九夜，氣氛昂揚又悲壯。
在報社外面，是從草原調來的部隊，一輛輛汽車、裝甲車把印刷廠圍得水泄不通；同時，他們南面占領了北門城牆，東面占領了賓館頂層曬台，西面則在民房屋頂架起了機槍，在北面湟水河一座木橋上，更是布滿了一層層荷槍實彈的年輕士兵（他們有的甚至不會說漢語）。這個嚴峻的形勢是誰也見到的，可大多數人都相信那多般是「嚇唬嚇唬」，不少工人學生甚至曾一次次靠近汽車裝甲車，企圖向上面穿著綠色軍大衣計程車兵解釋說明。許多人都說，哪能真的朝我們開槍？在大軍壓境兵臨城下的危險情勢下，他們照樣餓了啃個饃冷了烤烤火，一面哭著一面唱著，一面呼喚著遙遠的那位神靈。他們太相信共產黨了，太相信人民政府了，也太相信人民軍隊了……其意也真其情也悲！
就在手無寸鐵的百姓「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口號響徹夜空的時候，善良百姓怎麼也不會想到的一個血腥方案已經在青海省軍區、總後205部隊以及青海省黨政首長的嚴密部署下完成：「堅決支持革命左派，徹底鎮壓反革命動亂」。將近四十年過去了，討論文革中兩派群眾孰左孰右誰是誰非現在已經毫無意義。歷史已經證明，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那只是封建皇權的一場迴光返照而已。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民族浩劫中，以死亡的絕對人數而言，青海自然不是最多的，但肯定是最慘的：1967年2月23日上午11點鐘左右，僅僅十分鐘，從三個制高點上密集射出的機槍子彈和衝進印刷廠士兵衝鋒鎗掃射的子彈便使五百多手無寸鐵的群眾倒在血泊之中。後來，我的一位好友這樣給我敘述第二天一早在「勝利者」看押下「參觀現場」所見到的慘烈場景：雪地里，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有的堆成了三層，皮帽子、棉帽子在風裡滾動；在老報社（即印刷廠），火堆上（守衛者以煤磚烤火取暖）也有屍體，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經燒焦……據說，全西寧幾乎所有被「寬大」為「受蒙蔽」的人，都被組織到現場接受「階級鬥爭教育」。想想吧，這是何等恐怖的「教育」，又是何等絕滅人性的「教育」呀！
我是1963年因犯「嚴重政治錯誤」（見下一章），而從省委家屬院被趕到印刷廠來住的。由於圍困的部隊前兩天已經斷絕了所有人員進出的自由，我們只能在方圓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活動，當然也只能在機器旁寫稿發稿，家不在此地的編輯記者吃住也都擠在一起。這天上午，我正在總編室主任陳均家商量報紙版面事，突然，住在樓下的李家瑞慌慌張張地跑進來，氣喘吁吁地說：今天情況有些異常，小橋（即報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橋）那邊的部隊硬是要往前逼過來，已經和守報社的群眾發生衝突……話音未落，只聽得外面已是槍聲一片，我們不約而同跑到窗前，這裡正面對操場，用現在一句時髦話說，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只見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們這座樓房跑來，再一看，更使我們嚇得面無人色：無數端著槍的解放軍正在後面猛追，槍聲過處，只見奔跑的人一個個撲面倒下……這時，老陳說，快，把門打開！同時囑咐我倆只要聽到門外有人喊「有人嗎」、「出來」之類，就趕緊答應，舉起手往外走。情節的發展恰如老陳安排設計的那樣，幾分鐘後，我們就被解放軍押到了操場上，那裡已是黑壓壓的一片。從我現在珍藏的這張照片上看，地面是已有白花花的樣子，我和另外五個人並排跪在一起（卻沒有老陳和老李），右側是一位婦女，她懷裡還抱著一個襁褓中的孩子；右上方遠處就是我們剛才在的那座三層樓房，右邊則是密密麻麻跪著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邊。我前方的沙礫地上亂扔著幾件棉襖和幾頂帽子，周圍是端著槍的解放軍，看得出來，他們在不停地走動。我們五個人中，三個沒低頭，而我的頭則高高的抬著，我正是為此付出了代價：在監獄裡，我才發現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跡，好久好久之後，我一點一點地從頭皮上剝落已經結了痂的血塊，我記得，那是另一位解放軍發現我沒有低頭而用槍托留給我的「教訓」，完全不能責怪這些年輕人，他們是剛剛服從命令趕到西寧來「鎮壓反革命」的！
傍晚開始，雪越來越大了。大約到天擦黑的時候，我們一批人才被幾個解放軍帶走，每個人都被捆綁著，然後用一根很粗的繩子「串」起來，出報社後門，沿著湟水岸邊的小路，踏著嘎吱嘎吱的積雪，走走停停，只要停下來，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們看到河對岸架著一挺又一挺機槍，心想，莫非我們這些人的生命已經走到頭？半夜時分，我們才到了其實和報社在同一條馬路上的僅有四五百米距離的省公安廳大院。（記得這時我問了問身邊的人：「有表嗎？幾點了？」他艱難地拉開棉襖，說：「11點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長時間，終於，我們被先後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車。車上，四周看看，朦朦朧朧中似乎沒幾個相識的，看模樣，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馬路上「嗚－嗚－嗚」地開了不久，便進了一個院子，接著再一撥一撥送進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兩層聯體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後面還有站著的喊了一聲「再擠進去點」，便又騰出了一點地方，最後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寬的一條安身之「床」。沒想到半夜裡有一根梁斷裂，上面的人連同木板都壓在了下層人的身上，當場就有一個倒霉的傢伙血流滿面，「報告政府」後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沒下文。
那夜，沒有月亮。牢房裡高高掛起的燈一直在晃動著，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經很厚了，可是，這潔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紅的血嗎……
我開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獄體驗。那時，我大學畢業不滿十年，還不到三十足歲，怎麼會想到，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黨的喉舌」一夜之間竟成了反革命？
坐牢的人也要吃飯也要拉屎撒尿。第一夜，或許是一天沒吃沒喝，或許是又驚又累，也或許是「反正又不是我一個人」的心理支撐，倒也睡得比較安穩，早上看到滿屋子認識和不認識的，更是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幾乎所有的人都堅信，這個案子遲早要「翻」。可眼前的日子不好過呵。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大小便。怎麼辦？於是屋子裡喊成一片。一個肩上背著槍的走過來：「不要亂叫，有事要喊『報告』。」
「報告！」「報告尿尿！」「報告班長尿尿！」「報告政府大便！」煞是熱鬧。
「一個個來。」
「不行呵，我都憋不住了。」「我們都不行啦。」「要憋死人啦！」
第一批出去大小便的回來就帶了不少新聞，有個傢伙特別誇張地說：「滿了，全滿了，少說也得有上千。」有人馬上補充：「我來過的，這裡是新生皮毛廠，隔壁是印刷廠，服裝廠，全是勞改廠子。」馬上又有人接上話茬：「那這回抓了有多少呵？」「我看保衛報社的肯定一個都逃不過，家裡的頭頭腦腦還能放過？不也得抓一點？」「抓得越多才好哩！」「咱們算運道，死了的，有多少呵！」七嘴八舌的熱鬧迅即變為死一般的寂靜。
或許是白天「報告尿尿」的實在太多，夜裡就抬進來一個大木桶，原來就是廁所里的尿桶，那個臭呵沒法說，尤其是跟前的幾個真是得熏死。可是任憑大家怎麼「抗議」，就是沒人理睬。寒冷、緊張、休息不好，飲食失調……第二天就有不少人身體不適，有的感冒，有的還發燒，我的喉嚨也幹得難受。在起起落落的一片「報告」聲中，終於同意有病的可以「報告」出去看病。我隨大家一起走出屋子，沒想到排隊的人已經綿延曲折到了我們屋子門前。不過都特別開心，至少外面的空氣要好一點。雖然不准說話，卻都在尋尋覓覓，有時也能碰巧四目相對，那時就會做出一種動作或者一個暗示，然後就是會心的一笑。終於輪到了我。我艱難地對醫生說：「我－不能－說話。」誰知他竟大聲回答說：「不能說話就不要說，滾！」我只好向後轉。回到屋子裡，我看到睡在我旁邊的老編輯劉醒華，五十多歲了，由於昨天銬子太緊時間又太長，現在十個手指發青發紫，手腕上那條印痕足有半公分深，他正輕輕地在揉搓，我為他「報告」來一杯開水，讓他用熱毛巾敷敷；我建議他出去看看醫生，他說沒用；我問他怎麼抓進來的，他說因為凌晨來了「最高指示」，換稿子，時間拖長了，還沒來得及回家，在車間裡就給帶走了。
又過了一天，突然命令全體到操場集合，原來是宣讀一封「反革命家屬」來信，這信是給我們報社一個記者的。「政府」的人叫這個人出列，說，現在由你來向大家宣讀。這個傢伙先還象個樣子，越讀越沒樣子了，後來竟由泣而哭，由哭而嚎，最後乾脆放下信大喊起來：「媽媽呀，我對不起您呀，我一定聽政府的話，徹底揭發反革命罪行，爭取從寬處理重新做人……」然後，政府的人（看上去是個不小的幹部）又諄諄教誨了一番，要大家「認清形勢，回頭是岸」，並且警告說，死不悔改，死路一條。可是回到屋子裡，卻是另一番景象，大家對那個傢伙嗤之以鼻，還說，那不明擺著是在演戲嘛（平反後，那個痛哭流涕的竟不好意思在報社呆下去而換了個單位）。我記憶里，好象沒見有人去「交代」「揭發」的，即使偶爾看到有人在寫什麼東西，湊過去一瞄，原來是「政府」讓他在登記單位里「造反派」的名單，這不是什麼「秘密」，當然更不能說是「出賣」。（後來才知道，由於逮捕的人太多，一時混亂不堪，他們需要逐步「清理」）。
記憶里只吃過一次肉，那是為了慶祝「三八婦女節」，每人在排隊領取一勺白菜外，再在另一處領取一塊肥肉。我從小不吃肥肉，即使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候，黨的生日、國慶之類盛大節日時供應幾兩豬肉，大家都要肥的，唯我只要瘦的，要瘦到沒有一絲肥的。這回我把這塊肥肉給了一位工人，他人高馬大，每天兩個窩窩頭讓他一直處於半飢餓狀態，我常常省下那麼一小塊，說我吃不了，給他，他總要推辭再三，這次更不肯受，說，難得的，吃吧。我說，我從來不吃肥肉。他說，現在不一樣，吃了吧。我堅持，他又在我碗裡把上面那一點點瘦的夾了下來，嘴裡還在說，實在不該，不該呵。
這一回坐牢，那真叫是「坐」牢，屬於你的那幾十公分寬的地方，根本無法舒展筋骨；這屋子原本是勞改犯的宿舍，上下鋪，對面對，也就是裝三十來號人吧，現在象沙丁魚罐頭似的擠了超過一倍的人，就別想再有地方可以活動一下身子，裡面的人要出來也得注意小心踩了別人的腳。這常常讓我想起梅里美在《塔曼果》中描寫的場景，記得那是在一個餓著肚子的冬夜，我和早我半年被發配到青海的北大同學文秉勛圍著火爐促膝暢談，後來他又開始翻譯這篇小說，爐蓋邊上是晚飯節省下來的兩個饃（兩人都只喝了稀糊糊），烤乾的饃不是一口一口吃掉的，而是焦一層剝一層剝一層吃一層，分幾次一點一點吃光的。三十年後，他為我一本書寫的序中回憶了這終生難忘的一幕：
於是，在小屋裡昏暗的燈光下，且把漫天風雪關在窗外，兩人圍爐而坐，我一邊譯，他一邊看，待到譯完，幾乎已是一個通宵，竟不知東方之既白…。.
而現在，我們就是奴隸就是魚肉就是連那些「黑鬼」都不如的地獄裡的小鬼！
前面已經寫到，我們終於在一個多月後獲得平反，此後，我作為省報資深記者，深入許多地方，包括部隊領導層，對這個血腥的事件進行了細緻的採訪，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徹底揭開了真相。我把那些珍貴的資料裝訂為《文化大革命資料（第19集）》（共四十集，2000年我無償贈送給了人民日報的李輝先生），其中有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解決青海問題的會議上，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以及林彪等人的講話，特別是有事件發生後，部隊和地方的一些領導，為了欺上瞞下，在一次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後來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們的罪證）。非常遺憾的是，這本資料從我第二次坐牢被釋放後歸還的資料中竟然不翼而飛了，那些混蛋們甚至不敢說被他們「沒收」（當時有文件規定，文革資料必須上交）了，只是一口咬定「沒見到過」。現在我只能憑記憶將一些重要的細節記述如下（當然，在國家、軍隊或其他什麼地方的檔案館裡，肯定可以找到我丟失的這些資料的原件或複製件，所以我相信我這裡記述的準確性一定可以得到證明）：
關於「第一槍」和「死了三個解放軍」
那場大屠殺不僅使善良的百姓無比震驚，死傷500多人空前慘烈的結果也使製造大屠殺的儈子手們驚慌失措。他們散布的最大的謊言就是守衛報社的「反革命」首先開槍打死了解放軍。確實，是死了三個解放軍。問題在於他們是怎麼死的？很快到來的由中央最高領導部門組成的「調查小組」，特別是軍事專家組經過調查，毫不費力地就做出結論：完全是部隊自己的誤傷。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部署了如此多的重型武器，先頭部隊已經攻入報社，制高點上的機槍還在發威，死三個就算幸運。這是指揮上的重大錯誤。
關於「一麻袋一麻袋的槍枝」
既然是「反革命」開了「第一槍」，當然就得「尋槍」。材料中有相當部分是各種會議上要求迅速查找「反革命組織隱藏的槍枝彈藥」的講話，說白了，就是要趕緊找到槍！報社那塊地方自然是象篦子一樣篦了一遍兩遍三遍，家家戶戶都被翻了個底朝天（我住的那間12平方米的平房連天花板也撬開了），可是沒有；各個有「反革命」的單位也都反反覆覆地清查過了，有的甚至已經掘地三尺，但都令他們失望。與此同時，送到北京的「反革命材料」已經「一麻袋一麻袋」（北京的造反派，包括前面提及的北京地質學院的聶樹人，在中央文革看到了這些材料，他們還把當時逃到北京的青海「反革命」藏在了學校圖書館的書庫里），但是光有「材料」沒用，關鍵是要槍。有一個文件是總後205部隊政治處主任陳郁文的講話，他在會上氣急敗壞地對那些至今沒找到槍枝的「蠢貨」們說：有人說，我們在撈稻草，難道你們真的連稻草也撈不到？與會者立即醒悟，當天就有「一麻袋一麻袋」槍枝送到規定的地方。接著全省舉行了空前的大遊戲，而那些「反革命罪證」自然放在最顯眼的位置上。後來，中央調查組一眼就看出，原來這是各單位民兵的槍枝。
關於「反革命燒死自己的人」
這是他們製造的又一個彌天大謊。他們拿出了照片，有些善良的人便信以為真了。其實很簡單，那是地上一處處的煤火堆，是守衛報社的人冬夜取暖用的，當部隊衝進去的時候，正好在火堆旁的人如果中彈倒下，自然極有可能就倒在火堆上，而在當時一片混亂之中，誰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這一情況的。即以常理想想，一條燒焦了的腿，或者一隻胳膊，能證明這些人是因為反抗而慘遭「自己人」「火刑」的嗎？那堆沒有「火」的煤火堆能「燒死」人？還有，他們之中有人甚至已經身中數彈（調查組驗屍所見），這該如何解釋呢？當然，照片上是怎麼也不看不出槍眼來的，再說了，在一片紅色恐怖中，誰敢表示哪怕是一頂點兒的懷疑呢？據說，在他們準備的終於沒來得及展出的「青海818反革命罪行展覽」上，這張照片的說明是這樣的：「反革命喪盡天良，他們是一批比魔鬼還要殘忍的傢伙。他們把看出他們反革命陰謀，企圖逃出報社的人，活活燒死。這是現場照片。」我猜不到，我那張跪著的照片會寫上怎樣的「說明」，可惜，我沒看到。
關於總後勤部205政治處主任陳郁文及其赴京的前前後後
為什麼要專門記下這個陳某人，實在是因為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材料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話最為精彩的是他，頭腦最為清醒的還是他。前面說到的「撈稻草」那番話可以作為「精彩」證明，但千萬別把他看成了一個小丑，不，他怎麼說也是個「軍級」，從他的多次講話中可以看出，他始終懷著惴惴不安之心，特別是中央要青海省軍區的副司令員趙永夫、205部隊主任的張曉川和他進京匯報時，我相信，他的那顆靈魂肯定顫慄完全撕裂了。他為「趙副司令員」準備了一份詳細的「匯報講話」，自然是如何成功地鎮壓反革命之類，且總結了若干條「體會和經驗」，這裡需要插一筆：據後來張曉川「交代」（此人由於交代徹底，後來判的刑期最輕，記得是有期徒刑七年），他問陳某，此去京城如何？陳某答曰：「凶多吉少」。一行到了北京，住在京西賓館，匯報會是「林副主席」主持的，據說他們剛剛「介紹」完「鎮壓反革命的經驗」，沒等走下台，就被上來的警衛「帶走」了，十天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便發布《決定》，為青海「2.23事件」徹底平反。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中央來青海的代表對我們說，為什麼要用十天工夫？中央也希望快一點呀，但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萬無一失，要保證還關押在監獄裡的上萬革命群眾的安全呵。他們的頭頭抓起來了，可青海還有他們的人在，如果透露一點點消息，就不得了呵，可能狗急跳牆大屠殺呵……我們聽了都感動之極，有的還熱淚盈眶呢。
記得平反不久，我就寫出了長篇通訊：《血與火的報告》。而在此之前，報導守衛報社九天九夜的長篇通訊《風卷紅旗過大關》已經傳遍域中。歷史將如何評定這一切呢……
今夜月色清朗，那天可是飄著雪花，沒有月色的夜躲藏在霧藹中淹沒在血色中消失在哭泣中。都說人最可寶貴的是生命，將近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小伙如今都已是白髮蒼蒼的老頭了，不久前巧遇其中一位70多歲的老工人，經歷了那場大屠殺之後僥倖活下來的他，非常沉靜非常舒緩地對我說，中國老百姓的命其實並不寶貴，非常脆弱，非常非常不值錢，非常非常沒有價值。我想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一定想到了1967年那個風雪的日子，那個紅色的元宵之夜。他每年到那些「烈士」的墓地燒把紙，他說，不是為他們，是為自己……我不由想起《茶館》裡那些給自己燒紙錢的爺們。是的，那個正月十五的槍聲是一種抹不去的震撼，一想起它，心靈深處就會有一種難以撫平的顫慄。
我們的歷史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走到了今天，那些偏執與狹隘的肉食者們儘管允許（這可是一種恩惠）對過去了的那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盡情地詛咒，也允許（這也是政策放寬的表現）老百姓把十年中某些今日看來匪夷所思的一些故事化成茶餘飯後的笑料去傳播，然而卻不准人們去作理性化的思考和研究，一句「宜粗不宜細」使多少血淚在輕描淡寫中化成了七彩雲煙。於是，原本善於和樂於忘記過去的這個民族，在一片喜鵲聲中，在半個世紀裡，它在這方面的特色、特長、特點、特徵便長足地發展起來，慢慢地，人們只記得了當局希望和允准記得的東西，而將一切不希望、不願意、不應該、不批准記得的東西統統禁錮起來，讓它漸漸地從記憶里、書本里，從一切可以回想起來的角角落落打掃乾淨，即使恩准可以回憶的那塊世襲領地，也必須讓它快樂化、嬉戲化、粗鄙化，甚至下流化。一場屍骨成堆、流血漂擼的空前災難真的變成了輕歌曼舞的滑稽戲！
至少，他們取得了某些成功，且看今日那些可親可愛的大學生們，還有誰懂得「文革」呢？即使聽說，也已經妖魔化，什麼選妃子啦、飛機爆炸啦、紅海洋啦……但願是杞人憂天，我真擔心，在可以看得見的將來，我們是不是要遠渡重洋到人家的什麼「圖書館」「博物館」尋找文革資料研究人類這場「史無前例」的暴行呢？
然而，我毫不懷疑，歷史終究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摘自孫正荃《一個省報記者的生命檔案》
